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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给我留下印象是在1937年冬天，它在我的意识当中像是一种不祥之物，它能
从我们的家中抢走父亲，甚至剥夺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区内务局
的木制大房子离我姑姑家的土窑不远，我在区中心上学的那些年一直住在姑姑家。
每天，当我从内务局那被厚实的帷帝遮挡住的窗户跟前走过时，我总想，这些窗户
后面隐藏着些什么秘密呢？我当时不可能明白很多事情，但像一头小兽一样本能地
感觉到，这所房子里将发生某种对我、对其他人来说不幸的、危险的事情……”
在斯大林时期，肃反人员采用轮班工作制。他们建立一个班组来完成自己那部
分工作。在这期间他们获得了一切物质财富、称号、职务、勋章、荣誉、名声、
同领袖交往的权利。从被捕者那里没收来的贵重物品要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
供商店，商店只向本部职员出售商品。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就轮到下一个
班组了。原来的班子被解散，新来的人又获得了一切。
在这个可怕的帝国里有时也能遇到好人不打人的侦查员、天生并非恶人的
监狱值班看守、并不那么凶恶的劳改营监督员。这些人极少遇到，但遇到他们可是
福气。
卢比扬卡的主人们基本上可分为两类。那些无可争议的崇拜者对斯大林无限忠
诚，他们以斯大林的名义枪毙犯人，念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而那些追逐个人名利
的人则会轻而易举地适应党的方针的任何转变：需要杀谁，他们便杀谁。渐渐地，
第一类人几乎不复存在。
可是否应当把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卢比扬卡的主人都视为大恶人，看作是用
自己的罗网缠裹住整个国家的鬼呢？将罪责归咎于某个生来就带有魔鬼印记的人，
然后如释重负地说上一句：“一切事情都怪他！”这种做法的确很诱人。
可是要知道，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是他们领导的部门所需要的人。其他人在这
个位置上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要不他会选择其他工作岗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权有势的部长或人民委员只不过是这个似乎是独立存在的
宏大体系当中的一颗螺丝钉。
但他同时也在给这台机器紧扣，也在调试并开动这台机器。事实上，这一装置
之所以能够工作，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机关成千上万的干部和更多的志愿助手心甘
情愿地给自己选择了这一工作，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
他们使全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他们为许多人设立了专案文件，国家安全机
关人员渗透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当中。
他们使人堕落腐化，使那些原本看上去正派文明的公民为了摆脱恐惧，或是为
了钱财、房子、出国，再或者仅仅是指望获得领导的垂青，出卖自己的亲人、邻居
和同事。 对被捕和对劳改营的恐惧致使人身上所有那些恶的东西暴露无遗。这让人觉得，
坏人比重大于常人。人们之所以坚持不住，是因为他们面临万丈深渊。恐惧和不信
任在苏联社会中成了一种推动力。其结果是遏制了一切首创精神和自我承担责任的
意愿。
可是这些人能否选择另一种命运，不用害怕会消失在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呢？当
时的人们受到的判决难道还不够严厉吗？要知道，肃反人员要么执行命令，要么就
得死。如果一颗螺丝钉坏掉了，它立即会被另一颗所取代。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潘琴科院士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奴颜婢膝之徒和
走狗们说：‘时代就是这样。’时代总是不好的，而我们能否超越它这取决于
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仍然可以做个正派人，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我敬
重的一位老师鲍里斯·维克托罗维奇·托马舍夫斯基说过：‘别担心，在任何最丑
恶的制度下都会给正派人留下两三个位置的。”’
还应当考虑到，对不少人来说，在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卢比扬卡工作不仅给他们
提供了生存的手段，而且也给他们创造了享有特权的生活方式。那个年代在内务人
民委员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1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就是几百万人，对于他们来
说，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存在没什么可怕的。而如果再把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及其家
人也算进来呢？如果我们的社会里对斯大林的迫害。对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国家安全
机关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那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国内有多少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克格勃的将军，劳改营和监狱里有
多少监督员，多少侦查员捏造出多少命案！但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呢？他们长大以
后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谴责？咒骂？还是相反，赞颂他们？
没有这类书籍。谁也没有找到“卢比扬卡的”孩子，没有问过他们。这里需要
的不是小说，而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那种严肃的纪实性文体。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此类书籍呢？这是因为，这种文章不仅读起来可怕，写起
来也可怕。
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的才能看来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
在苏联时期就问过他，为什么他再也不写东西了？他回答：“尝试过，曾经挖得深
