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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搞的，他知道我的一个重要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利用得相当成功……”
“那么什么是他投靠英国人的借口呢？”
“晚些时候，当我研究情报安全问题时，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材料，绘制了可能
从我们阵营逃跑的人员肖像，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可以说，
利亚林与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同，并非一开始就是间谍。他是一个非常容易感情冲动
的人，喝酒很多。而当一个人经常喝酒时，整个心理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作出
一些不恰当的反应，而且过于警惕。
“利亚林是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英国警察抓起来的。我想，这是一个借口。如
果此类事情发生在外国大使馆官员身上，这样的拘留通常有反间谍部门参与，或者
是将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立即报告反间谍机关，请他们参与。
“英国反间谍机关可能知道（甚至肯定知道）利亚林与使馆商务处一名女工作
人员的风流韵事，她是一个有夫之妇……我认为，英国人拘留他后与他进行了详细
谈话。这样的谈话可想而知。比如，他们威胁说；我们知道你有风流事，如果说出
去，就会把你送回国，你就会被克格勃解雇，被扔到街头，整个仕途就完了……
“我不认为他马上就作出了决定。很可能是，他答应考虑考虑。他在警察局被
拘留到天亮。如果他作出了决定，他们早就把他释放了。因为时间很重要：不能让
间谍从自己情报机构人员的视野里消失，不能让情报站的人员开始寻找他。
“而他们把他拘留到天亮，我们的领事去了他那儿，把他领回来，带到使馆。
真不凑巧，利亚林所尊重的情报站长当时不在使馆，而副站长对他有偏见（人们的
性格常常合不来，此事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副站长对利亚林所说的正是英国人所警告的：哈哈，原来是这样！这里没有
你的事了，你收拾东西，在24小时内我们把你送回国。这正好是忌讳的。
“即使一个人遇到不幸，甚至他处于被策反的境地，也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
对待他。我的工作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信任，这是对的。在上述谈话后，
利亚林作出了最后决定：原来如此！所以他走了……”
英国人驱逐了105名苏联公民。利亚林出卖了大家，所以情报站必须重新建。英
国人对苏联工作人员作出限制，我们不能派遣以前在那里工作的那么多人了。法国
人步英国人的后尘，也把一大批苏联情报员驱逐出国。接着又有一些国家效仿。
克留奇科夫对这些失败的事件不能承担责任，但是他明白了，只要有一名叛逃
者，就会带来多大的损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外交官打开报纸
这样大规模的驱逐后来依旧发生。1983年4月，因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一下子
就有近50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赞成这项行
动。据说，他甚至在反间谍机关提交给他的100人的名单中亲自点出47人。
莫斯科没有采取报复措施。对克格勃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莫斯科不想恶化与
法国的特殊关系。而当其他国家这样做时，苏联领导人没有这样宽容。
1976年，当年轻的德国大使馆新闻官文贝尔哈德·海肯打开当时在苏联很受欢
迎的《文学报》最新一期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报纸报道说，这个德国外交官是
一名以外交豁免权为掩护的间谍。
但是艾贝尔哈德·海肯根本不是西德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克格勃也知道这一点。
没有一个大使馆能够保住这样的秘密：谁是真正的外交官，谁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
间谍。海肯成为莫斯科和波恩间谍外交游戏中的牺牲品。
当时西德电视台拍摄了关于苏联外交官的电影《莫斯科的间谍们》。莫斯科知
道将要上映这部电影。克格勃让一位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苏联新闻记者以苏联领导
人的名义去西德大使馆通报大使，如果在西德电视台上播放这部电影，苏联将把它
看作是敌对行动。苏联警告说，放映这部电影将引起后果。
这位吃惊不小的记者说，他需要有书面委托书才能执行如此敏感的使命。他从
克格勃那里得到了没有签名的文本，其中写道：“委托你去西德驻莫斯科大使馆并
通报大使……”
深夜，记者来到西德大使馆。当时在大使馆门口值班的警察警惕性很高，一般
都要对照事先拟定的名单，检查每个要进入大使馆的人的证件，但是这一次他什么
也没有问，立刻就把来访者放了进去，并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西德大使了解并高度评价这位记者。他认真地听取了他的叙述后说，将把此事
向波恩报告。”
但是西德外交部并不直接控制电视台。这部电影还是播映了。克格勃想找一个
报复的牺牲品。新闻官海肯于是被宣布为间谍。对命运的极大讽刺是，海肯与那位
被委托去西德大使馆对德国人施加影响的记者几乎是朋友……
为什么恰恰选中艾贝尔哈德·海肯？为什么不宣布那时在莫斯科工作的联邦德
国情报局真正的成员为间谍？
事情经常这样。与一般所持的意见相反，反间谍局很少向外交部请求驱逐已被
发现的情报人员。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监视他，确定他的工作方法和他的关系，并
与他周旋。如果已经决定要搞一次规模不大的公开的丑闻，那么往往选择与情报局
没有关系的人作为牺牲品。
艾贝尔哈德·海肯反正是要返回波恩，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4年任期已满。他
离开莫斯科的日期早就知道。这样他就被选为牺牲品。苏联克格勃和外交部甚至没
有限期让德国新闻官离开。既然如此，德国人也就没有理由采取报复措施和驱逐苏
