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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派他去柏林任总领事，因为他懂几种外语，而且在国外生活过。然
而很快他就被驱逐出了德国，因为在苏俄外交使团的行李中发现了传单。于是，缅
任斯基又被派往乌克兰，在那儿他当了几个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检查团的副人民委
员。
1919年秋天，缅任斯基回到了莫斯科。捷尔任斯基给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里找
到了一份工作。
1919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下属特别处的
章程”。其中指明这些部门的任务是与陆海军中的反革命活动和间谍活动做斗争。
由于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斯基当时身居高位并且享有极高的威望，所以那时强调特
别处应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一规定于1931年被废除，自
那时起，军事反间谍机关就不再受军队的领导了。）
军事反间谍机关就这样产生了，它不仅侦缉间谍和叛徒，同时也跟踪军事将领，
研究军队中的情绪。
此外，由于当时全俄肃反委员会里尚没有外事部门，所以它的特别处还要负责
海外的以及白军和外国占领区的情报工作。
第一个领导特别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
1919年9月15日，缅任斯基被任命为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的特命全权代表。
一年以后他已成为特别处的副处长，又过了几个月成了处长。1922年7月，他被正式
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缅任斯基既向捷尔任斯基，也向托洛茨基汇报各地特别处的工作，汇报军队中，
而且也不仅仅是军队中的形势。托洛茨基当时是比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重要得多的
人物，因此军人们很自信，并不害怕“契卡”人员。然而，在托洛茨基离开军队以
后，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可在国内战争时期，一个大发雷霆的集团军司令就可
以轻而易举地逮捕“契卡”特别处的负责人，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的话。
缅任斯基对陆海军人民委员是无限忠诚的。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来到车箱里向我汇报特别处在军队中的工作。
“说完了正事之后，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地倒换着左右脚，带着
他那曲意奉承的微笑，让人感到不安和困惑。最后，他终于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反对我的复杂的阴谋。
什么，什么？我感到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那时我连一点点这类的思
想准备都没有。
是的，他想让列宁等人相信，您纠集了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专门为了反
对列宁……
您疯了吗？缅任斯基，您清醒清醒吧！我不想谈论这些。
“缅任斯基走了，一边歪着肩膀、咳嗽着。我想，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为自己
寻找其它的轴心，以便继续绕弯子。”
由此可见，向上级领导汇报政治形势以及政治家们的行动这种做法早在那
个年代就已成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传统。
缅任斯基对托洛茨基的这种信赖并不值什么，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特别
处长很负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别无其它。
自1927年始，在捷尔任斯基去世之后，和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斗争就交付给了
国家政治保安局。缅任斯基的人在这个斗争中是完全不择手段的。一次，有个人找
到了托洛茨基的某个亲信，说他有办法弄到胶版誊写器来为反对派复印他们的文件
（在复印机出现以前，这是印文件难得的好机会）。可就在此时，政治保安局的人
来搜查了，认定来人是弗兰格尔的旧军官。于是，就向全国宣布：反对派是和侨居
国外的白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个所谓的旧军官是“格帕乌”
派去的奸细。
1927…1928年间，所有知名的反对派人士，大概共有150人左右，全都在“格帕
乌”代表的监督下被从莫斯科驱逐到边远城市去了。而在1929年，缅任斯基奉命组
织了把托洛茨基逐出俄罗斯的行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水貂皮和情报机关的传统
1920年12月20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关于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的第
169号命令。其中说：
1．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组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2．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外事科所有的工作人员、资产及工作全部转交给新组
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3．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服从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同志的领导。
4．任命达维多夫同志临时代理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处长。他应在一星期之内
向主席团提交外事处组成人员的名单。
5．自本命令公布之日起，全俄肃反委员会所有部门与外国的联系以及同外交人
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转运中心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联系都要通过外
事处进行。”
自这个情报机关产生之日起，它就由缅任斯基领导。1923年9月18日，缅任斯基
又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第一副局长，那时捷尔任斯基更多地是管理经济，而
把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事交给了自己的副手们。
