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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安全局是我们国内最大的
安全局之一，我担任局长，刚刚获得将军军衔，连将军服还没有来得及穿，还没有
熨好。
“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指责第五局进行政治搜查。当时正在进行改革，这一改
革喊得很响亮，愿意在第五局工作的人不多。我想，如果我拒绝，国家安全委员会
的领导们将有理由批评我胆小。
“而我从小就有一个特点我不愿听别人说我是胆小鬼。记得小时候大家从
二层楼往雪地上跳，我觉得可怕，但是我第一个跳了下去。可见这个性格特点也起
了作用。
“只有我来到了莫斯科，第一次派我到热点地区长期出差。在这个职务上我没
少出差：在亚美尼亚半年，在格鲁吉亚半年，在塔吉克斯坦半年，经常去乌兹别克
斯坦和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这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所以我甚至没有感到自己是在
总部工作。”
“那么您在热点地区做了些什么呢？”
“1990年1月13日在塔吉克斯坦开始了大规模骚乱。1个小时后我就出发了。飞
机从伏努科沃机场起飞。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紧急行动和调查小组以及反恐怖行
动‘A’小组的一部分成员。接踵而飞的是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一个营。规定了具
体任务制止骚乱，找到并惩罚肇事者。在飞机上开始互相介绍时，才知道我们
这批人里谁也不了解塔吉克斯坦首都的情况。
“在‘A’小组里找到了一个很久以前曾在杜尚别住过的小伙子。我们马上就把
纸摊在膝盖上画杜尚别地图，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立即占领城里的战略要地。
“没有任何人在机场接我们。伸手不见五指，天气恶劣。我们上了汽车，直奔
共和国克格勃大楼。进了楼，一片漆黑，值班的人对我们要来一无所知。
‘主席在哪里？’
‘在睡觉。’
‘把他叫醒。’
‘不！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叫他。’
‘还有谁在？’
‘所有领导人都在这里。’
‘在干什么？’
‘睡觉。’
“已经是夜里3点。但还是叫醒了共和国克格勃第一副主席。我们上了三楼。阳
台上架着机枪，但是机枪手睡着了。
“我们把当地的内务部动员和组织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交通工具。当我们坐下
来讨论局势时，我们的人已经集中在最重要的地点。
“这是惟一的一次我们完全平息大规模骚乱。立了70起刑事案，所有这些案件
都被法院审理，所有肇事者都被判决，恢复了合法的政权，全城肃清了匪徒。
“我们动员当地居民，成立了民兵，其中既有俄罗斯族人，也有塔吉克族人和
乌兹别克族人。他们都团结起来，封闭了自己的区，不让匪徒进去。这样我们就使
匪徒们得不到支持。
“我们成立了一些由15至20人组成、乘着面包车的机动小组，他们是当地反恐
怖小组的小伙子、‘A’小组的两三个人和维捷布斯克空降兵师的自愿者。只要我们
一接到有关出现暴乱者的消息，这些机动小组就出发去追剿。15个训练有素的战士
很容易对付100来人。
“半年后我们返回莫斯科时，我们的工作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决定奖励这次
行动的参加者，提名授予他们奖章。但是领导认为这个主意从政治上来说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奖励那些镇压的人……
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很快就变小了，新的时期来临了，克留奇科夫尽
力去适应它。卢比扬卡起草并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个国家安全机关法。
该法律于1991年5月生效。
政府首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坚持除了内务部以外，克格勃也应参
加打击团伙犯罪和贪污腐败。后来证明这个主意不是很成功，特工部门不能去寻找
犯罪分子。但是那时克留奇科夫没有反对，他竭力想证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不可或
缺性，并开始建立相应的克格勃分支机构。
安全人员在电视新闻记者陪同下，开始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地检查，查看货架底
下藏着什么东西。
1990年12月在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克留奇科夫自豪地说，由于共同努力，
“成功地揭露了日用消费品储藏、运输和销售方面许多重大的盗窃、滥用职权、读
职和玩忽职守的事实”。
克格勃主席告诉代表们，在贝加尔纸浆造纸联合企业的工人供应处发现了sbo吨
肉，在图拉的一个基地发现了30万盒茶叶，而在萨拉托夫发现了5万听鲑鱼鱼子酱。
克格勃主席不仅证明了他的部门是多么有益，而且按照老习惯说，所有食品问
题都是领导组织能力不强、破坏或投机倒把造成的。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盖达尔的改革开始后，卖货者不再囤积商品，相反，他
们千方百计地推销，而且尽量多推销。不需要任何克格勃。克留奇科夫不懂得这一
点，或者是他不想懂得。
克留奇科夫关心的是让大家都看到，公开性也扩大到了克格勃。他会见新闻记
者们，有一次还会见了一些著名的女记者，与她们一起摆姿势。
他甚至公开了对外情报局的档案，允许新闻记者和作家们查阅一些实际的案件。
我自己就获得了研究出色的俄罗斯歌唱家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普列维茨卡娅
及其丈夫白俄军队的将军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科勃林案件的机会，而
且据别人对我说，是克留奇科夫亲自批准的。他们夫妇俩在国内战争后移居国外，
并在30年代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克格勃人员给我送来三卷很厚的对外情报局档案，
我研读了它们。
后来才搞清楚，并非所有材料都保存在档案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
而且在苏联解体后，当科学院院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领导对外
