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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发生争执的时候，老广场的头头们通常都向着卢比扬卡一方。例如，我们曾经从
情报总局那里挖来了我们相中的情报人员。”
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曾担任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四处处
长，他回忆道：
“比如我就曾与我们从军队邻居那里挖来的几名一流情报人员共过事。”
“军人们提出过抗议吗？”
“这我不记得了。需要提出的一点是，军事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是受政治情报
机关控制的。战后这种控制看来是减弱了，可国家安全机关依然担当着控制者的角
色。况且，向情报总局和其他对外情报机关提供反间谍保障的职能一直掌握在国家
安全机关手中……
从20年代起，军事情报机关领导人的任命都要征得政治保安局一政治保安总局
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克格勃的同意。而且一般说来，没有国家安全机关的审核，军
事情报机关不得招人。在外派之前，军事情报人员还要再次经过审查。
曾担任驻瑞典军事情报站站长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
“克格勃是一个可以怀疑所有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构的一部分，而我们是
他们有权怀疑的人。我们这个部门的悲剧在于，所有在国外呆过的人都自然成为怀
疑对象，从而自然引起国家安全机关的关注。
“军事情报机关内部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他们有时在我们的会上发言
谈论必须提高警惕，保守秘密。有一次，一名特派员邀请我到离新圣母公墓不
远的一处保密住宅。吃过午饭，喝了点酒之后，他对我说：‘到我们那儿干吧，你
不会后悔的。’我说：‘我本来就在情报系统工作。’他开始想法儿劝我：‘我们
干的是另一种工作，得揭露内部的敌人。’一句话，他招募我作内线，但我最终还
是脱身了……”
“战后特派员制度保留下来了吗？”我问尼科利斯基。
“克格勃的人留了下来。他们监视我们。我们知道自己所有的‘监护人’。”
“军事情报机关的军官们私下里谴责过‘邻居’的行为吗？”
“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军事情报人员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是经过考查的人，可你们不
知为何总是得不到信任。你们不为此感到愤怒吗？”
“可以这样说，这让人略感不快。知道有人在告他的密，谁会高兴呢？可实际
上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人，而在基层工作人员当中任何时候都有不少正派人。宪兵
式的恶棍并不多。我的出发点一直是：反间谍人员有自己的任务。”
“反间谍机构的多疑是不是徒劳的呢？”
“遗憾的是，我知道不少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军官叛逃到西方的事例。在奥地利，
当我在那儿工作时，美国人策反了军官波波夫。但他是在后来才被查出来的，当时
他已经从国外回来并且成功地进入情报总局总部工作。”
“情报总局的失误比克格勃多还是少？”
‘’我们这一行还有一个不太好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这儿总是尽量淡化自己的
疏漏，而成绩总是被尽量夸大。我觉得，克格勃的失误和叛逃事件更多一些。可他
们的机构要比军事情报机关大得多。”
“作为驻外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您和‘邻居’搞好关系了吗？”
“我首先努力做到不让自己的集体吃亏。要知道，克格勃的情报机关总想从军
人这里‘扒皮’总想抢案子，将我们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在我们这儿是常事儿：
‘邻居’善于把肥肉从你的鼻子底下抢走。”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驻外机构相互合作。比如说，我跟一个对我们有某种价
值的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们建立了正常的关系，我觉得，他愿意被我们招募。
但在明确关系之前，我去找‘邻居’。不管怎么说，我得确认一下，这个人没有在
他们那里作为招募对象。我去找克格勃对外情报站负责人，而他故作惊讶地说：
‘我们对这个人都做了两年工作了。’
“而我看得出来，‘邻居’是在装模作样。他想自己招募这个人，况且准备工
作都已经做好了。这种抢先一步将功劳据为己有的做法引起了怨恨。”
“竞争结果对你们不利？”
“总是克格勃得逞。我们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第一个向领导汇报情况的
人。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军事情报人员不仅受到本局的指派，向本局汇报工作，而
且也受政治情报机关的指派，向他们汇报工作。战后有人曾试图改变这种做法。在
部长会议所属的情报委员会里，我们权利均等，但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我们再
次分属不同的部门。而情报总局的领导人自己将自己置于从属的地位。”
“觉得不自信？”
“是的，不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干不了多久。每个新主人显然都试图彻底
改变原有的秩序。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进行了没完没了的改组，编制时而被削
减，时而又被匆忙增加。有经验的被撤下去，没经验的被调进来。我们有自己的学
院。空缺不久就会被补上，但对情报部门来说，任何改组都是极其有害的。可我们
的领导不考虑这些。这些人都是从外面来的，有的是作战部队的军官，有的是司令
部里的参谋，可就是没有行家。看来他们认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照样可以
领导情报机关。”
“这里说的只是最高领导人吗？”
“要是这样就好了！当年我在西德有一个出色的间谍联邦议院的一名议员。
