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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个“医生案件”。第二个案件是斯大林在晚年时搞的，但是没来得及
结案，因为他死了。
对被告们提出的指控是，他们“组建了名为‘托洛茨基右派集团’的阴谋集团，
其目的是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损害苏联的军事实力，分
裂苏联，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脱
离苏联”。
被告们都心甘情愿地证实了指控。
布哈林说：“ 1934年夏天，拉杰克（卡尔·伯恩加尔多维奇·拉杰克是中央委
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作者注）对我说，托洛茨基已经答应德国人割让大片
领土，其中包括乌克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曾经提到向日本割让领土。”
克列斯京斯基说：“图哈切夫斯基在一次交谈中向我提起了几个他所依靠的人
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艾德曼（我在下一章再回过头来讲述这些苏联
著名军事长官的命运作者注）。接着他提出了必须加紧搞政变的问题……政变
被安排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进行。”
罗森戈利茨说：“图哈切夫斯基说出了日期，他认为自己能够在5月15日之前实
施这次政变……方案之一是，一批军人到他家集合，然后潜入克里姆林宫，占领克
里姆林宫电话局并杀死领导人。”
克列斯京斯基说：“托洛茨基建议我……向德国国防军头目泽克特提出由他向
托洛茨基提供经常性的现金资助……如果泽克特要求在间谍活动方面为他效劳，那
么可以，而且也应该这样做。我向泽克特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每年资助25万马克
金币。泽克特同意了。”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负责人、深得亚戈达信任的前内务人民委员第一助理、
国家安全少校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交待了不利于亚戈达的主要口供。据
同事们说，布拉诺夫善于溜须拍马，他负责在高层领导人中分配被截获的走私物品
和从被逮捕者那里没收的贵重物品。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说，亚戈达害怕新的人民委员叶若夫会查出他在组织杀害基
洛夫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于是决定干掉叶若夫：
“当亚戈达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后，他就采取了直接往办公室、与办公
室相连的几个房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内可能的
办公地点喷洒毒药的做法。
“他直接命令我准备好毒药，确切地说就是往汞里面对酸。我对化学和医学一
窍不通，也许我会把这些东西的名称弄混，不过我记得，他提醒要小心硫酸，小心
被烫伤，留神有气味等等。
“我完成了亚戈达交给的这个任务，制好了溶液。萨沃莱年（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人员作者注）当着我和亚戈达的面往叶若夫的办公室、与办公室相连的几
个房间、走廊、地毯、窗帘上喷洒了毒药。
“我准备了一些装这种溶液的大瓶子，并把它们交给了萨沃莱年。他用喷雾器
喷洒了这种溶液。我记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梨状物的大金属罐。这个外国产的喷雾
器曾放在亚戈达的储物间里。”
这个离奇的故事给现代人留下了强烈印象。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
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未能放过这个情节。在描写玛格丽特如何被迫迎接
各种最令人厌恶的罪犯的《撒旦的大型舞会》一章里，在最后一批客人中出现了一
个生面孔，他“非常害怕一个人揭露自己，因此得到了如何摆脱这个人的建议。于
是他就吩咐依附于他的一个熟人往办公室的墙壁上喷洒了毒药”。
这个虚假的汞毒害事件直到前些年才被划上句号。总检察院于1988年查明：
“针对尼·伊·叶若夫的恐怖主义行动（汞毒害案）是他本人和前内务人民委
员部反间谍处处长尼古拉耶夫捏造的。
“在编造这个离奇的故事前，尼古拉耶夫向工农红军化学研究院院长阿维诺维
茨基请教了可能发生汞中毒的条件，然后往叶若夫办公室的沙发皮面上涂上了汞，
接着把沙发送去检验。
“可出人叶若夫办公室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萨沃莱年因经不住不断的殴
打而‘承认’，他参与了用汞毒害叶若夫的行动。在逮捕萨沃莱年后，有人往他家
门口扔了一个装汞的罐子。后来这个罐子被人发现，并作为物证归案。”
据布拉诺夫讲，亚戈达曾打算在政变后领导国家。
布拉诺夫说：“他对希特勒着了迷，说希特勒那本叫《我的奋斗》的书确实值
得一读……他强调说，希特勒从一名士官成长为这样的人物……他说，布哈林在他
手下将不会比戈培尔差……如果有这样一个戈培尔式的秘书和完全听命于他的中央，
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将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国家。”
坐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的人和阅读了审判记录的全国人民都相信了这一点。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于1937年3月29日被逮捕，比亚戈达早5天，但
他们被枪决是在同一天。
亚戈达只反驳了公诉人一次：“检察员武断地认为，已经证实我是个间谍。这
是错误的。我不是间谍，过去也不是。”
前人民委员合乎逻辑地指出，如果他真的是间谍，那么“会有几十个国家关闭
自己的情报站，因为它们没有必要在苏联维持一个目前已经彻底暴露的间谍网”。
亚戈达在结束发言时请求得到从宽处理：“大公无私的法官们！我曾是许多重
大建设项目的领导者。我在此斗胆要求去那里工作，哪怕是干最繁重的工作。”
