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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是如此。当时作的记录曾经闹过笑话。比如，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反间谍机关
的头儿申卡廖夫，不记得他是国家安全少校还是上校了，审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人，
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伊万诺夫（也就是犯人）对我的爱国主义观点反应奇特。
他眼睛看着一旁，模棱两可地嘟呢：是的……’这位少校对此的评价是此人有反苏
情绪……
“再比如说，我曾经亲手处理《海运报》一名记者的案子。挺可爱的一个人。
没有任何反苏言行，只是一次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安全机关便把他扣押了就这
么回事。我调查清楚后，放了他……一些领导喜欢乱抓人，我不得不认真地加以纠
正。”
梅夏采夫回忆道：
“敌方情报机关的战术是将大量间谍派往前线。德国人折磨俘虏，直到俘虏支
撑不住，同意被招募。这种强制招募的做法一般不会奏效。那些人一通过前线便立
刻向我们说明一切。他们最好的间谍是在间谍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其中既包括那些
应该尽快投入工作的间谍，也包括那些应该先站稳脚跟、过一段时间再开始行动的
间谍。 “曾在鲍里索夫间谍学校受训的间谍潜人了我们的集团军和我们的后方。我们
知道这所学校，一直关注着该校的搬迁，也一直监督着它的间谍人员。我们熟知该
校间谍的行事特点我们称之为‘间谍风格’。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弗
拉基米尔·特里亚索夫，他承认自己被德国人招募并曾在鲍里索夫学校受训。当时
该校迁到了维斯瓦河畔的一座小城。
“我们与指挥部商议后，策划了一次突击占领这座城镇的行动。我们缴获了所
有文件。但那些间谍却跑掉了。当我们冲进间谍学校时，特里亚索夫说：‘大尉，
我就睡这儿。’我说：‘我不管你睡哪儿，我要的是文件。’文件找到了。一个保
险柜的锁孔里插着一把折断了的钥匙，他们没能把它打开。于是我们获得了该校办
学期间德国间谍的个人档案。这对我们的反间谍部门来说是一笔财富。
“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请了功，他们都得到嘉奖，而方面军领导则为自
己申请了高级勋章。
“在德国人称为但泽的格但斯克，我们活捉了当地盖世太保的头目。他和一个
波兰女人有瓜葛，出于对这个波兰人的爱恋，他招供了，开始坦白交待……他不仅
交代了在苏联的联络网，而且还交代了在欧洲、非洲和拉美的联络网。格但斯克是
个港口城市，那里的间谍活动尤其猖撅，在水手和商贩当中，有的人可能已经被招
募作间谍了。这个盖世太保头目很快就被从我这里带走了，先是送到了方面军那里，
而后被送往除奸总局总部。
“战后我被调往总部工作时，有一次我去列福尔托沃监狱，碰上一个小伙子，
是个侦查员。他问：‘科尔，你审问过但泽盖世太保的头儿吗？他就关在我这儿。’
我说：‘能看看他吗？’‘当然可以。’
“我们进了牢房……那个德国人瘦多了，肩膀耷拉着，脸上也失去了原来的光
泽和保养的痕迹……他一看见我就站了起来，说道：‘天哪，是你吗？’我们寒暄
了两句……‘事情怎么样？’‘进展缓慢，我的事本可以处理得更快些。’他请求
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去辨认他手下的那些情报人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手上
沾满了我们的人的鲜血。
“而卢比扬卡交给我的是关于德国军事情报和反间谍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
的一名领导人的案子。这名将军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他的待遇很好，因为我们需
要他。上级将案子交给我时告诉我，要让他作为证人参加纽伦堡审判。
“他有一张知识分子的脸，戴副夹鼻眼镜，瘦瘦的，一双灰色的眼睛，目光专
注，言辞严谨，充满自尊感。他非常注意保持这种自尊，为的是不在我面前失去自
己那种作为将军的尊严……我是大尉，而他是将军。
“他很长时间都不相信我们打败了德国人，缔结了和约。我拿报纸给他看，他
说：这种报纸我们自己也曾印制！
“在征得阿巴库莫夫的批准后，我带他在莫斯科街头转了转。给他换了便装，
有人保护着我们……我们从卢比扬卡2号口出来，穿过红场。我问他：‘想喝点啤酒
吗？’‘想。’
‘’我带他进了一家酒吧，请他吃虾，喝啤酒。这个时候他才相信了我。他向
我提供了很多颇有意思的证词。我在内心里悄悄地拿他和阿巴库莫夫作了对比，心
想，阿巴库莫夫作为一个人更强一些。我觉得，德国人软弱得多，或许我错了，不
过阿巴库莫夫看上去更果断，行动更有主见。他有着铁一般的纪律。
“他很严厉，同时他也知道应当爱护工作人员。1943年，我母亲因患肺炎在沃
尔斯克去世。我一个月后得知此事，于是请求阿巴库莫夫给我4天假去上坟。他把我
叫去，给了我10天假，并亲自签了出差证明，对我说：‘去找市安全处，那里的人
会帮助你。’
“阿巴库莫夫不一定非得如此关照我打电话给市安全处，亲自签发出差介
绍信。我拿着这张介绍信随便乘火车，无论向谁出示它，全都举手敬礼……应该知
道战争时期饥饿的后方是个什么样子。当我来到沃尔斯基市国家安全处时，我得到
了食品方面的帮助。”
“阿巴库莫夫给你的印象如何？”我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
“他是个体态端正、相貌英俊的男人，他适合穿军装。他的言谈总是平和而认