情报局时，档案馆的大门重新关上了。我想继续查一些材料，因为普列维茨卡娅和
斯科勃林同苏联的其他间谍一起工作。然而我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是非常重要的秘
密，无沦如何不能公开！看来，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对此并
不了解。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多层馅饼
在改革年代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什么呢？
克格勃第五局的中校亚历山大·基齐欣说：“我认为，60％至70％的克格勃工
作人员期待和希望发生重大变化。在我们自己这里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工作人员
在工作过程中重新考虑了自己对所发生事件以及对过去被认为敌人的那些人的态度。”
“如果大多数克格勃人员希望改革，那么为什么这些改革没有从卢比扬卡开始？”
“知道吗，党的干部不断充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是地方上的共青团书记和
外地的党的工作人员。他们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职务，工资很高。来到莫斯科，这些
人在克格勃起主要作用。”
“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后，在克格勃发生了什么？”
“正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克格勃人员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究竟是什么的第一批
言论。这就是奥列格·卡卢金将军、雅罗斯拉夫·卡尔波维奇上校、第二总局
反间谍局官员弗拉基米尔·莫罗佐夫，以及克格勃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安全局的64
名造反的工作人员。第五局认为必须对我们部门进行彻底的改造，小伙子们开始讨
论新的局结构。”
“内部讨论还是公开讨论？”
“到处都讨论，不仅在业务会议上，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他们去找勃普科夫将
军。伊万·帕夫洛维奇·阿布拉莫夫将军接替勃普科夫担任局长之后，他们又去找
阿布拉莫夫将军。大家都赞成改革，喊道：你要正确地考虑。后来中央委员会决定
改造第五局，勃普科夫亲自写了关于我们局的新条例。第五局改名为宪法制度保卫
局，撤销了最没有必要的那些处，例如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处等，并提出在人道主
义领域监督共同活动的任务。但总的来说这还是小修小补，整个局还是老样子。”
“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逐步地我们开始感觉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已被卷入到反对改革的行列里。人
员开始大量外流，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不是那些工作很久的人不得不考虑退休金，
流走的人会更多。我们和军人一样，退休金取决于工龄。在克格勃工作了十多年之
后，失去退休金很可惜。”
“在决定性的1991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是一种什么情绪？”
“据我估计，委员会里大约10％的人是专业人员，、尽管上司有指示，他们基
本上遵循自己的原则。15％的人是党务工作者，是委员会的骨干。其他人都是没有
固定倾向的人，根据政治风向而左右摇摆。正是这样的力量对比导致1991年8月政变
失败。阴谋者们没有想到，铁板一块的委员会变成了多层馅饼。”
“克格勃的领导人有没有准备让自己的人参加8月事件？”
“对党务工作者们不需要劝说，因为这些人很清楚，继续改革将破坏他们丰衣
足食和安宁的生活。但是对那些立场不定的人当然要适当地引导。因为几年来一直
对他们说，民主派是敌人。
“在1991年春，开始为我们安排与一些‘有意思的人’会见。过去是邀请运动
员、宇航员和演员，现在却突然邀请《苏维埃俄罗斯报》全部编委，而且克格勃礼
堂座无虚席，人们全体起立欢迎。在与当时同波罗的海人民阵线作斗争的人民代表
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和叶夫根尼·科甘会见时，人们高呼‘乌拉’。
“阿尔克斯尼斯反对戈尔巴乔夫，所以全场爆发掌声。换句话说，国内最重要
的护法机构欢迎反对合法总统的讲话。
“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作了长篇
讲话，实际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一讲话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我们单位发
到每个处，并下令每个人都要学习。”
“政变前夕在你们局发生了什么？”
“也是两极化。我们局的年轻人开始公开退出苏共。”
前政治局委员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克留奇科夫在苏联
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存在着一条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总路线，在许多地区存在
着恐怖和暴力，舆论工具掌握在反苏反共力量的手中。所有这些都应该有限度，应
该行使权力。总统具有关于一切问题的详细和及时的情报。现在不采取特殊行动已
经不行了…… 关于实行特别紧急状态或总统治理的问题正在积极讨论中。克格勃主席认为这
是完全必要的。1991年2月克留奇科夫说：“虽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
乔夫反复强调这是极端措施，我认为，如果局势复杂化，总统有全权这样做。”
1991年6月17日，克留奇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上支持给予瓦连京·谢尔盖
耶维奇·帕夫洛夫总理要求的特别权力。
克留奇科夫出人意料地引用了14年前他的前任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
一封便函。安德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