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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者，不仅仅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只有领导人对他的性格感到不满。
他本人渴望行动。我们时常看见他怎样审问被告，怎样翻阅大量的揭发材料。为了
弄清案情，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没有时间回家，
就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吃饭也在这儿，由通信员把饭菜送来，那是和全‘契卡’
工作人员吃的完全一样的饭菜。”
捷尔任斯基并不是像人们时常形容他那样的虐待狂，以看囚徒们受折磨为乐事
的嗜血者。他并不以为消灭敌人是享乐，但认为这是必要的。在国内战争结束后，
他自己约束了部下的镇压活动。
1920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通过
了《关于取消据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构以及军事法庭的判决执行死刑（枪毙）》
的决议。
一个月以后，1920年2月28日，捷尔任斯基签署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第2
1号命令，其中说：
“在逮捕某一公民之前，必须弄清楚此举是否需要。时常可以不捕人而进行案
件的侦查，只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就够了：如具结不离境、取保候审等等。这样也可
以把案件审理完毕。这样，‘契卡’就可以只逮捕那些必须将其关人监狱的人，从
而避免一些无谓而烦琐的小事，那种事只能给‘契卡’带来麻烦，使它不堪重负，
让它没有可能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签署了题为《关于肃反委员会各机构的惩罚政策》
的命令：
“把大批因小偷小摸或投机倒把而被捕的农民和工人关在监狱里，这是不
允许的……如果不让犯了偷窃罪的工人去坐牢，而是令他回到自己的工厂去劳动，
他就会生活在诚实的人们中间，而这些诚实的人就会影响他，说：要是西多罗夫或
者彼得罗夫再去偷东西，他们又要让工厂丢脸，他们最好能成为真正有觉悟的同志，
这种做法会比让他坐牢等候侦查结果和法庭判决更为有效，更合情合理。生活
在工人当中会有助于那些意志薄弱的、缺少觉悟性的同志们的改造，而监狱只能使
他们彻底变坏。”
与此同时，捷尔任斯基还给中央发去了一封信：“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可能
取消对一切政治犯罪处以极刑的做法，只有那些恐怖活动和公开的暴动是例外。在
刑事犯罪方面，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匪徒和间谍处以极刑，特别是对那些
严重妨碍苏维埃政权恢复俄罗斯联邦生产力的读职罪，它坚持要保留极刑
“关于监狱政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今年1月8日发布了第10号命令，其基本内
容是：给资产阶级建立特殊的监禁制度，工人可由工厂委员会保释，并特别指出，
只有在确实必要的情况下，‘契卡’才可以逮捕人。
“此外，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去年12月30日发布的第186号命令中还指出，不应把
那些由于政治事件被捕的各反苏政党成员看成是被惩罚者；应该认为他们是因革命
利益要求而临时被与社会隔离开来的人。拘留他们的条件也不应带有惩办性质。”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镇压的规模确实缩小了，但是其不受限制的残酷性却在国
家安全部门广为流传。而且，这种残酷性是受到最高领导的鼓励的。自由主义可能
受到严厉的处分，而过火行为一般只受到轻微的批评。
在彼得格勒的出版和宣传鼓动人民委员沃洛达尔斯基遭暗杀以后，列宁给彼得
格勒苏维埃主席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写信说：“应当鼓励对反革
命分子采取恐怖手段的力度和群众性，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它的榜样起决定性作用。”
列宁下令采取拘捕人质的办法，这个办法被作为武器广泛地加以利用了。
为对付那些从红军跑到白军方面去的军官们，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扬·彼得
斯下令逮捕他们的妻子和成年的家庭成员作为人质。
在最初的几年里，每个城市自行决定逮捕谁和枪毙谁。“契卡” 与党的权力机
关一起逮捕了一切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旧军官和外国人。
只凭档案材料就可以枪决人。按照电话本和户口本把资本家、旧沙俄的高官和
将军们造册，然后把册中提到的所有人一一逮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富自由主义色彩
的一个。他在1920年写道：“不管这听起来有多荒谬，资产阶级各种形式的强制手
段，从枪决到劳役，都被认为是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材料锻造出共产主义人类的
方法。”
许多事是由地方上的“契卡”领导人决定的。他们之中有人花了很多力气去制
止犯罪。“契卡” 也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做“职务犯罪”。
革命以后，在20年代就到处有人贪污受贿了。
对待那些犯罪的“契卡”人员，比如说，对那些企图把搜查时充公的钱财据为
己有的人，也很严厉。当时有些很值得怀疑的人，包括完全没什么文化的人，也混
进了“契卡” 的队伍。
当时彼得格勒的肃反委员会有一位主席名叫谢苗·谢苗诺维奇·洛博夫。在他
的登记卡片上“受教育程度”一栏中写着：“没念过书，可是能看书写字。”这并
没有妨碍他官运亨通。有一天夜里，他在彼得格勒一口气就逮捕了3000人，此后便
青云直上，当了中央组织部委员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10月被枪决。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
斯，因为有人控告他参与了反革命的白卫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
长，革命来临时他立即投奔了苏维埃政权一方。1918年他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师，
此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因为拉脱维亚步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最忠实可靠的队伍。
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特别出色。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东部战
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
由于控告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把他释放了。但是他最终未能逃脱与很多人同样的命
运：1938年，二级集团军司令瓦采蒂斯被枪决。
1921年3月，中央收到了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处库什舍分部的工作人员一批
共产党员的声明。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
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
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
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
“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
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
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
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的晚期，国家安全机关已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1926年，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签署了一份指令，
禁止报刊刊登政府和党中央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和演说地点。“格帕乌” 总局对一些
报刊编辑部不仅派出记者，而且还派出摄影师前往采访的做法甚为不满，它指出：
“类似的信息事先刊登在报刊上，对各种间谍的活动很是有利，而给保卫政府要员
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格帕乌” 总局的决议说：
“没有‘格帕乌’总局（政治监督处）的特许证明，严禁派遣记者、摄影师等
工作人员尾随出访的政府成员和前往莫斯科以外的访问地点。没有‘格帕乌’总局
的特许而派出记者采访的报刊编辑部要受到罚款惩处，文字和摄影记者要遭逮捕。”
有一次，当全俄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走
进了全俄赈济伏尔加地区饥民委员会的大门时，他立即被捕了。侦查员向他提出了
一个在那些年代时常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
“我感到惊讶”，奥索尔金回答说，“革命风暴竟然退化成了一般的警察行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
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全国运输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某些同志认为，只要印出足够数量的钞票，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
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只有当印钞机能
印出城乡之间、一个工业部门与另外一个工业部门之间、运输业与工业之间的商品
交换所需要的钞票数量时，它才是有用的。
“可是如果国内没有面包，没有各种产品，那么任何印好的纸币都不能造出面
包和产品来。必须要生产出钢板来，必须要炼出铸铁来，必须要耕种土地，必须要
种出粮食来，只有如此印钞机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位现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演讲，而不是“格帕乌” 的主
席。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
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
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
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
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
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
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
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
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
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
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
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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