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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阅读，便吓得毛骨惊然。
“侦查人员拿了病历比如说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的那份病历
认真地看了一遍。可一个侦查员能成为耳鼻喉科专家吗？结果可想而知。有人
给耳朵剧痛的安德烈耶夫开了一点麻醉药以缓解疼痛。侦查人员将此事嫁祸于主治
医生，说他引诱政治局委员吸食毒品，导致其精神失常。这显然是在捏造事实。
“马林科夫在接见我时说：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陈述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越
过部长请示马林科夫不合适。我相信，曾经是党务工作者的谢苗·杰尼索维奇在同
我谈话后一定会向马林科夫汇报一切的。
“斯大林死后，接替伊格纳季耶夫位置的贝利亚立刻放了那些医生。伊格纳季
耶夫患了心肌梗塞，被送进了医院。
“审讯阿巴库莫夫的是前共青团中央书记瓦西里·尼基福罗维奇·扎伊奇科夫。
瓦夏（瓦西里的小名译者注）对我讲述了阿巴库莫夫第一次被带到他跟前时的
情形。阿巴库莫夫说：‘啊，给我派了一个新来的侦查员。’瓦夏问：‘您怎么知
道是新来的？’‘您曾是最高苏维埃代表，您的领子上还有别过证章的痕迹，您还
穿着进口皮鞋……’阿巴库莫夫一下子就看出了他的身份。瓦夏审问他，阿巴库莫
夫否认叛国指控，他说，他犯过错误，有过不足和疏漏。‘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我没有背叛祖国。’
“据瓦夏·扎伊奇科夫讲，阿巴库莫夫曾试图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写信，申述
自己的无辜。”
我问梅夏采夫：伊格纳季耶夫这个人怎么样？
“在机关里工作如同所有行当一样，需要天赋。如果我缝制靴子，我就应当喜
欢这一行并且做得好。我是最后的一个环节，我决定是否让一个人蹲监狱。我觉得，
伊格纳季耶夫面对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同志态度随和，不够强硬，这促使
他转而采取非法行动……”
斯大林对待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就像是教授对待寄予厚望的研究生一样。他
请他们到自己的别墅，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他亲自校改文件，讲述该如
何起草起诉书。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亲自考虑侦查员应当在审讯中向自己的
“猎物”提哪些问题。他亲自决定什么时候逮捕什么人，关进哪个监狱。当然，他
还决定审判结果。
可以说，从公益角度来讲，斯大林履行了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的职
责。
他很关心那些被他召进国家安全部的年轻人。根据他的指示，一些新的侦查员
享受提供给高级官员的待遇。比如，他们可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就医问药，虽
然根据职务他们不应享受这一待遇。
暗箱操作、信封里塞钱、背地里做手脚这些并非叶利钦时代的人们想出来
的。这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所有最高官员都可以拿到装在信封里的第二份工资，
这份工资既不用上税，也不用扣党费……
斯大林为了让肃反工作者们高兴，决定重新使用国家安全部门军官的专用职衔
称号。1952年8月21日，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出台，所有尉官和校官在军衔
前面都加上了“国家安全” 字样。
斯大林借助利季娅·季马舒克而成功挑起的“医生案” 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
当时打算审理数起诉讼案件，让所有被告人都承认他们是美国间谍和恐怖分子。
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人不承认
自己是间谍。这是在1952年。
所有被告人都是犹太人：演员韦尼阿明·祖斯金，院士利娜·施股，作家佩列
茨·马尔基什、列夫·克维特科、谢苗·加尔金、达维德·戈弗施泰因，联共（布）
前中央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这是一个种族诉讼案件。被告受审不是因为犯
罪，而是因为其出身。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于1941年为反对纳粹而成立的。该案判决结果是要表
明，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都在为大洋彼岸的主子卖命。但这一诉讼失败了。
改革时期公布了一些档案材料，42卷侦查案卷和8卷庭审记录被解密。对这些材
料进行了研究的作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撰写了一本有关此
案的书《出身的罪过》。
主审法官、司法中将切普佐夫在审理由国家安全部侦查员办理的一些案件时，
常常是迅速而毫不犹疑地作出死刑判决。
1950年，他判处米里阿姆·热列兹诺娃（艾森施塔特）和萨穆伊尔·佩尔索夫
死刑，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叛国。当时，这位将军对他们的“罪证”非常满意：
向国外提供有关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文章和关于那些犹太族苏联英雄的特写。
但是，当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为期两个月的庭审程序按中央指示安
排妥当后，在对被告人进行详细审问时，侦查期间收集到的“证据”引起怀疑，整
个事情陷入绝境。切普佐夫将军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他甚
至对受审者产生了敬意。
坐在被告席上的演员、作家和医生没有参与策划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没有
从事间谍和背叛活动，甚至没有进行反苏宣传。
切普佐夫中将认定自己的被告只犯了一项罪。他揭发他们希望用母语写作，出
版犹太语书籍，保护本民族文化古迹，保留自己的剧院并在其中上演老剧目。切普
佐夫将军指责其中一名被告：“为什么一名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先进
的犹太知识分子，要同教士、拉比、蒙昧主义者交往，同他们谈经论道，请教他们
关于无酵饼、祷告书和犹太教所谓洁净肉食的问题？” 当局要求犹太人彻底同化，
就像现在的前苏联共和国要求其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彻底同化一样。一名文化程度不
