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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在西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清洗。1940年春天，有文化
的三级国家安全委员梅尔库洛夫直接参与了在卡延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的准备工
作，批准和签署了全部枪决名单，亲自领导了枪杀行动。
战争一开始，犯人就大量涌进了各个劳改营。例如，政府决定要把个人的收音
机上交到区执委会。谁不执行这个决定，特别会议就会判他10年徒刑。另一次犯人
激增是因为，有人散布了德国人发动进攻和德国人不断取得胜利的“虚假传闻”，
有人因“称赞德国的技术”而被捕。
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特别会议这时被授权决定直至枪决的任何惩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梅尔库洛夫在自己的圈子里并不是最坏的人。他彬彬有礼，讲
话平和，并不大喊大叫。在与自己的职责不相悖的情况下，他会尽量做一个理智的
人。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回忆说，苏共中央让党员们阅读了一
封关于贝利亚案件的非公开信。虽然不是党员，但萨哈罗夫看了这封信。信中说，
贝利亚强迫自己的部下亲手殴打被捕者。只有梅尔库洛夫一个人断然拒绝这样做。
贝利亚嘲笑他说：“空谈家！”
梅尔库洛夫在某件事上可以被说服。
在未来的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天才的物理学家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被
捕后，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急忙去营救他。梅尔库洛夫接见了卡皮察，并
给他看了侦讯材料。兰道被指控犯有各种反苏罪行。
“我保证，兰道再也不会从事反革命活动了”，卡皮察说。
“他是很重要的科学家吗？”梅尔库洛夫问道。
“是的，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卡皮察深信不疑地回答。
兰道被释放了。
1941年2月3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一分为二那天，梅尔库洛夫被任命为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成为他的第一副手。
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秘密政治保安局和侦查部门归梅尔库洛夫领导。民警、
消防队、边防军、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工业部门的工作留给了贝利亚。
半年后的7月20日，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又匆忙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人民委员部。梅尔库洛夫再次成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
1943年2月，他获得了一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相当于大将军衔）。又过了两个月，
在1943年4月14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开，梅尔库洛夫又领导了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施蒂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
可能这只是个传说、神话、美妙的童话，但是许多人，甚至包括非常内行的人，
都相信它，认为它是真的。
著名的日耳曼学家、教授、历史学博士弗谢沃洛德·德米特里耶维奇·叶若夫
对我讲了这件事。
在里加湾岸边，在离拉脱维亚首都不远的尤尔马拉，不太久以前住着一个苏联
情报人员。他不仅躲避外人，而且也躲避自己人，因为他不希望有人了解自己。20
年代让他打入了纳粹党。他仕途得意，飞黄腾达，参加过党卫军搞的各种行动。美
国人在战争末期逮捕了他，并打算作为战犯审判他，我们的人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
救出来。
这个人的事情好像就成了尤利安·谢苗诺夫著名的长篇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
间》的素材。根据这部小说又拍出了更加著名的一部电影。
不管怎样，这个动人的传说是影片的总学术顾问叶若夫教授讲的。一个叫米申
的上将是影片的总顾问。实际上，米申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的笔名。当茨维贡在场的时候，尤里·安德罗
波夫感觉不是很自信。
那么，有过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
我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已经辞世的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写过关于苏
联情报人员施蒂尔利茨一伊萨耶夫的一套长篇小说。谢苗诺夫写得非常有说服力，
以致于许多人几乎就把施蒂尔利茨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尤利安·谢苗诺夫本人说过，施蒂尔利茨的原型之一是著名情报人员诺尔曼·
博罗津。他的父亲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20年代曾在中国担任最高政治顾
问。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中将认为，秘密情报机关的创建者亚历
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是原型。
那么，真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更确切地说，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电
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吗？一位苏联情报人员、俄罗斯人、一级国家安全委员
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的部下曾经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吗？
专家们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施蒂尔利获这个人，也不可能有。当然，一个俄罗
斯人或俄罗斯化的德意志人可以尝试着冒充德国本地人，但是只能在初次审查前冒
充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德国人也有人事部门，而且同样警惕性很高。苏联英雄尼古
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德国人的后方干得相当成功，然而他主要的不是搞
情报工作，而是搞破坏活动。他出没于德国各地，欺骗德国人，总能够在受到怀疑
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身为苏联公民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被
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也不设法去这样做。任务其实在另一个方面：招募愿意
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
站。
那为什么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还会猝不及防呢？
在1936年开始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
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
在军事情报机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历史学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科奇克写道，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1938年12
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
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在‘图哈切
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1941年也没能恢复元气。
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1940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
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
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
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
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自己的上级。 尼科利斯基对我说：“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计划，而不是本国
政府的意图。与德国缔约和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令军事情报机关感到意外。我们没来
得及把全部情报人员从波兰东部各州调往西方，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情报人员都在
红军向布格河迅速挺进的过程中成了苏联的俘虏。在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夕，这
对情报机关来说是重大损失。”
尼科利斯基将军接着说：“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
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
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
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
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
机关的猎物……”
1941年2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
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
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
为没有自动武器。
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
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
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4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
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
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
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
第105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
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您如何评价军事情报机关在战争初期的活动？”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
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10次中有9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
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
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
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
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
“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
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
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
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
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
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
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
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
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
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
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
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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