被告们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斯大林早在审判开始前就已决定了惩罚措施。
法庭于1938年3月13日判处亚戈达极刑。允许他写赦免请求书。
“被判处极刑的亨·格·亚戈达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请求书
我对祖国犯下了大罪。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赎罪，我会死不瞑目。我跪在全体
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请留我一条命。
亨·亚戈达1938年3月1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马上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在3月15日凌晨被枪决。与亚戈
达一起被捕，后来遭枪决的有：他以前的副手雅科夫·绍洛维奇·阿格拉诺夫和格
奥尔基·叶夫根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一些重点处的处长国外处处长阿尔图
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从事密码工作的）机要处处长格列布·伊
万诺维奇·博基，（负责军队中反间谍工作的）特别处处长加伊，（打击运输业破
坏活动的）运输处处长基什金和沙宁，（打击工业领域破坏活动的）经济处处长米
罗诺夫，（打击敌对政党的）机密政情处处长莫尔恰诺夫，（负责保卫政治局、跟
踪、逮捕和搜查工作的）行动处处长卡尔·维克托罗维奇·保克尔。
甚至连保卫总书记的保克尔也不再讨斯大林喜欢了，于是斯大林用尼古拉·西
多罗维奇·弗拉西克取代了他。弗拉西克战后成为了中将，但是也被捕了。不过没
枪毙他，只是把他投入了监狱。
亚戈达的妻子起初被判处6年劳改，但在其丈夫被处决几个月后把她也枪毙了。
失宠的人民委员的其他一些亲属也没逃过这个命运。
亚戈达的父母试图躲过人民公敌的一些亲属已经遭受的不可避免的镇压。他的
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悔过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1905年我们的大儿子米哈伊尔16岁的时候在索尔莫沃的街垒旁被打死，我们
的三儿子列夫19岁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因拒绝为专制制度而战被沙皇刽子手
枪决。
“他们的亡灵和我们的生活都被亨·格·亚戈达可耻的罪行玷污了。党和国家
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权力，可他却辜负了这一信任，成了人民的敌人，为此他应
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格里戈里·菲利波维奇·亚戈达，许多年来一直积极向党提供帮助，早
在1905年革命前我就这样做了，革命后也是如此（例如，我曾帮助过当时还年轻的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地下印刷所就设在我下诺夫哥
罗德的家里……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向您表示谴责我们只是从报刊上得知
的亨·格·亚戈达的罪行，我们同时认为必须对您说，他10年来在个人生活方面十
分疏远自己的父母，因此我们不仅丝毫也无法同情他，而且无法为他承担责任，况
且我们与他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
何生存办法（因为得不到退休金）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自己现
在已经不长的余生。
“我们请求让我们这两个有病的老人免受房屋管理部门和罗斯托卡区苏维埃的
各种欺侮。它们已经开始挤占我们的住宅，并且显然正在准备其他一些对付我们的
办法。”
当然，亚戈达的父母也被逮捕了。他们在监禁期间死亡。
《星火》周刊1991年发表了曾与前人民委员亚戈达的父亲一起坐牢的某个人写
的一封信：“老亚戈达的命运很悲惨……他一周后就不在人世了……虽然亨里希·
亚戈达让我被监禁和流放了17年，但是我并不仇视他的父亲和子女。我们大家都是
斯大林制度的牺牲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四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我有幸与一个了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并曾多次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
旁进餐的人谈了话。这个人就是著名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他进过
劳改营，活了下来。他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的女婿。莫斯克温30年代
末开始在中央管理党的所有领导干部，并且让叶若夫当了自己的副手。
以下就是列夫·拉兹贡对我讲的关于莫斯克温和叶若夫的情况：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莫斯克温在列宁格勒工作，但是瞧不起列宁格勒的领
导人季诺维也夫，称他为懦夫。莫斯克温是列宁格勒坚决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为数不
多的人之一。他一下子就成了斯大林的红人儿，被斯大林调到了莫斯科。不过，他
未能与斯大林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不是同一种人。莫斯克温是个过于严肃
刻板的人，仍保持着党在革命前的那种质朴作风。
“莫斯克温家以好客著称。他的妻子索菲妞·亚历山德罗夫娜·博基是个非常
善良和真诚而慷慨的女人，享有慷慨好客的主妇的美名。
“莫斯克温中午回家吃饭，并且常把叶若夫带来。他对叶若夫很好。
“我喜欢叶若夫。他个子很小，像所有个子矮小的人一样，令人产生同情心，
甚至温情。他非常文静，装束一成不变，总是身着领扣在侧面的蓝色缎纹竖领衬衫
和褶子相当多的一套衣服。他特别不爱说话，长得瘦瘦的，因此索菲妞·亚历山德
罗夫娜很照顾他，特别地为他操心。她管时若夫叫小麻雀：‘小麻雀，您得多吃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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