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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部的重要文件，但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时候被捕的。”
“这么说来，苏联情报机关对他的暴露负有责任？”
“情报机关并不是生存在真空里，它也患有我们整个国家机关所患的那些弊病。
“有一次，总部指示我搞到两个速度调制电子管，这是火箭发射所必需的零件，
当然，这是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这两个零件每个花了我们4000美元。可是
等零件到了我们手里之后，总部又来一个指示：只需要一个速度调制电子管，另一
个用不着，要退掉。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通过冒名顶替的人买到零件的，因为
做这种交易商人是要坐牢的。但总部不考虑我们的理由，购买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
管的钱没批下来。
“那个该死的零件价格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曾试图把第二个速度调制电子管
卖给捷克人或波兰人，但一无所获。无意中问了一下我们的商务代表：有没有谁需
要速度调制电子管？他询问了对外贸易部，立即得到了答复：‘通过送急件的信使
把零件送到莫斯科！赶快想办法再买5个，我们的研究所极为需要。’”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费尽心机终成将军
我问谢米怡斯内：“真正了解一项新工作需要多少时间？”
“要熟悉一项工作并感觉到谁有什么能力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我又问他，到克格勃时让他惊奇的是什么。
“什么都让我惊奇。我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内容如此广泛的情报和如此丰富的材
料，从没有如此全面、如此深人地去了解世界上和国内正在发生的事。
“干部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被选拔到那里的人是经过7道筛子筛选出来的。
人事干部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物色合适人选。100个人被考察，最后也就选3个。挑
选工作是单独进行的，一个一个来。因此造就了一个具有高度专业素质的集体。
“这些人有的成了部长，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科学家。我们密码局的局长
都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职业数学家。”
谢米怡斯内继续说道：“我记得，格鲁吉亚曾发生过一起所谓的‘酒案’，这
并不完全归我们管，但被我们盯上了。在谢列平和我当主席时，我们的政治案很少，
侦查处无所事事，来上班，却没事可做。我们把格鲁吉亚的这件案子管了起来，我
向那里派遣了一个侦查队，大约40个人。案子涉及到500来人，我们留下约150人，
其余的人交给了内务部和检察院。于是就有人向我们的侦查员行贿，数额达1．5万
至2万卢布，想让他们把案子给结了。没有一人被诱惑！
在国内视察时，谢米怡斯内发现，国家安全系统太人浮于事，在某些城市工作
人员根本无事可做，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故意编造出一些事端。他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精简，但他阻止了机关扩大的势头。在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的任期内，
国家安全机关开始膨胀。
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肃反工作人员，退休了，儿子继承
了他的事业，过了一天，儿子不无责备地对父亲说：“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
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
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
束了。”
谢米怡斯内对我说：“至于应掌管多少间谍，则不应超过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
围。如果一名工作人员应该掌管15名间谍，那么给他50名间谍是无益于事的。这不
会有任何好处。这已不是间谍，而是打小报告的，是告密者。我不需要这种人。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说：请不要逼我提供不应由克格勃，
而应由共青团和党的机关提供的情报。汇报谁对中央全会的决定作何反应，这不是
我的责任。当然，我会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但不是关于会上说些什么，而是市场
上、商店里或人们排队时议论些什么。但从原则上讲，这不是克格勃的事……”
克格勃内的风气是很严明的。一般都认为，工作人员只应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其余的均属非分要求。
谢米怡斯内被告知，克格勃沃罗涅日分局有人“醉心于”购买汽车、别墅和游
艇。甚至建起了台球室！调查发现，总部机关也有一些人为自己购置了别墅、游艇，
还买了汽车。
克格勃主席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讲话：“购置
游艇、汽车……那你们何时工作呢？我也是人，我也可以为自己买别墅，然后买汽
车……那样的话上班时我会想些什么呢？会想怎样写分析报告或招募间谍吗？不可
能！我会忙着找木板，找司机，或者零配件。因此，到时候会拿起话筒说：我是国
家安全委员会，我需要……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你们选吧，是在机关里工作，还是
要这一切……”
不过谢米怡斯内说，工作人员总体上还是很出色的，兢兢业业，忠诚可靠。部
下们的工作都用不着监督和检查。
令谢米怡斯内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有人说动了赫鲁晓夫，让他觉得应该取消
克格勃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军衔。但赫鲁晓夫没有动边防部队和军事反间谍机关，
因为特别处的工作人员在部队中工作，不能让他们穿便服。而其余的人他想把他们
