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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了。
亚戈达为国家安全总局的各级干部规定了从国家安全军士到国家安全一级委员
的特殊官衔。根据他的指示，研制出了制服和特殊的识别标志。
亚戈达争取到了这样一个决定：各级干部的特殊官衔将是终身性的。没有人民
委员的特别许可，国家安全总局的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得被逮捕。
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亚戈达本人于1935年11月26日
被授予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这相当于元帅军衔。在第17次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人
中央委员会。
亚戈达的名字响彻全国。正是他把劳改营系统变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在带刺的
铁丝网里面有大量的劳动力。用不着向这些人付工资，而且他们还不能拒绝最繁重
的工作或夜间劳动，不能抗议无限延长工作日的做法或要求遵守劳动安全条例。
人民委员会的一项专门决定交给国家安全机关一个任务：在苏联交通最不发达，
但拥有大量自然财富的边疆地区发展经济。这项决定意味着，囚犯越多，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生产成绩就越大。
亚戈达签发的一个命令中说，肃反工作者已屡次证明自己是满腔热情地对待各
种新任务的人。肃反工作者的热情和活力建成并加强了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劳改营。
这些劳改营在遥远的北方发展工业和文化方面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个命令指出，
在肃反工作者的领导下，新的劳改营应该在遥远的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起到
改变面貌的作用。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身为教授和将军的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涅克拉索夫曾写过一本关于内务
人民委员和内务部长的书，他向我这样介绍了亚戈达：
“这是个聪明人。你要知道，他和捷尔任斯基一起工作过好多年，而且关系非
常密切。从一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信任他。亚戈达是个干
活的好手。他大量地工作，而且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当时他算得上相当有
文化了，毕竟他受过中等教育，或者说几乎是中等教育。的确，亚戈达在写东西的
时候总是有很多错误，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这几
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斯大林效劳。典型的执行者的特征充分地体现在他们
身上……”
我问涅克拉索夫教授：“每当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个典型的问题：
为了干所有这些事情，应该生来就具有一种特定的性格还是工作本身迫使人变得残
酷无情？”
涅克拉索夫教授说：“据说，贝利亚会用棍子狠狠地揍一下被捕者。为了逼出
所需要的口供，叶若夫亲自审问过被捕者。可是，他们本人没有杀害过任何人，他
们是把安全机关变成了惩罚工具，因此很难推测这里有某种残暴基因。我认为，总
体上的一种狂热局面起了作用。我阅读过亚戈达的一些文件和命令。有人给他写信
说，有个劳改营的负责人对计划完成得不好感到不满，于是让包括妇女在内的囚犯
脱光衣服站到冰天雪地里，以示惩戒。亚戈达下令马上调查。他批示道：‘你们是
从哪里找来的这群恶棍？竟让妇女站到冰天雪地里！谁允许这样做的？’因此我觉
得，用一种颜色描绘他是不正确的……”
的确，党和苏维埃政权也要求亚戈达只能采取残酷无情的措施。在30年代初任
《消息报》总编辑的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格龙斯基多年后谈到，他曾试图劝导农
民诗人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克柳耶夫走正道，可是克柳耶夫就是不愿规规矩
矩做人。格龙斯基回忆说：“当时我给亚戈达打了电话，请他把克柳耶夫赶出莫斯
科。亚戈达问我：‘逮捕他吗？’我答道：‘不，把他赶出莫斯科就行了’。在这
之后我向斯大林通报了自己的指示，他也批准了这个指示。”
尼古拉·克柳耶夫于1937年10月在托木斯克监狱被枪决，那时已是叶若夫在主
事了。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回忆说，亚戈达会令人恐惧。他讲到：
“有一天我们在高尔基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喝酒。这时亚戈达已喝得醉熏熏，浑身
散发着白兰地的气味，眼睛都凸起来了。他隔着桌子向我探过身来，声音嘶哑地说：
‘列昂诺夫，您听着，请回答我，您为什么要在文学方面谋求霸权？请回答，为什
么要这样？’我当时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仇恨。如果他能够抓我，这种仇恨会
让我倒霉，可是那时他抓不了我。”
曾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工作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留下
了一段关于亚戈达的颇有意思的回忆。据他讲，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一位有
影响的经济工作领导者和出色的组织者。囚犯们在他的管理下修建了像白海波
罗的海运河这样一些重要设施。施赖德尔认为，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监狱
里和劳改营中秩序井然。早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就开始的拯救流浪街头的少年犯罪
分子的工作安排得也不错。不过，亚戈达这个人十分傲慢，虚荣心特别强。
起初他住在马尔赫列夫斯基街9号，许多著名的肃反工作者也都住在这栋楼里。
后来他搬进了克里姆林宫，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秘
书长、亚戈达的内弟利奥波德·列昂尼多维奇·阿韦尔巴赫的朋友们作家和新
闻工作者经常在马尔赫列夫斯基街的这栋楼里聚会。这里顺便提一句，阿韦尔巴赫
的妻子和亚戈达的妻子伊达在1938年都被枪毙了。
