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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区换一个克格勃处长，我和他搞不好关系。’也有相反的情况，克格勃处
长请求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因为他没理顺关系。但这是非常少有的。
“如果是小问题，我们也会尽力不把它揭露出来。当有人因为过于尽心竭力而
把情况报到上级时，上级也会给予相应的看待。曾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干部
去国外，到那里后就松懈了，有些自由散漫。小组成员中有一个‘眼线’，回国后
他写了关于这一切的报告。负责为州党委编辑情报的干部把这则报告也列了进去，
送到了第一书记手中。经调查，原来这位党的干部得了胃溃疡，他根本不喝酒。代
表团中的所有女士都写了解释性材料，证明他表现很好。
“后来我亲眼看到党组织的那位领导对克格勃分局局长谈他对此事的想法。即
使有必要报告关于某位党的干部的品行，也不要拿这种小事来报告。告密引发这样
的反应，结果第二次已没有兴趣再做这种事了。”
“地方领导会不会认为任何事情你们都会向莫斯科报告？”
“我们不会去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猫就是用来吓唬老鼠的。也许他们会因
此而表现得好一些……”
反映党的高级干部问题的材料怎样才能到克格勃主席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又
该怎么办呢？
就此我询问了前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如果州分局的局长向您报告，说第一书记酗酒，把其他女人带到自己家，行
为不检点等等，您怎么办？”
“这种事是不会写到纸上的，也不会向我的副手报告。只有在一对一的私人会
见时才能谈这种事。分局局长必须得到我的同意才能专门就某个问题来莫斯科，或
者是在莫斯科时请求单独会见，然后说出一切并征询我的意见。”
“您会怎样呢？”
“我会记下来，告诉他：继续观察，看看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向我报告。如果
我确信情况非常严重，就去中央，找勃列日涅夫或主管人事的书记伊万·瓦西里耶
维奇·卡皮托诺夫说：注意，有苗头……
“有一次我去一个国家，随行的有5位将军。我国大使设宴款待我们，宴会接近
尾声时大使已烂醉如泥。克格勃驻外工作人员报告说，大使在招待会上也是这种样
子。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把我们克格勃的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为什么装聋作哑！
这会损害我们同这个国家的相互关系……”
无论级别多高的官员，克格勃都可以过问，只是在对领导干部进行调查时应该
得到中央的批准。
如果克格勃不去做这种事，又怎么能收集到关于内务部长尼古拉·阿尼西莫维
奇·晓洛科夫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梅杜
诺夫的材料呢？是的，勃列日涅夫不让动他们。安德罗波夫在成为总书记后才得到
机会收拾他们。1983年夏天，他们最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经过。
契尔年科在全会上发言时说：
“考虑到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在工作上犯的错误，政治局决定建议全会将他们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在近几年削弱了内务部的领导工作，走上了个人滥用
职权的道路。为自己和亲属建造别墅，把外国公司赠送给部里的3辆小轿车留作私用。
表现不够真诚，没有自我批评。借70岁生日之际拍关于自己的电影，为此花费了5万
多卢布。梅杜诺夫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边疆区的领导干部中贿赂风气盛行。确
凿的事实表明，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杜绝这种现象。经他同意，以拥有苏维埃
代表身份为借口未立案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他的这一行为败坏了自己作为一名领导
者和中央委员的名声。”
通过无记名表决，两人被逐出了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没有出席全会，梅杜诺
夫走出了大厅。后来，晓洛科夫开枪自杀，梅杜诺夫退休回家。
安德罗波夫以克格勃的侦查材料为依据向腐败宣战。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人
民已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前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对我讲了安德罗波夫有一次召见他
的情景。安德罗波夫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您不认为该管管乌兹别克斯坦了吗？我早就开始注意那
里的情况。应该开始这项工作。”
利加乔夫说：“我们准备立即着手。”
安德罗波夫说：“您知道该怎么做，把拉希多夫请来。”
利加乔夫寻思开了：他当时只是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负责人，而乌兹别克斯坦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维奇·拉希多夫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安德罗波夫鼓励他说：“您不用难为情，就说是受我所托。”
不久，拉希多夫来到莫斯科。有人通知他利加乔夫请他去一趟。拉希多夫像主
人似地走进办公室，他的样子似乎在说，什么部的负责人竟敢找他谈话？
利加乔夫回忆说：“起先他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只好对他说，是受尤
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之托和他谈话。他坐下来，对我说话也变得温和了。事先我已
把50…60封信摆在桌上。他立刻明白要谈的话题了。最后我说：‘我建议派一个委
员会去乌兹别克斯坦。’他说：‘我们现在正是收获棉花的季节，你们会妨碍工作。”’
利加乔夫同意等一等，等收获工作结束后再说。他说：
“后来我们派去了一个委员会，查出当时最为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首先，棉