在20…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成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在这方面，缅任斯
基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俄“契卡”的优越性首先在于，来此机构工作的都是些经验丰富的人，是那
些经过地下斗争、秘密工作以及与沙皇警察及监狱当局斗争过的布尔什维克们。
其次，第一代的苏联情报人员都是些生于国外或被迫长期流亡国外的人，他们
在国外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些国外的地方真的就是他们的家。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在苏维埃俄国诞生以前，一般都认为间谍和反间谍机构
都只是战争期间才需要的，和平时期就解散它们，有普通的警察就足够了。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之后，就不再有特工机构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前也没有情报机关，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才在英国的帮助下着手
建立。
英国人曾把特工机构削减到最低限度，法国人也是如此。只有全俄“契卡”的
机构和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像添加了酵母粉一样地膨胀了起来。这就是此类机关在20
…30年代颇有成绩的原故。
任何别的国家也没有为此花费了这么多的钱财和气力。苏俄曾认为自己几乎有
能力和全世界打仗，因此对它说来，在全世界进行地下战争也是完全自然的。
第一代苏联情报人员大多是由忠于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去干情
报工作不是为了出国。他们是为自己认为伟大的事业而献身的。开始，他们求助于
自己的天然盟友外国的共产党，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是不
能成为情报人员的，因为他们已被当地警方登记在册，他们没有活动的余地。
于是，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就开始寻找“后备” 间谍即那些具有左倾
观点的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对于那些同意合作的年轻人，则劝说他们不要公开发表
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伺机在国家机关中找个工作位置，最好是能打进当地的特工机
关中去。
这种思想意识相同的志愿者为数不多，因此也找了同意为金钱而工作的间谍。
苏联情报机关的招募人员大概首先想到的是在同性恋者当中寻找间谍。第一，
这些被迫过着双重生活的人最善于保守秘密；第二，他们在同性恋者的圈子里比较
容易地就能找到情报机关感兴趣的人物，而且在床第之间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探听出
任何秘密来。第三，当时在同性恋者当中，社会主义思想广为流传。30年代在英国，
具有左倾观点的同性恋者集团被称之为“同性恋者国际”。
情报机关是借助于自己的一个著名间谍，英国人盖伊·伯吉斯，了解到这批人
的可贵之处的，伯吉斯是金·菲尔比的朋友和战友。交给怕吉斯的第一个任务是招
募一名英国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伯吉斯于是同那人建立了暧昧关系，从而完成了任
务。 当有人用不大尊敬的口吻描写菲尔比及其朋友们时，苏联情报机关的资深工作
人员会感到由衷的气恼。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菲尔比确实富有天才，那是事实。可
惜的是，苏联对外情报局档案馆中保存的真实文件中所描绘的菲尔比及其朋友们，
却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非正常的性关系、当时还难以医治的梅毒症和家庭纠纷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还有对世人的愤怒不平：怪别人不认识、不承认自己的才干，仕途的艰难以及想在
暗中操纵他人的愿望，这一切就是当时一大群年轻的英国人跌人莫斯科招募人
员所张开的罗网的原因。这些人不愿正视现实，自以为在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从
而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这是一群奇怪的、非凡的、不同寻常的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可以动手杀害自己
不久以前的同事，这些不谋私利的人也会伪造国库债券。在20…30年代，一些人为
了逃避平淡、空虚的日常生活，为了寻求刺激而投靠情报机关。高尚的男人们的游
戏比去狩猎打野兽更纯洁一些！
专家们研究我国情报工作的历史时，一般是从伊凡四世在1549年所建立的外交
衙门开始，那时候在外交活动与情报活动之间还没有什么区别。在伊凡雷帝时代也
已开始了对间谍的惩治：1570年，外交衙门的负责官员伊万·维斯科瓦特被残酷地
杀害了，因为他被怀疑叛国和阴谋反对朝廷。维斯科瓦特曾经很巧妙地招募了所谓
的“有影响的代理人”，在我们的时代连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克留奇科夫都非常害怕这种人。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创建了枢密衙门，情报活动也交给它管理。
有趣的是，枢密衙门很快也开始为沙皇家族服务，完全跟克格勃一模一样。那
时的特工头目没有什么将军称号，只叫文书。沙皇去打猎，或是去拜神，都由他陪
同。如同叶利钦的卫队长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中将一样，他在朝
廷里有着非凡的影响能代替沙皇签署命令。
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时代，已有一位叛变者逃到了西方，而且是
一位英勇的情报人员。看来，这个传统也是由来已久的。
也和现代一样，自古最困难的事就是和最近的邻国搞好关系。据《俄国情报机
关史论文集》中记载，外交家和情报人员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曾受命去调查波格
丹·赫梅利尼茨基①的情况，说他是一个“自称为乌克兰统帅的来历不明的人，他
同‘共和国’进行武装斗争并要求莫斯科的沙皇接纳他以及他的哥萨克队伍加人俄
国国籍。”
赫梅利尼茨基称自己是贵族，而警惕性很高的马特维耶夫查出了他的底细：原
来这位乌克兰统帅的父亲是个“卖肉的犹太人”，而赫梅利尼茨基本人最初只是个
“开小酒馆的”。
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不轻信自己的间谍。著名的法国外长塔列兰也曾是受雇
于俄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发出警告，说拿破仑准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