高的侦查员在看到作家阿布拉姆·科甘在自己的审讯记录上改正错误时痛打了他一
顿：这家伙，懂俄语，却用犹太语写作！关心民族文化被认为是有害的，是反爱国
主义的。然而，将军和他的陪审员们不想为此而枪毙他们。
冒着开除党籍、失去功名的危险，可能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切普佐夫将军请求
中央允许驳回案子作进一步调查。
但政治局委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不允许这样做：“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面
前屈膝投降吗？对这件案子的判决是经过人民批准的。这个案子政治局研究过三次，
请执行政治局的决定。” 于是，那些被告在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被枪毙。假如案件
被驳回作进一步调查，他们就会得救。
被铲除的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几乎是在博尔夏戈夫斯基的书面世的同时，
前克格勃将军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在关于苏联核武器间谍
活动的一章里，他提到了巧妙地招募了美国人作间谍的情报员格里戈里·海费茨。
在回到莫斯科后，海费茨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副责任秘书肩负向国
家安全部汇报一切情况的职责。
1948年夏天，海费茨编录了几份犹太人名单，这些犹太人曾前往反法西斯委员
会，请求派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同当时苏联报刊猛烈抨击的阿拉伯
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把名单交给了国家安全部，以便安全部“采取措施”。海费
茨一案被单独立案审理，对他的判决不是死刑，而是25年劳改……
尽管受到了侮辱与折磨，这些早已不再年轻、身体也不是很健壮的人表现出了
精神的力量和勇敢的气概。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最后射出
的子弹，如果没有鲜血，我们本可以为受侦讯者的勇敢无畏而高兴……”
在斯大林死前的最后几个月，对“医生案” 的侦查变得很疯狂。这使人觉得，
公开庭审的日期早已确定下来了。一名侦查人员曾带着他那种职业所特有的抱怨口
气对被捕的拉波波特教授说：“您怎么能提供这样的口供？带着这样的口供是无法
公开出庭的！”
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们对医生一案很着急，因为得尽快搞到关于他们为哪个国
家的情报机关工作的材料。当时还在准备第二个案子，是关于克里姆林宫保卫部门
的一个军官的，此人似乎与美国人有联系。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对美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仅指控它干涉苏联内
部事务，而且指控它针对斯大林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策划恐怖活动。例如指控美国人
打算在斯大林等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时，从座落在练马厅广场的美国使馆的窗户里
向克里姆林宫开枪射击。
美国大使实际上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外出休假，但却不能回来：不让他
回莫斯科。使馆无人领导。苏方要求将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引渡给苏联司法部门。
美国人回忆说，他们生活在莫斯科就像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里面，他们有一
种感觉，即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
苏联人觉得处处都有外国间谍。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
朱别伊回忆，1952年夏天，他同白俄罗斯共青团第一书记、前游击队员、苏联英雄
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被派往奥地利参加保卫和平青年大会。在维也纳他们
到处都看到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马舍罗夫微微蠕动嘴唇，对阿朱别伊说：“这是个
特务，记住他，阿列克谢，不要留下痕迹……”
淄莫夫教授说：“1950年被捕的人曾回忆说，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通往审讯犯
人的侦讯楼的楼梯台阶严重磨损，以至于根本没法走，只能贴着墙走。而关门装修
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犯人源源不断……”
斯大林打算重复1937年的大清洗。那个时候搜捕的是德国间谍，现在是美国间
谍。
令历史学家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斯大林在时不时地宣布某位最高层领导
人应对国家的所有问题负责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老年人的偏执狂，而在多
大程度上又是出于一种卑鄙小人的盘算。
我已经引述过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关于他同法捷耶夫几次
谈话的回忆录。有一次，是在战后，法捷耶夫被斯大林叫去：
“法捷耶夫同志，您应当帮帮我们。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真正地帮助国家同敌
人作斗争。我们给了您一个‘秘书长’的响亮称号（1946…1954年，法捷耶夫担任
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一职作者注），而您却不知道，您周围有一些老牌国际间
谍。”
“可谁是间谍呢？”
斯大林微微一笑，有的人因为这种微笑而晕过去，法捷耶夫也知道，这一微笑
没有什么好兆头。
“为什么要我告诉您这些间谍的名字呢？您本应当知道的。不过，法捷耶夫同
志，如果您是一个这样差劲的人，那么我可以给您提个醒，告诉您该从哪个方向去
找以及您能帮我们做什么。第一，老牌间谍是您最好的朋友帕夫连科。第二，您很
清楚，伊利亚·爱伦堡是个国际间谍。第三，难道您不知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是
英国间谍吗？我此时问您，您为什么对此保持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