联外交官。西德和苏联就这样固西德播放关于苏联间谍的电影而互相进行了打击。
但是遭到克格勃报复的海肯本人怎样呢？
他想永远忘记俄罗斯，从事其他工作。他总是认为这段可悲的历史是人为制造
的不幸事件。
海肯在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了4年，后来终于又回到俄罗斯事务上来。198
9年他重新返回莫斯科工作，被任命为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公使，是仅次于大使的使
馆第2号人物。俄罗斯立即就给了他签证。没有人再提起那段历史。与此同时，也没
有人向他表示道歉。
“甚至在70年代，对于德国外交官来说在苏联工作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海肯
在回忆自己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工作时这样说。
海肯每天看《真理报》的社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各种讲话，学习只有苏联公
民才熟悉的通过字里行间了解重要内容的阅读艺术。
外交官们知道，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可以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片段来判断这个大
国的生活。这是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专家们大有可为的时期，按海肯的话来说，
这种研读报纸的艺术作为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有益的，但是它不给予准确的回答，
而总是给人一种不肯定的感觉。
选出的苏联德国问题专家协会的成员经常在位于大格鲁吉亚街上的德国大使馆
旧楼里聚会。这是这些专家们引以为自豪的特权，不仅因为大使馆热情款待他们，
而且因为他们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处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冯·舒伦
堡公爵纪念碑是使馆传统的证明，正如碑文所写的那样，他“为德国人民的荣誉而
献出了生命”。这位二战前担任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阴谋，结
果被绞死。
海肯永远也不知道，他的交谈者究竟有多少坦率，他们是否在执行某人的委托
而把某些情况告诉他，或者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愿望而试图帮助他明白究竟发生了什
么事情。
这位新闻官和未来的公使毫不怀疑，使馆的有些来访者非常想与德国人进行坦
率的交谈，但是他们害怕被窃听。在招待会上苏联的德国问题专家们以怀疑的目光
观察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自己人：同行中有谁明天可能会汇报某某人与西德外交官
进行了特别长时间的和坦率的谈话？更为内行的客人们则害怕克格勃安装在使馆里
面的窃听装置……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副秘书长在哪里？
1978年3月的最后一天，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夫琴科来
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大楼。苏联代表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
邀他到代表处来，向他转交了莫斯科发来的密电。舍夫琴科被要求紧急回国。
这一电报使舍夫琴科惊慌失措。他回到自己在联合国大楼的房间后，打电话给
自己的联系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军官。
舍夫琴科什么也没对妻子说，只给她留了一个纸条，这纸条妻子次日清晨才看
见。他把女儿的照片、妻子与葛罗米柯外长妻子的合影以及一大堆与勃列日涅夫的
合影放人公文包。
然后，他沿着防火用的楼梯下楼，穿过街道，坐上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美国人把他藏在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房子里。
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驻联合国代表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
要求美国人安排他们与舍夫琴科见面，他们想确认，舍夫琴科确实是决定留下，而
不是被匿藏起来了。
但这是毫无用处的谈话。两位大使劝说舍夫琴科重新考虑，而舍夫琴科重申他
将留下，这是他最后的决定。
舍夫琴科逃跑后，安德烈·葛罗米柯生气地对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说，
他有很多助手，但是他不记得有舍夫琴科这 么一个人。
反间谍人员搜查舍夫琴科在莫斯科的住房后，给安德罗波夫带来了外交部长在
家里与逃跑的助手一起合影的照片。
但是这不意味着舍夫琴科与部长关系密切。他与部长的儿子阿纳托利·葛罗米
柯关系很好，阿纳托利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
舍夫琴科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时与小葛罗米柯相识的。他们一起写文
章。此后舍夫琴科被吸收到外交部工作。阿尔卡季·舍夫琴科迅速升迁，1969年成
为葛罗米柯部长的助理之一，并在叛逃前的5年期间担任联合国主管政治问题的副秘
书长，这一职务虽无多少实权，但是非常荣耀。
舍夫琴科在正式叛逃一年多以前就请求在美国避难。美国人答应给他把一切都
安排好，但是要求他暂时先为美国政府，即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段时间。
舍夫琴科能向美国人提供什么呢？
莫斯科关于苏联在联合国采取什么立场的指示，发往国外使馆和代表处的材料，
他与来自莫斯科的高级客人的谈话，以及他所知道的克格勃和军事情报机关驻外人
员名单。
他并不知道很多重要秘密。
阿尔卡季·舍夫琴科担惊受怕地度过了很多年。当他为了叛逃而给美国中央情
报局工作时，担心克格勃人员怀疑他，强制地把他押上飞机，带回苏联并枪决。他
猜得不错：差一点就对他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