转成文职人员……
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年也未给国家安全部的军官授予将军军衔。赫鲁晓夫当上
第一书记后，于1954年5月签署了第一份名单，有10位军官成为将军。这之后国家安
全系统每年约有20名高级军官能够获得将军军衔。
从1961年起，赫鲁晓夫没有签署一项关于授予将军军衔的呈文。一些局长和共
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才仅仅是上校。
克格勃主席有权授予上校军衔。但将官军衔只能由部长会议和政治局决定。谢
米怡斯内为此几次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不太合适。按照所
有不成文的规定，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是高级军事长官，可他只是个上校，身边的
内务部长却是将军。”
赫鲁晓夫总是粗暴地打断他的话，随口说道；“没什么，会习惯的。”
谢米怡斯内只好进行旁敲侧击。他向赫鲁晓夫证明，如果取消克格勃工作人员
的军衔，那么克格勃的纪律性将不复存在，而且，恐怕还得像所有的民间部门那样
设立工会。他说：“如果我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传见人，难道还要请求工会的准许吗？
要发双份工资吗？可如果不这样的话，工会就要对我提意见了。万一我需要发布比
较重要的命令，比如说，枪毙谁，难道我也要同工会商量吗？军役可以确保纪律。
我发布了命令，可能过后就忘了，但部下会记住，并向我报告执行情况。如果我失
去这种权力，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他也忘，我也忘，事情就会被耽误。”
赫鲁晓夫把这些话当成笑话听。当谢米怡斯内又扯到将军军衔的话题时，赫鲁
晓夫打断了他：“走，我们去吃饭！”
进到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旁边中央主席团成员吃饭的房间后，赫鲁晓
夫说：“瞧，克格勃主席来要将军军衔。我只能把自己的将军裤送给他，不过他穿
太大。”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可不是为自己要……”
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就是因为他对克格勃的领导成员不够好。
他对武装力量也是一样，因此使数以千计的军官被迫离开了军队。
诚然，赫鲁晓夫经受住了诱惑，也没有提高自己的军衔，这一点同勃列日涅夫
不同。赫鲁晓夫从战场上回来时是中将，后来肩章上一直是两颗星。同样也有人劝
他说：“怎么能这样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最高统帅，我们怎么能军衔
比您高呢？”
赫鲁晓夫自信地说：“没关系，就这样我也能管着你们。”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谢米怡斯内提交了一份名单，结果有70多人获得了将官
军衔。勃列日涅夫明白，必须同佩戴肩章的人搞好关系，没有必要吝惜几颗星星。
克格勃主席本人也立刻被授予上将军衔。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
“否则很难说得过去。我签署关于授予军衔的命令，向部下授予肩章，而我自
己还是个文职人员。我的秘书长比我工资高，因为他既拿军衔那部分钱，又拿工龄
那部分钱。而我作为一个文职人员，拿一级部长的工资700卢布，别的就没了。
工作人员也都知道这一点。授予我将军军衔之后，我就既能按军衔拿钱，又能按工
龄拿钱。”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没装弹头的导弹
我问谢米怡斯内，在任克格勃主席时，最让他吃惊和震惊的是什么？
谢米怡斯内说：“这样的事很多。得知应急储备品的情况后就令我大吃一惊，
还有其他许多让我无法想象的事。例如，有人会让未装弹头的导弹参加战斗值班。
国防部长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和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叶菲姆·帕
夫洛维奇·斯拉夫斯基曾报告说，导弹已各就各位，可实际上它们都没装弹头。
“军事反间谍机关报告我说，这是马利诺夫斯基和斯拉夫斯基私下商量好的。
我当即向中央主席团作了汇报。马利诺夫斯基很有意见，说：‘为什么要捅出去？’
我解释说：‘反间谍机关向我报告，难道我应默不作声吗？当同谋者吗？或者你想
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准确地知道，你们是商量好的，所以，你可别。”
“后来，最高权力集团中相互关系的秘密被揭开了。我原先并不知道哪个帮派
来自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老乡关系，从哪个村庄选拔干部。可一旦你注意到，为
什么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有5个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副手，而勃列日涅夫本
人也是这里的人，你立刻就会明白，见什么人得说什么话。
“许多普通眼睛发现不了的东西都暴露了出来。克格勃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机构。”
我问：“据说，最高领导人的所有电话都受到了窃听，是这样吗？”
谢米怡斯内反驳了这种看法，他说：“并非如此。您简单地设想一下，比如说，
我把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到一起。然后做什么呢？不可能就自己收着，总要告诉什么
人，作汇报。这就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彼此耗费精力。人们会像罐中的蛇一般，而
你则成为主要目标。这是很可怕的。从技术上说也不可能。录音机还是稀罕物。需
要坐在那里录音，然后把全部录音交给打字员整理成文字。她可能会打出40页，可
一点用都没有。谈话有一半是粗话，打出3页也就够了。这要投入多少人力呀？所以
说，你连半个国家都窃听不过来。”
“难道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没有请求过克格勃主席窃听某个人吗？”
“有过这种事。例如，在得知朱可夫元帅正在撰写回忆录后，我得到直接的指
示：‘你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写了些什么？’我只好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