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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遇刺身亡。斯大林对巴尔比尤斯说：“作为对此事件的回答，我们枪杀了20个白
卫军。工人们对此非常满意，可他们说：枪毙的太少了，咱们这里还有不少这样的
寄生虫在到处游荡……
“应该弄清楚，是对什么样的人判处了死刑。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里都是些什
么人呢？都是些和苏维埃政权作战的贵族、公爵、沙皇的将军们、沙皇的军官们。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名单里有非剥削阶级的代表，很少有，可能有一两个，恐怕也是
间谍…… 当有人指责我们不是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时，我们就想这样回答：我们
本来也不打算保护所有的人。我们原本就公开声明，我们的制度是带有阶级性的。”
斯大林说话从来不愁找不到词儿。可是工人和农民早已吃了子弹或被送进了集
中营，而且这种人的数目一年比一年多。当然，“剥削阶级” 的代表们遭的罪也不
少。在所有的机关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清洗：异已分子被无情地赶走。
那些被清洗了的人们也分为若干等。被定为第三等的人不得在某一固定地点工
作，被定为第二等的人根本就不能找到工作。而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口粮卡片，
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
就连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①都被派夺了公民权，因为
他是商人的儿子。不过，他倒是很快就摆脱了困境。作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
他的公民权后来被恢复了。那些不像他这样有用人材的公民们，可就要倒霉得多了。
曾做过党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
雷切夫对我讲述了他家的故事：
“我的祖父是米琴地区最富有的人米琴现在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区。他用自
己的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教堂至今还在。早在1919年就打算逮捕他，可是当地的
农民群起而保他，说：我们不交出他，他是我们的人！到了1930年，又打算查封这
座教堂。我的叔叔在米琴地区的一次会议上说：‘公民们，咱们是不是不查封这教
堂为好？不管怎样，教堂里有安葬着咱们祖先的墓地。谁来为我们扫墓祭祖呢？’
“为了这件事，按第58条款他被判了5年流放，被赶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去了。
他的女儿奔走呼号，总算为他平了反。女儿赶去接他，而他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郊
外烧木炭。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他，终于死在女儿的怀抱里。
“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在鲁布廖沃管理一个自来水站，在那儿工作的一共有200来
人。其中的一半，100个人遭到镇压，几乎全部被枪决，其中也包括我的叔叔……”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工业党” 以及其它
1934年5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纪念缅任斯基的悼文，其中说：“就在
这个大厅里，曾经签署了那些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案件的最后判决书，而这些判决书
的开头几篇是在缅任斯基的办公室里起草的。”
与缅任斯基遗体告别的仪式是在工会圆柱大厅里举行的。正是在这间大厅里曾
进行那些令世人震惊的法庭审判，其策划者就是国家安全总局局长缅任斯基和他的
助手们。曾在这儿审理的案件有：“沙赫京案件”（1928年的“顿巴斯沙赫京矿区
资产阶级专家的破坏性组织案”）、“工业党”的系列案件（193年的“工业部门破
坏活动案”）、“劳动农民党”案件（1930年的“农业部门破坏活动案”）、“孟
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局案”（1931年的“资本主义在全国复辟案”）。
所有这些案件全都是千篇一律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向全国宣布：到处都有破坏
分子在活动，就是他们不让我们恢复工业生产，不让我们改善生活。而破坏分子就
是过去的资本家、贵族、白匪军官、老专家们。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帝国主义情报机
关派来的间谍，这些人正在准备武装干涉……
研究苏联法学史的美国学者彼得·所罗门认为，经常寻找可以把一切过失都加
在其头上的“替罪羊”这就是斯大林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如此这般，他就可以
推脱自己的责任了。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维塔利耶维奇·赫列夫纽克认为，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般的
经济纠纷，斯大林立刻就说那是破坏行为，并且要求刺刀见血。什么地方经济工作
受挫，斯大林就说那儿的老专家是“破坏分子、怠工者”，同时指责那里的“右派
分子”包庇破坏分子。
在30年代，生产事故和出产不合格产品都会引起一起刑事案件。控告人怠工和
破坏都带有政治色彩，要是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把一个没做好饭的厨师控告为托洛
茨基分子。
彼得·所罗门在自己所写的《斯大林时代的司法制度》一书中写道：事故和生
产废品的责任一般都推在生产领导者的身上，尽管真正的原因在于加速工业化和要
求不惜代价完成计划。
一切都是从“沙赫京事件”开始的。1928年3月12日《消息报》是这样向全国报
道的：
“在北高加索顿巴斯的沙赫京矿区，‘格帕乌’总局在工人的直接配合下揭发
出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它企图瓦解和破坏这个矿区的煤炭生产……
“侦查的结果表明，这个反革命组织已活动了数年，它进行恶意的怠工和暗中
破坏活动，用不合理的建设、不必要的浪费资金、降低产品质量、提高成本以及直
接破坏矿井及工厂等办法来瓦解和破坏这一地区的煤炭工业。”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是事实，只有少数人例外。1928年10月，著名的冶金工
业专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格鲁姆一格日迈洛（他的兄弟
