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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退休的大使。等国家安全部门的鉴定就等了一个半月，他们要核实能否发给我出
国护照。就是说，这套体制非常落后。应该把一切材料都输人电脑，按一下键，什
么都清楚了。可我们却弄了一支审查大军，这支大军也有家庭，大家都需要工资，
所以他们抓住这一点不放。” ‘有没有过这种事：局长跑来找您，说您提拔的这个人家庭有问题，或有其他
更糟糕的事情？”
“从未有过这种事。”
“他害怕找您说这种问题吗？”
“他没有必要来找我。每个人都要研究一番，看他是不是敌人？这样是不可能
搞好工作的。我们的工作靠的是信任。没有发生过我们中间出了个敌人这种事。至
于怀疑某人……也许他有个兄弟酗酒，可这关他什么事呢……”
我曾问当过多年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又当过中央某部负责人和书记的叶
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在中央当部长时，需要参考克格勃对候选人的看法吗？”
“从不需要，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我从未征询过克格勃的意见。我任第一书
记时就是这样。不过，如果我在托木斯克州按老规矩办事的话，也许应该征询克格
勃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许多人是流放犯人的亲属。如果我照那种原则工作，
我很难选拔干部。我后来有时候得知一些情况，比如说，某人原来是被流放到西伯
利亚的一个富农的儿子。可这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的父亲在战争年代参加过战
斗，有一些流放犯人被允许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当时被流放的人很多，尤其是在
纳雷姆边疆区。难怪有人说：上帝营造了天堂，魔鬼营造了纳雷姆边疆区。犯人都
被流放到这个边疆区，最先是十二月党人，然后是民意党人，再后来是布尔什维克，
最后是富农。”
“难道您没指望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了解克格勃的一些情况？”
“不，我们没这样做过……我偶尔出席州克格勃分局的会议。我对他们谈什么
呢？谈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工作，请求他们予以帮助。他们绝对不干预党内事务。
他们依法行事，这一点让我非常满意。他们开展预防工作，看看会不会有人对秘密
材料漫不经心，若真有这种事，可能要坐牢，因为你丧失了警惕性。他们请人们去
座谈，这一举措非常有效。
“况且，我们州里有许多超级保密企业。还有一座秘密城市，人口达11万。这
座城市当时叫托木斯克…7，现在称作谢韦尔斯克。该市属于中型机器制造部，当时
我们有一半的核导弹是由该市来‘装馅’的。
“我们州有许多科学研究所，其中一半至2／3从事国防研究。因此克格勃有工
作可做。但在做自己的事时不能激起仇恨。
“安德罗波夫当政时中央甚至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位局长：托木斯克州怎么会没
有任何特别的案件呢？有一次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他甚至遭到了批评。他垂头丧气地
来到我这里：‘您瞧，我们还是老一套思维方式：既然没什么案件，说明没干活。’
我对他说：‘你该为此而感到骄傲！没有案件更好。如果出了案子，说明我们某些
方面存在着疏漏，就不得不把什么人给关起来。
“国家安全分局工作人员不多，但业务水平很高。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爱喝酒，喜欢女人，但这种人很少。”
“州分局的局长会来向您汇报情况吗？他通常对您说些什么？”
“经常汇报，向我讲述从事秘密军事课题研究的那些单位里人们的情绪，这是
指日常生活、工作及企业内的秩序，这些都是重要的情报，令我们获益匪浅。有时
人们并不总能直抒胸臆，而克格勃工作人员有眼线，他们能够了解到这些情绪。这
对我们有帮助，使我们不至于把事情弄到发生冲突的地步。”
“您知道您州里的那些保密工厂和研究所在干什么吗？”
“知道。作为第一书记，我哪里都能去，即便是最秘密的研究所也能去，并不
是所有州委的工作人员都允许进去，只有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能够进去。”
“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局长来到您这里，告诉您某某区委第一书记酗酒？或者
即使他不告诉您，您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即使他不说，我们也清楚。我们忌酒，也许这是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喝酒。为
什么我反对酗酒？实话对您说，原因并非像有些人写的那样，因为我出身于一个信
教的家庭。胡说八道！我知道，那些喝酒的人，他们通常在酒桌上借推杯换盏之际
解决一些人事问题。您想想，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去喝酒的人肯定收受了手下人
的礼物，因为得有钱才能纵饮无度……”
“您能肯定，您州里的克格勃分局局长没有向莫斯科打您的小报告吗？”
“我想没有，因为我没有被召去受训。我从未感觉到有人打我的小报告。如果
有，估计会有人告诉我。再说，我也没什么值得报告的事……”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说：
“我是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可却在受到一些人无耻的窃听，
而且我所有的电话都受到了窃听。当大使后仍受到窃听。我从丹麦回到莫斯科，坐
下来打电话，有工作要谈。但没法谈话，线路杂音很大，有人在窃听。我很生气，
于是说：‘你们在听我说话吗？这是你们的事，但请不要妨碍我工作！’杂音立刻
停止了，听筒里鸦雀无声。
“还有，当我还在市委工作时，有时晚上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间已经很