了一些，突然惊叫一声，赶紧把坑填上，再用脚踏平。”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是斯大林妻子的侄子，他编写了阿利卢耶夫斯大
林家的家谱，并撰写了《一个家庭的纪事》一书。
在他还是个3岁小孩时，他的父亲便被枪毙。过了整整10年，他母亲又被囚禁。
父亲他几乎不记得了，只留下了诉讼案。母亲6年后被释放。她回家时变成了另外一
个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但他对童年和少年时代却保存着完好的记忆，这一点令人惊讶。对这位回忆录
作者来说，昔日子是后来才来的，那时已经没有人被枪毙了。
书中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对约瑟夫·斯大林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不成功的
婚姻的评价，家人对阿利卢耶娃自杀一事的态度，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斯大林不
幸的私生活。书中只缺少一点没有表现出对不幸父母的同情，作者也没有试图
去搞清楚父母先后被夺走的原因。
其实作者有答案。父亲是被贝利亚杀害的。抓母亲进监狱的也是他。贝利亚被
枪毙后，母亲又被赫鲁晓夫囚禁在劳改营整整一年。如今的民主派尼基塔·赫鲁晓
夫，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是所有灾难的罪魁祸首。
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列坚斯曾任捷尔
任斯基的秘书。1938年，列坚斯被派往哈萨克斯坦任内务人民委员，几个月后被逮
捕，他被指控为地主贵族国家波兰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枪毙。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
夫写道：
“母亲费尽周折找到斯大林，请求他过问父亲的案子。‘好的，’他说，‘我
把莫洛托夫请来，你跟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起来。他们会把列坚斯带来，我们
一起解决此事。’但祖父拒绝去斯大林那儿。于是母亲和祖母两个人去了他那儿。
祖父的缺席激怒了斯大林，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跟我母亲和祖母大吵一架，
根本没有解决事情，于是父亲的命运便被注定了。”
然而作者认为，他父亲的死既不怪斯大林，也不能怪那个令无辜的人被处死的
制度。制度是非常优越的：
“那个年代，商业部门运作良好，物价下降，有段时间食堂里的面包免费供应，
人们发现自己的生活不断改善……制度让人们过上了有保障的日子，国家在前进……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报纸还充斥着有关鞋子、电视机、冰箱滞销的报道。”
作者用自己的经历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论断。尽管父亲被枪毙，无论未来的回忆
录作者，还是他的家庭，仍然可以去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也可以去所谓的“病号
食堂”（通常被称作“小灶”）去就餐，还可以调用政府车库里的汽车林肯、
奔驰，战后则是“吉斯110”。住在沿河街上那幢有名的大楼里，五间一套的住
房，大约有100平米，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心满意足地回忆着。夏天在斯大林的
别墅度过。瓦西里·约瑟福维奇·斯大林的副官安排他进研究生班，并向国立莫斯
科大学校长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作者也真的相信，“我觉得，我们那时的生活方式完全是民主的……
那个时候，过得比别人好的确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斯大林让作者失去了父亲，但作为交换给予他的却是对伟人难以忘怀的认同感。
如果说书中也有英雄，那这个英雄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阿利卢
耶夫根本没有发觉他下面这句话听上去有多么奇怪：“父亲死后。我和妈妈在战后
非常喜欢上剧院。我记得，在大剧院里我们坐的是斯大林的包厢。”
未来的作者受到伟人关注的那一刻也令人难以忘怀。看到小阿利卢耶夫后，斯
大林对他母亲说：“好啦，就凭这样的儿子，我也可以不跟你计较了！”父亲已经
被枪毙了……
“斯大林当时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他常问我们许多问题，同我们开玩
笑，逗我们玩儿。昨晚饭的时候，他不断地给我的盘子加饼干、陈皮。我们嬉笑着，
不时兴奋地尖叫。”
最先记述在克里姆林宫的童年生活回忆的是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
耶娃。她的文学水平迄今为止大概也是最出色的，她的书坦率而又严肃。不过，后
来问世的由谢尔盖·尼基季奇·赫鲁晓夫所著的一部书在我国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这得益于该书构思巧妙的、几乎类似侦探小说的情节。
小赫鲁晓夫为辩解文学开了个头，那时“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开始维护父辈
的名誉。安德烈·格奥尔基耶维奇·马林科夫在《关于我的父亲格奥尔基·马林科
夫》一书中说，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同迫害没有关系，相反，
他曾试图阻止贝利亚搞迫害。
父亲被枪毙后被迫改用母姓的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在《我的父亲
拉夫连季·贝利亚》一书中也表示相信，父亲只做了救人的事情。
对父亲的罪过视而不见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不过，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
夫的书恐怕是第一部没有为自己那遇害的父亲进行辩护，而是为允许杀害父亲的人
说好话的书。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苏联战俘
对被敌人俘虏的红军官兵的不信任始于1939…1940年的芬兰战争。战事结束后，
芬兰人交还了5500名战俘。他们全都受到审判，并被送进劳改营。
1941年被德国俘获的红军官兵达200万，1942年为130万，1943年将近50万，19
44年是20万。
1941年秋，德国当局开始将占领区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居民迁往德国。战争期间
共迁过去500万人。其中大约有25万人是希望回到历史上的故乡的德意志族人。
1941年6月28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联合发布
《关于对背叛祖国者及其家庭成员追究责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