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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兴。
在伊格纳季耶夫当部长期间担任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副局长的尼古拉·尼古
拉耶维奇·梅夏采夫对我说，斯大林死的时候，他在英国，随一个青年代表团去了
那里：
“我回到莫斯科，主事的已经成了贝利亚。他两次召见我，建议我留在机关里。
我说，我不是肃反工作者出身，而是搞宣传的。他说：‘我和你就是要展开这样的
宣传，所有都会吃惊的。’他是在五一节前夕接见我的，他穿着一件衬衫，扣子敞
到肚脐，领带松松垮垮，袖子卷起来，手臂毛乎乎的，手指胖胖的，说着粗野的骂
娘话。我当时想：‘科利亚（尼古拉的小名译者注），你居然还在红场上举着
他的画像？！你举的是什么的画像？这是个流氓，是个政治冒险主义者很有才
能，但是个冒险主义者。”’
“您当时居然想到这些？”
“是的。我还想了另外一点：不要给自己塑造偶像，要理智行事。我说，我请
求让我回社会科学院去学习。他说：‘回去想一想。’我给同志们打电话，他们说：
‘离开吧，要不会进监狱的。我们现在什么也干不成。’一周后，他第二次把我叫
去。‘怎么样？’我说：‘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同志，我请求调我回社会科学院学
习。’‘是最后决定吗？’‘是最后决定。’‘收拾行李，到莫斯科的大街上讨饭
去吧……’共青团中央的朋友们将我藏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别墅，而到了拉夫连季
被抓起来之后，我重新回到了科学院……” 贝利亚将原来的内务民委员部当中的一切都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有宏
伟的计划。正如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后来所说，他极想大于一番。
在贝利亚之后被逮捕的前国家安全部长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
夫在自己的供词中写道：
“在斯大林下葬前一天，贝利亚突然给我家里打电话（他已经有8年没这样做了），
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并请我到克里姆林宫他那里去。
“原来是让我参与校订贝利亚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表的讲话稿。我们花了8个小时
一同修改讲稿，在这期间，我注意到了贝利亚的情绪。他很高兴，逗乐说笑，似乎
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心情舒畅。
“我因斯大林同志逝世而心情压抑，无法想象一个在这些日子里如此快乐，如
此随便。现在我得出结论；贝利亚其实不仅不爱戴作为领袖、朋友和导师的斯大林
同志，而且甚至可能在期待着他的去世（当然是指最近几年），目的是要开展自己
的活动。”
这是确定无疑的。贝利亚不喜欢斯大林，他害怕斯大林。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位于沃伦斯基的斯大林
别墅的那些酒席宴上，斯大林让贝利亚充当酒宴主持，不知为什么叫他检察官。斯
大林喜欢看贝利亚如何把政治局委员们灌醉，如何嘲弄他们。但在新的一次事变中，
贝利亚就要步自己前任的后尘了。
在格鲁吉亚国家安全部里，经斯大林的批准，“米格列尔案”酝酿成熟了。米
格列尔是居住在格鲁吉亚的一个部族，这个“案子”是针对米格列尔贝利亚的。斯
大林在送别侦查员时说：在米格列尔当中挖出个大物。这是命令。贝利亚离被捕不
远了。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对我说：
“国家安全部的惯例是这样的。如果犯提到了中央主席党团的某位成员，那么
原来的审问程序便停止进行。侦查员向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报告，局长再向部长汇
报。然后所有都到部长那里去，只有在那里才能继续进行审问。以后编写材料呈报
斯大林时，主席团成员的名字避而不提，而是这样写：‘觊觎国家权力的军’。这
是指朱可夫。或者：‘包揽苏联外交事务的重要国务活动家’。这是在说莫洛托夫……”
如果斯大林允许继续调查这名主席团成员，那么在下一阶段，文件里便会出现
他的名字。可是要怎么做呢？即便是有权接触机密材料的打字员，也要凭许可证来
打材料，而主席团成员的名字要由专亲手填写。在逮捕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审讯
记录中可以公开称呼其名字。1952年，在国家安全部的文件里经常可以看到贝利亚
的名字既牵涉格鲁吉亚的案件，也牵涉“医生案”。
安全部的文件将他写成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情绪、准备颠覆苏维埃政权并攫取
权力的。
贝利亚发现，斯大林将身边那些由他贝利亚提拔上来的都给收拾了。他知道，
他的谈话被窃听并做了记录。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斯大林不再需要他了吗？
早在1941年，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让贝利亚接触国家安全事务。斯大林不断地
改变该部门的结构，重新进行事调整，这说明他无论是对该部门的工作，还是对其
领导即贝利亚，都不满意。
瑙莫夫教授说：
“令研究员感到不解的是，斯大林为什么经常要委托贝利亚向国家安全部长伊
格纳季耶夫传达这样或那样的指示。实际上伊格纳季耶夫预先就已经知道贝利亚要
跟他说什么，他们要谈什么。要知道，斯大林见国家安全部长的次数多于见政治局
委员的次数。不过程序如此，伊格纳季耶夫认真地记录下一切：贝利亚同志打电话，
转达斯大林同志的话，比如这个案子的被告应该判以最高处罚。贝利亚和伊格纳季
耶夫的谈话被记录下来并呈送斯大林，为的是让他更容易地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监督贝利亚，希望抓到他的不慎言辞。他知道这一点。因此，有几次伊格纳季
耶夫注明：贝利亚同志拒绝谈论这个话题……”
斯大林把贝利亚调离了卢比扬卡，但仍利用他作稻草。贝利亚虽然什么都不管