晚，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静悄悄的，可以安下心来工作一会儿……我听到办公室的
一个角落传出蜂鸣声，然后是另一个角落、我的办公桌……我觉得这是国家安全委
员会的伙伴在给我发信号，告诉我窃听器在哪里，他们也不愿干窃听这种事。
“早晨我来到市委，秘书告诉我：‘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今天检查了您
的通讯线路。’这意味着，新的窃听器又装上了。
“我被解除市委第一书记后，身后总是厚颜无耻地跟着个尾巴。我去图希诺的
姐姐家作客，他们正等着我。我招手，想搭辆车，一辆汽车停到我面前，车里坐着
两个人：‘请上车，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即便到国外当大使，我也知道是不会让我安宁的。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每逢
11月7日和5月1日，我都要把高级外交人员请到寓所吃饭。午宴过后，开始放音乐，
大家想跳舞。领事的妻子俯在我耳边说：‘在这个房间里您小心点。这儿有人在窃
听。’
“我非常清楚，这并非她本人决定警告我，而是她在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丈夫，
那是个善良、优秀的小伙子，是他想让我小心一点。
“每个使馆都设置了这样的部门，其任务是监视，以免发生不测。但不测之事
还是发生了。我们使馆出了个著名的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是个情报人员，
为英国人工作。
“有趣的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工作得很卖力。他研究过丹麦，了解丹麦。总的
说来，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但我一直无法信任他。后来成为克格勃驻外间谍头目
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柳比莫夫上校曾写道；使馆里只有大使不信任戈尔季耶
夫斯基。所以说，他们搞不清楚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
“监视让您感到难受吗？”
“根本不难受。一个人只有觉得问心有愧时才会难受。我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
过错。我是自愿要求去打仗的，整个战争都是在前线度过的。我工作诚实……”
维克托·瓦连京诺维奇·伊万年科将军领导过下瓦尔托夫斯克市的克格勃分处，
后来成为秋明州克格勃分局的副局长。我问他：“您同第一书记的关系如何？”
“第一书记对我来说是政治领导人。我应该向他汇报所发生的一切、最有意义
的工作成果以及问题。我的身份是一名部下。当然，没得到过任何关于要监视他的
指示。不允许收集关于党和苏联官员的情报。党的机关有自己的‘反间谍机构’，
即组织处，它负责抓党风问题。
“当然，国家安全机关的每一位领导，无论是市一级的，还是区一级的，都希
望同第一书记建立起某种非正式关系。第一书记通常也乐意把克格勃人员拉拢到自
己身边，以免他们打小报告
“外出视察工作一般都同行，第一书记通常会带着警察局长。检察长、克格勃
负责人，以这种阵容出发。对民众发表完讲话后可能会去打一会儿猎，这些都有助
于加深私人关系。我在实际工作中也碰到过一些少有的例外，即克格勃机构的领导
人同党委书记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谁能占到上风？”
“经常是第一书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一次，最后是讲原则的克格勃工作
人员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市委第一书记被解除了职务。这位克格勃工作人员得到情
报，一市之长非法勒索一些党委书记。这位领导时常接待客人，请他们吃喝，可党
内的账目上没有规定这种开支，因此市里一些单位的书记给他大笔送钱，补偿他无
法报销的开支。这场冲突以克格勃工作人员的胜利而告结束。
“这是一个特例。所有的命令中都写着：‘不得检查党和苏联机关的领导、检
察长和法官’。他们都是碰不得的人。
“我们被绝对禁止以党的机关干部，尤其是其他国家党的领导人为工作对象。
但曾根据一项经勃列日涅夫同意的特别指示，责成秋明克格勃分局负责有关希腊共
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萨哈利阿第斯的事宜，当时他用尼古拉耶夫的姓在苏尔古特市政
治流亡。在这件事上不止一次地受到过批评，也不止一次地得到过表扬，其中包括
我本人……”
我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
“您有过被监视、被窃听的感觉吗？”
“实不相瞒，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有人对我说过：叶戈尔·库兹米奇，您
在受到窃听。但我的性格使我并不在乎这个。我知道，在家里我肯定也受到了窃听，
因为权力更迭时曾拆除过什么装置。看来是有人在窃听，体制就是这样。”
“这对您有影响吗？”
“没有，绝对没有。”
“如果您想讲点私事，您也知道电话有人窃听，您怎么办呢？”
“没什么，我没有任何私下里的话要讲，我不播弄是非……”
克格勃地方机关的领导人又如何看待与党务机关的关系呢？
瓦列里·沃罗特尼科夫将军说：
“既有工作关系，也有私人关系。有时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应该去找第一书记，
向他报告重要情报。但由于我十分了解他，有些事我不会向他报告。这种事也有过。
“客观地讲，没人建议我们收集涉及党的领导人的情报。但这种情报终究会落
入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权利隐瞒。我们上报给中央，它又会像掷出的飞旋镖一样返
回到原处。结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区委第一书记来找州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求
‘给我们区换一个克格勃处长，我和他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