花产量存在着严重虚报问题。顺便说一句，拉希多夫每两年得到一枚列宁勋章。其
次，共和国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他的亲戚。在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有30多位拉
希多夫的亲戚。此外，苛捐杂税和送礼之风猖獗。
“就拿他妻子去下面州里来说，既然汗的妻子来了，意味着应该送些什么。整
车整车的贡品……最后在塔什干召开中央全会，我被派去出席这次全会，许多人被
开除公职。但遗憾的是，后来格德良一伊万诺夫之流横加阻挠，他们借‘乌兹别克
案件’向上爬，甚至指责我收受贿赂……”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名义上的记者
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从一件不愉快的事开始的。为了回击苏联情报人员遭逮捕一
事，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批准拘留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丹尼洛夫是俄罗斯族人，对俄罗斯有着极其浓厚和真诚的兴趣，他试图查清自
己祖先的有趣经历。他没有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卢比扬卡也知道这一点。却突然
演变出一场丑闻，一场令苏联新领导的形象并不是非常光彩的丑闻。
克格勃使戈尔巴乔夫相信，应该逮捕这名记者，因为通常都是这种做法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同意了。后来他大概意识到，他
做错了。
苏联反间谍工作者不相信，记者不再是美国情报人员的“掩护身份”。之所以
不相信，是因为大部分苏联驻外记者都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至少是情报总局的工
作人员。
在塔斯社和新闻社较大的驻外记者站，有克格勃的固定编制。至于电视和广播
单位的驻外记者站，克格勃人员或者充当第二记者，或者当摄像师。而报纸记者，
除《真理报》外大部分都是情报人员。
70…80年代我在《新时代》杂志工作时，每个工作人员，包括打字员在内都知
道，12个记者站中只有两个记者站是杂志社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后来也交给了克格
勃。
是否设立新的记者站同样要取决于克格勃的需要。主编给苏共中央写秘密报告，
内容是要求在某个国家建立记者站，并会注上“经苏联克格勃（）同意”。括号里
是克格勃副主席的姓名。
在情报人员中有些人非常有才华，文章写得生动有趣。1991年后有些人自愿离
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从事新闻工作。但也有一些人，连简短的消息都写不好。
我感到奇怪，如果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思想表述于纸上，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主
要任务呢？
即便“记者”不给编辑部发任何消息，也不会有人抱怨。我只知道曾有一个报
纸的编辑，他给主管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副主席打电话，执拗地说，派给他的情报人
员就工作能力来说什么都干不了，尽误事，因为他无法胜任报纸工作。
一位惊惶失措的将军情报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迅速赶到这名编辑那儿，把
一叠材料摆到他的桌子上说：“您自己挑，看谁合您的意。”
这位编辑明智地拒绝翻看情报人员的卷宗，但请求派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后来
就照他的话做了……
为了不妨碍苏联和美国在减少双方关系中的紧张和稍稍拉近距离方面所做的最
初尝试，不得不放了尼古拉斯·丹尼洛夫。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将军写道，在改革时期成为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丧失
了信心，从原来的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变成了一个易怒、脾气暴躁的人。他领会不了
情报资料，也无法理解国际局势。
我曾询问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政治局的同志对切布里科夫印象如何。
据说，克格勃主席看起来是个阴郁而沉闷的人。事实是这样吗？
“唉，没办法，就是这样一种性格。他有些孤僻，乍一看显得有些冷漠，但他
是温和、可靠的人，我们大家都信任他。他不看戈尔巴乔夫的脸色行事，他是少数
几个能够以应有的分寸提出反对意见、试着让人相信并接受自己想法的人之一。”
“克格勃主席找过您吗？或者他只找总书记？”
“我曾因为什么事去过他们克格勃一次。他也找过我，为了在某一问题上得到
支持，或通报些信息。总的说来，我对特工机关没有特别的需求，他们通常去找一
把手，规定就是这样。”
“他们向你们提供关于国内形势的材料吗？”
“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得到有关同一个问题的材料，例如从克格勃、
情报总局、外交部和塔斯社等。我们不缺情报。我们可以比较、对照。我通常每天
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来阅读文件。但也有许多这样的情报，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是
为了取悦一把手或级别最高的几个人，而没有提供确实可靠的情报。” “您在把克格勃的情报同自己所了解到的东西作比较时，您有何印象？机关干
部更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吗？”
“不，机关里的人了解不到任何新东西，尽管有分析报告。比如说，关于犯罪
情况，我们得到的是相当内行和专业的文件。”
“总书记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吧？”
“我想是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我不得而知。我不过问这种事。例如，
他可以得到关于大使馆活动的情报，我要这有什么用呢？可他需要，国际部的人直
接找他。”
“总书记休假您代理工作时能得到这些情报吗？或者说仍是送给总书记？”
“送给总书记。我收不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