报刊上曾充斥各种特写和文章，歌颂使用囚犯的建设项目取得的成绩，介绍当
时很流行的改造罪犯的工作。
在高尔基于1928年从意大利回国后，亚戈达与他亲近起来，利用他对孩子们的
喜爱之情向他介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拯救流浪街头的少年犯罪分子的工作取得的成
就。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说，人民委员亚戈达对待下级很粗暴，容不得反对意
见，可是，他非常喜欢吹捧自己的那些红人儿。亚戈达经常在家里请自己的吹捧者
吃饭，陶醉在甜言蜜语中。
在1927年12月20日庆祝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10周年那天，
在民族饭店、大饭店、萨沃伊饭店等莫斯科的豪华饭店中都有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
各分队在巡逻。亚戈达到各饭店走了一圈，向大家表示祝贺。
亚戈达的声望自30年代初开始与日俱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拥有全部由囚犯组
成的最强的工程技术干部。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会议由斯大林主持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成了惯例。斯大
林也以此来强调个人在领导安全机关方面的作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全体领导干
部都感觉到，斯大林在亲自领导国家安全工作。该机关的工作人员于是开始逐渐地
瞧不起地方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组织，认为自己地位更高。
在缅任斯基去世后曾有传闻说，受人尊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阿
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将出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他经常给肃反工作
者讲话，而且他富有激情的和妙语横生的讲话总是受到欢迎。
然而，得到任命的是亚戈达。施赖德尔写道，他在缅任斯基去世后彻底放肆起
来了，举止粗鲁而随便，在重要会议上口无遮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是单独行刺还是一个阴谋？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真姓是科斯特里科夫）于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
宫遇害。
虽然学者和侦查员们多次查这件谋杀案，但是该案至今未得到彻底调查。曾成
立过一大批委员会，可为什么没能把一切情况都搞清楚呢？
1934年谋杀基洛夫与1963年谋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情形很相像。在两起
事件中都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只有凶手本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和李·哈尔
维·奥斯瓦尔德有罪。在两起事件中也都有理由认为，这不是单独的刺客所为，这
里有一个阴谋。
枪杀基洛夫的是前党的机关工作者尼古拉耶夫。这个人很冲动并且有些神经质。
他在斯莫尔尼宫距第一书记办公室几步远的地方朝基洛夫的后脑勺开了枪。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斯利亚科夫在列宁格勒领导过州财政局，后来进
了劳改营。他活了下来，并留下了详细的回忆，基洛夫遇刺时，他正在州委第二书
记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丘多夫的办公室参加会议。
罗斯利亚科夫回忆说，他们在16点37分听到两声枪响后急忙跑到走廊里，看到
基洛夫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一个人右手拿着左轮手枪，在基洛夫身旁情绪异常
激动地打转。
这个人的枪马上被夺了下来，一个记事本和写着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
古拉耶夫名字的党证也被当场搜去。
基洛夫被抬到丘多夫的办公室，叫来了几位医生，但医生的诊断是基洛夫已经
死亡。马上往莫斯科打电话作了汇报。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的工作人员把尼
古拉耶夫送进了判决前的关押所。
斯大林在第二天来到了列宁格勒。与他一起来的有政府总理维亚切斯拉夫·米
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新
的中央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几天后日丹诺夫就在列宁格勒接
替了基洛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因为那几年斯大林很喜欢日丹诺夫。
党的最高层领导人的陪同人员有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
维辛斯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内务
人民委员亚戈达和他的第一副手阿格拉诺夫。
谋杀案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来到斯莫尔尼宫后，基洛夫上了三楼，走过长长的走廊，拐人通向自己办公室
的侧楼窄走廊。
第一书记的贴身卫士尤里·鲍里索夫是个已不年轻的人，他照例走在后边。在
某一片刻，基洛夫处在了他的视野之外。在侧楼的走廊里本来应该还有一个警卫在
那里值守，但此时没人。凶手和受害者就这样一对一了。
历史学博士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认真研究过有关基洛夫死亡
的情况，他对我说：
“我根本弄不明白，一个外人如何能够在这个走廊里游荡。任何人在这里都会
引人注目，这是个特殊区域。为什么没人注意到尼古拉耶夫，没人问他一声‘你在
这里干什么？’……”
我问瑙莫夫：
“如果第一书记的卫士不落在后边，关键时刻他在第一书记身旁并开枪打死尼
古拉耶夫，那么基洛夫就会获救，我国的历史也会沿另一条不太血腥的道路发展？”
瑙莫夫教授答道：
“基洛夫命中注定要遭血光之灾。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天衣无缝。基洛夫原则上
不喜欢卫士离他太近，因此鲍里索夫一直离他都比较远。不过，当基洛夫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