了，但他仍代表着惩罚机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明白，他的残酷博得了斯大林
的赞许。领袖对他的战友们评价不高，认为除了贝利亚党内的这些同志可能都意志
薄弱。
瑙莫夫教授说：
“斯大林看重贝利亚哪一点呢？他是一个可靠而又残酷无情的。所有血腥的案
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都交给贝利亚去办，他知道他的手不会打颤。但斯大林
培养了他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接班。至于原子弹和导弹方面的工作，则已经都安排好
了，所以不那么需要贝利亚了。更何况斯大林还怕他。”
“怕他？”
“斯大林害怕被谋杀。他怕别给他下毒。所以，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员们知道
这一点后，在审理所有案子甚至是中学生的案子过程中，都要在起诉书中
加上策划恐怖活动这一条。
“既然可以策划谋杀托洛茨基，那么为什么不会有策划谋杀斯大林呢？所以在
他晚年，他撤换了沃伦斯基别墅的所有保卫员和仆只有3个例外。他想把跟他赶
走的那些有关系的全都开掉，因为他们可能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他抛弃了自己多
年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因为他怀疑他们向贝利亚通风
报信。而他不希望如此。”
“那么斯大林是否想过贝利亚可能冒险？”
“他认为他是一个可能干出任何事情的冒险分子。贝利亚感觉到对他的包围圈
越来越小。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后来说，当他给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打电
话的时候，后者只用‘是’或‘不是’来敷衍。他甚至害怕交谈。这发生在他同当
时的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谈话被录音，而阿巴库莫夫几周后被送进监狱之后。”
“贝利亚意识到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了吗？”
“当然！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一样岌岌可危，但每个对受到领袖宠爱还抱有
一些希望。而贝利亚只盼着斯大林在抓他之前一命呜呼。他掌握着有关领袖健康状
况的准确消息。要知道，他的遍布各类职位。”
卡冈诺维奇后来说：“贝利亚曾对我们讲，假如斯大林敢逮捕他，肃反工作员
会造反的。”正因为如此，他的同志们在1953年6月也不敢只是撤销他的职务，而是
将他逮捕。他们不想让自己遭到报复。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第一批冤案平反及“解冻”
马林科夫成了党和国家第一号角色。但他的权威和意志力都不足以使他成为头
号物。因此他同贝利亚结盟，以求稳住政权。他们暂时还没有认真看待赫鲁晓夫，
没有把他当成竞争对手。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了三领导集团。但贝利
亚不把其他同事当回事，而是独立行事。
他们同贝利亚的差别在于，他们怀疑自己能否治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他们长
时间地习惯于执行斯大林的命令，以至于许多的意志都变得麻木了。而贝利亚则毫
不怀疑地认为，他能够完成任何任务。
在国家其他领导成员还在艰难地适应新角色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行动了独
立而自信。他掌握着一切手段，国家安全机关无所不能，谁也不敢质问：您在那儿
搞什么呢？
担任内务部长后，贝利亚立即建立了4个班子，分别审查“医生案”、“米格列
尔案”、被指控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反革命组织的安全部工作员一案以及苏联国防部
炮兵总局被捕工作员一案。然后他又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对苏联空军领导
层和航空工业部工作员的指控。
4个班子很快就报告：所有案子都是凭空捏造的。由贝利亚签发的命令中说：前
苏联武装力量部除奸反间谍总局的侦查是主观而又肤浅的。
此后立即开始为战后被逮捕的那些著名的军事指挥官平反昭雪。
4月2日，贝利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谋杀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苏联民
演员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的情况的材料。
4月3日，应贝利亚的倡议，中央主席团通过决定，为因“医生杀犯”一案而被
捕的恢复名誉：
“批准苏联内务部的建议：
l）释放因所谓的‘医生破坏分子案’而被逮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37并
为其彻底平反；
2）对那些想方设法捏造这一挑拨性案件并粗暴违反苏联法律的前国家安全部的
工作员追究刑事责任。”
4月4日，贝利亚签发了《关于禁止对囚犯采取任何强迫措施和体罚措施》的命
令：
“认定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严重违反苏联法律，逮捕无辜的苏
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大量使用各种逼供方式严刑拷打囚犯、昼
夜用手铐将双手铐在背后（个别情况下持续达数月之久），长时间不让睡觉，脱去
犯衣服将其关入冰冷的囚室等现象。
“在前国家安全部领导的指示下，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和内部监狱，拷打囚犯在
专门为此配置了刑具的房间中进行，并由那些从监狱工作员中专门挑选出来的组成
一个特别小组用各种各样的刑具来实施。
“这种极其残暴的‘审讯方式’致使那些无辜被捕的被侦查员折磨得体质下降、
精神压抑，而其中个别被折磨得没有样。
“伪造材料的侦查员利用囚犯的这种状态，将预先编造好的供认曾从事反苏活
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