是名气更大的地质专家）去世。他临死时写的一封信后来发表在国外的侨民报纸上。
其中说：“人们都知道，并没有什么怠工事件，这大喊大叫的一切，为的是把自己
在工业战线上的错误和失算推到别人的头上去……他们需要替罪羊，于是就找到了
沙赫京案件中的玩偶。”
“格帕乌”总局得到命令，要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揭出破坏分子来。缅任
斯基完成了这个命令。
1930年8月初，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必须将肉类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破坏
分子统统枪毙，同时在报刊上诏告此事。”9月底，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公布肉类、
鱼类、罐头以及蔬菜生产领域中破坏分子的证词。9月25日就发表消息说：“格帕乌”
总局的领导机构已将供应人员中的48名破坏分子判处枪决，并已执行……
1930年夏天，“格帕乌”总局又“揭发” 了反革命的“劳动农民党”。尼古拉
·德米特里耶维奇·孔德拉季耶夫教授被认定是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党的主席。这位
教授过去曾是社会革命党人，在临时政府中做过粮食部的副部长。在苏维埃政权下，
他领导着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行情研究所。 “格帕乌”总局声称，“劳动农民党” 的中央委员会与“工业工程中心”保持
着“情报联络”方面的联系。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热力工程研究所所长拉姆津，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拉里切夫，纺织工业研究所领导委员会主席费多托
夫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业组织的技术负责人库普里亚诺夫。
这是通向下一个，也就是所有“破坏分子案件” 中最为轰动的一个案子的桥梁。
1930年11月11日，所有莫斯科的报纸都刊载了对反革命的“工程师组织联合会”
即“工业党” 的长篇控诉书。在所有被告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要算列昂尼德。
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津教授了。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拉姆津教授等人
受到起诉。
在读了由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签署的起诉书后，苏联老百姓得知：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破获了全国破坏活动的中心。
这个文件声称：“工业党”把隐藏在工业各部门的破坏性组织联合了起来，不
仅按照原俄国以及外国资本家的国际组织的旨意行动，而且还直接听命于法国准备
武装干涉和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总司令部。
苏联的机关刊物一致确认，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是由工商联盟自国外领导的。
工商联盟是总部设在巴黎的革命前工业巨头的联合组织，它的任务是进行反对苏维
埃政权斗争的政治工作，为的是收回他们的企业。工商联盟的头目杰尼索夫和特列
季亚科夫在未来他们要组织的俄国政府成员名单中被定为工业和贸易部部长的人选。
然而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在开始审判“工业党”一案时，谢尔盖·尼古
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已有两年了，当时他用的假名是伊万
诺夫。
我在卢比扬卡那座著名的建筑物中读到了他的个人档案。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
情报机关工作了10年以上。
对于莫斯科来讲幸运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这是苏联情报机关最
感兴趣的国外白俄组织）在巴黎租用的一栋房子是属于特列季亚科夫家族的。特列
季亚科夫本人已从家族中出走，但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代表劝说他重返这个家族。
苏联情报人员在“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 主席米勒将军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
听器。一连好几年，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手握铅笔、戴着耳机，把他所
能听到的一切全记下来，然后他写成密文交给在巴黎的苏联情报机关人员。1942年
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找到了这个窃听装置，特列季亚科夫被捕，1943年底，作为苏
联间谍被处决。
他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是从启动对“工业党” 的诉讼程序开始的。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曾是俄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家之一。革命
前他是莫斯科工商界无可争议的领袖。1917年10月，他在临时政府中领导经济委员
会。10月26日凌晨，他与临时政府的其他部长们一起被赤卫队逮捕，送往彼得罗巴
甫洛夫要塞的监狱。1918年初，由于政治红十字会的努力，将特列季亚科夫和另外
3名部长从要塞转移到监狱医院中，那里没有赤卫队员，他们因此而得救。特列季亚
科夫离开彼得格勒以后就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政府中当了一名部长。再
后来就流亡到了巴黎。
从俄罗斯逃出去的工业家们建立了俄国金融工业商业联盟（工商联盟），特列
季亚科夫被选为该联盟的副主席。根据“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卡片资料，在20年
代初期，工商联盟用金钱资助鲍里斯·萨温科夫，似乎是特列季亚科夫把钱交给萨
温科夫去搞恐怖活动的。
缅任斯基交给外事处一个任务：打进工商联盟的领导层，以便探明他们可能搞
些什么反苏活动。
1929年5月，苏联派在巴黎的一个绰号叫维特琴金的特工向其上级建议招募特列
季亚科夫加人苏联情报工作，因为他当时贫困潦倒。工商联盟财政拮据，已无法给
他发薪水。而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也有利于招募。特列季亚科夫已同家庭决裂，独自
生活，他当时对侨民运动的发展又深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