真。他不让下属笔直地站着，而是请他们坐下谈……
“我同他还见过一次面……那时逮捕了两名船舶制造方面的教授，一个是装在
船舷上作装甲用的板材方面的专家，而另一个是舵轮辅助装置方面的专家。他们遭
到严刑审讯，后来把其中的一个人交给了我……
“我同他进行了人与人之间坦诚的交谈。一起喝夜茶，还允许他再吃点东西……
“于是他开始向我招供了。说他当初曾是沙皇游艇‘军旗’号上的准尉，在尼
古拉二世到德国威廉皇帝那里去的时候，他上了岸，被诱骗……从那以后，他便开
始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他还承认在我们的军舰上搞破坏活动。他解释了具体搞了
什么破坏活动。专家们研究了他的供词后确认：是的，一切如此……
“他承认并不是一个人搞破坏的，并且说出了好几个舰队司令的名字。我同侦
查处长一起审问了他，他重复了对我说过的供词。我请来了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他
又向检察官重复了证词。
“后来突然有人叫我去阿巴库莫夫那里。我到阿巴库莫夫那儿报了到，这时我
看见他的办公室里坐着那位教授。阿巴库莫夫同我打了招呼，然后向教授提问：
‘您到底为什么欺骗侦查人员？’‘他说：‘我很喜欢他。我已经老了，我的好光
景已经过去了，而他可以在我的案子上立功。’ “听到这话，我眼前一阵发黑。教
授被带走了。阿巴库莫夫对我说：‘对被捕者不能拷打。但也不能笼络劝慰。您劝
慰了他，他喜欢上了您，做了假供，他人可能因此而受害……”’
我问，阿巴库莫夫在反间谍机关中是否受尊重？
梅夏采夫说：
“如果说他对下级官员充满关怀，如同慈父一般，那么对高级官员他则是牢牢
控制。我曾看到，侦查处长帕夫洛夫斯基在受到阿巴库莫夫申斥时浑身颤抖，面如
土色，两股打战。我想，你何必这样看中职位呢？”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
“阿巴库莫夫在敌人的后方从事情报和反间谍活动。除奸总局胜过了帝国军事
情报局，对德国军队部署情况的了解程度超过了德国人对红军的了解程度。斯大林
一向是在下属稍有一丁点儿不擅办事的迹象时便立刻进行人事调动，但在整个战争
期间，他一直让阿巴库莫夫担任这一职务。”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是前苏共中央委员、前莫斯科市委第一
书记、前志愿兵。他经历了整个战争，多次受伤，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对我讲：
“我曾是西北方面军的一名步兵连副指导员。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到营指挥部
去。这里离前沿阵地有300米。在美丽的谢利格尔湖畔的一个窑洞里，等候我的是来
自除奸总局的一名保养得很好的中校军官：‘您是副指导员，对我们团很了解。请
您向我报告一下，谁的思想情绪不对头，谁可能惹麻烦或逃跑。’
“我回答他：‘中校同志，我是副指导员，因此每一个战士我都了解。我们每
一天都面临死亡的危险。我不会对您讲关于任何人的任何事情。这些人都战斗在最
前线。为什么您不到我们的战壕里，在那里问我？为什么您在这里，在安全的地方
同我交谈？’
“中校被激怒了：‘好哇，您敢这样说话？看我不给您点厉害瞧瞧！’
“我也被惹火了，用‘你’称呼中校：‘好啊，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把我送
哪儿去？前线？我本来就在前线……’
“中校看来是有些惭愧了，于是决定两天之后去我们连所在地。”
叶戈雷切夫继续讲道：
“我们在那里占据了一块高地。高地周围受德国人的监视和火力控制，因此我
们挖了一条深深的通道，以便在敌人射击的时候躲避隐藏。一天我们忽然看到，一
个人从教堂那里沿着通道往过爬。战士们哈哈大笑。我看见那个中校露出头来冲我
问：‘他们在笑什么？’
“我照实回答说：‘战士们之所以大笑，是因为中校太胆小了。我们都是站着
走，只有在敌人射击时才掩藏起来，而您却在毫无危险的时候往前爬……’
“在我们连的人员换了三拨后战斗非常激烈，我们被撤下来休整几天。整
个师都撤下来了。
“我们那儿有一名工匠，来自乌拉尔地区。他把反坦克榴弹上的引信拆下来做
了几个烟嘴儿。烟嘴儿做得很漂亮。但有一天引信在他手里爆炸了。他右手的两个
手指被炸掉了。
“军事法庭调查了这件事，判决枪毙他，对我们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当时决
定当众枪毙他。人们在沼泽地上给他挖了一个一米深的坑，坑里不久便积满了水…
…当时是11月初。他的衣服被脱得只剩下内裤……
“而他只是重复一句话：‘同志们，原谅我。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我会继续战
斗。”’
叶戈雷切夫说：
“这名士兵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勇敢的战士，可他却被判处枪决。
冲锋枪班列队完毕，师长下令开枪。枪响了，内裤上一片红色的血斑，一颗子弹射
中了他。谁也不想向他开枪。
“他站在那儿。记得《牛虹》吗？再次射击，裤子上又出现两片血斑，他倒下
了。但还活着！还在请求原谅他。师长走上前，拔出手枪，朝他的头部开了枪。
“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到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就像是一场噩梦。后方机
关除奸总局、检察院也想证明他们在战斗，在做正义的事情。只可惜，战
争把一切良知都抹杀了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认为，应当重新审查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