有一次我们在东柏林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接头。他来了，在打字机上敲下了他知道的
有关西德联邦国防军的所有情况，然后我们吃了点东西。
“在接头之前我的上司预先告诉我，他会来我们这儿，看看这名间谍。他的确
来了。绷着个脸，不高兴。没有打招呼。坐下来，跷起二郎腿。他看着我，声音嘶
哑着说了一句类似‘你可得小心一点’之类的话。然后就走了。
“我对议员说：‘您得原谅我们头儿，他牙痛得厉害，把他折磨得够呛。’而
议员笑了一下答道：‘算了，别解释了。我是在讲波兰语的地方长大的，所以我全
都明白。’
“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将军感到脸红……”
“据说，朱可夫元帅在赫鲁晓夫时期担任国防部长时，曾试图让自己的情报部
门分量更重一些，使它同克格勃平起平坐，从而既加强自己的地位，也加强军队的
威望？”
“我认为，克格勃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我重申一遍：我们同克格勃在任
何事情上都不可能平等。”
“您曾担任特工学院的系主任。人们是如何进入军事情报系统的？”
“通常是这样做的：派两三个人去军区司令部。他们找到军区司令，向他报告
说，他们是来挑选军官到特工学院学习的。军区司令命令干部处人员选出合适的人
选。看他们的个人档案，同履历材料合适的人员所在部队的领导交谈。然后将可能
的人选找来作最后的谈话。”
“有人拒绝建议吗？”
“很少。在莫斯科学习本身就提供了升职的可能，而转到情报部门工作这
意味着将来有机会出国。”
“如果您遇到与您军衔一样的同仁，比如说是来自总参作战部的，你们当中谁
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更成功？”
“作战部队的军官和司令部参谋的工作更受人关注，仕途更顺畅，军衔也升得
更快。”
“‘水族馆’的未来居民是否要学习中途跳火车和双手射击？”
“我们惟一要学的是跳伞。而后来这个项目从特工训练大纲中取消了。情报人
员学这些把戏干嘛？现在谁也不会被派去指挥游击队。日常工作中惟一需要掌握的
本领是拍照……”
谢罗夫将军同情报总局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是个内行。但他受制于当时的那种
行为模式。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贾丕才说，1960年2月，他赴巴
基斯坦当大使。莫斯科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感到不安。
出发前一天，情报总局局长谢罗夫将军告诉贾丕才，巴基斯坦境内有10个美国
基地可能对苏联发动侵略的根据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对贾丕才解释道：
“巴基斯坦境内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我们一起去苏联外交部照会上所说的所有
‘基地’转一圈，您自己就会相信这一点的。”
贾丕才大使本人很快就相信了：巴基斯坦境内没有外国军事基地。根据双边防
御条约，美国人只是有权利用巴基斯坦的港口和机场。
那么关于外国军事基地的情报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一消息是印度情报部门抛出
来的，为的是让苏联反对巴基斯坦。而莫斯科则信以为真。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佩尼科夫斯基，三家情报机关的特工
谢罗夫在情报总局干了5年，对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但1962年10月22日，军事情
报机关上校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的被捕毁掉了他的功名。对谢
罗夫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仅是因为对任何一位情报机关领导人来说，
这样的失败相当于一场灾难。不幸的是，谢罗夫有一次帮助了佩尼科夫斯基。他后
来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佩尼科夫斯基生于1919年。战前毕业于基辅炮兵学
校，打过仗。引岁成为上校。1953年毕业于军事外交学院后继续在情报总局服役。
曾在情报总局驻土耳其情报站工作，同站长发生了争执，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便向
莫斯科投诉，于是他被召回并被调离情报总局。
战争期间，他曾在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身边工作。瓦连佐夫是苏
联英雄，曾任炮兵主帅，1961年1月被任命为陆军火箭兵和炮兵司令。
瓦连佐夫早在战争时期就同赫鲁晓夫私交不错。据说，赫鲁晓夫说过：这是个
现成的国防部长，此话或许是开玩笑，或许是认真的。
瓦连佐夫收留了佩尼科夫斯基，当他在那里日子不好过的时候，瓦连佐夫在已
经当上情报总局局长的谢罗夫那里为他说了两句好话。
佩尼科夫斯基被列为情报总局预备役人员，并被派往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对外联络局工作。1960年＊月，他开始为中央情报局效力，而1961
年4月，他又开始为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工作。
1963年5月初，在公审之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他死刑。判决于5月
16日执行。
佩尼科夫斯基被捕之后，赫鲁晓夫不再怜惜自己的宠臣。瓦连佐夫元帅被没收
一切奖章，降为少将并被立即勒令退役。他被取消中央候补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代表资格。不过他只是被当作一个证人。
谢罗夫则被指控两度帮助被揭露的英国间谍佩尼科夫斯基安排工作，而谢罗夫
的妻子和女儿在到伦敦参观游览时曾受到佩尼科夫斯基的照顾，接受过他的帮助。
而他的女儿如今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所有这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他们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