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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还有助于制止各种‘保护塔尔西斯委员会’的行动，在塔尔
西斯被逮捕的情况下，这些委员会肯定会把他的名字同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在政治上未必对我们有利。”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
克格勃主席一天要阅读300…500页各种文件。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我经常扮演的只不过是转送站的角色：主要读
者是别人。但既然我要签字，那我就要进行修改、校订，要求作些加工。既然签字，
那就要负责。情报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到处都有我们的间谍。所有人都想
表明自己是在工作。有时把当地报纸上的文章摘编一下转发回来。分析处会把这些
材料都扔掉。驻外间谍发回的密码电报中也许只有一句话有用，两三页纸都得扔进
废纸篓里。”
谢米怡斯内接着又说：“情报局长向我表示，一些驻外间谍的工作相当出色。
而研究了密码电报的分析员写道：这是两周前报纸上已登过的东西。驻外间谍起草
电报，把它译成密码，然后占用通信线路发回，这里再进行解密。这要花多少钱呀！
可他发回的却是报纸上的消息，而且专挑莫斯科根本收不到或很迟才能收到的刊物。
他们为什么要摘编报纸呢？这样干比较轻松……”
1964年，情报人员、造船工业部部长的儿子尤里·诺先科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当时他是去瑞士出差。诺先科是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美国处的副处长。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说：
“当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撤换了300人。也许他不知道这些人，但我们应该采取保
险措施。我对赫鲁晓夫说：‘要不我们求求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就说诺先科是
部长的儿子，出了些不愉快的事，也许会把他还给我们？’
“赫鲁晓夫非常形象地回答我说：‘你自己弄了一身臭狗屎，你得自己弄干净。’
他还当着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谈起这个话题。当时米高扬说：‘尼基塔，我们
不妨这样办：让谢米怡斯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再从中央委员会给他派一个人主管
人事问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马上把他顶了回去：‘你不要多管闲事。这算怎么回
事呀他管日常事务，却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给他选拔干部……’
“我走开了，没曾想一名安全工作人员追上来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
见您。’
“赫鲁晓夫已平静下来。他态度和缓地说：‘我说话声音高了些，你不要往心
里去。’
“我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样冲我嚷嚷，然后我去教训自己手下
的人，他们再去教训驻外情报官员。您知道这会使他们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吗？会使
他们4年里都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避免不愉快的事。我们会使他们丧失勇敢精神，
使情报机关失去斗志。冒险是需要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好抄抄报纸，
因为每千件事都要挨一顿批。
“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平常的心对待挫折。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冷战’，
既有胜利，也有损失，既有战利品，也有挨偷的时候。把对手形容为傻瓜的年代已
结束了。
“赫鲁晓夫又激动起来：‘你怎么会让他逃走呢！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
15年，足以摸清他的底细了。据说，他曾被一个学校开除，又被另一个学校……’
“我反驳说：‘如果我对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部长的子女们进行重新
审查，那您会对我说什么？部长们会怎样看我，如果我连他们的子女都信不过的话？’
“据我们后来了解，诺先科同父亲用打台球来赌博，他知道母亲有情人。有时
我们不得不对别人的私生活刨根问底，为自己寻找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就该去探
听所有人的这种私生活吗？
“我在克格勃工作了6年。大约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从上报给我的文件中了解到，
世界形势和我们国内的生活恶化了。给我的书面报告可不会谈成绩。这让人无法忍
受，我需要放松。我开玩笑说，我一年要休三次假才能得到放松。于是，我在动身
前对我的第一副手说，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能给我打电话。其他方面我百分
之百放心。在疗养院，我的床旁和办公室都装有电话。但他一个月内只打过一两次
电话。我和第一副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扎哈罗夫在发生过一件事后就有了完
全的相互理解。
“那次，我距莫斯科约有60…80公里，从车上打不通电话。等车开到离莫斯科
比较近的时候，我给第一副手扎哈罗夫打电话，他不在。我到了单位后，还是不见
他的人影。后来他出现了。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你去哪里了？’
‘我去了趟中央。’
‘我刚一迈出门坎，你就去中央？你不要耍滑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说说谈
什么问题去了。’
“他来到我办公室后说：‘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想让您受到嘉奖。’
“谁让你这么做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
的。如果我外出，让你代理我的工作，你可以去中央。可我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
你却跑到中央去，我就会产生疑问：怎么回事？我有什么事没汇报吗？或者说你有
什么特殊的问题？……
“后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返回乌克兰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的头半年就已开始琢磨撤换克格勃主席。他给谢米怡斯内
打电话：
“沃洛佳，你是不是该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到中央来工作，好吗？”
谢米怡斯内回答说：
“还早呢。我到克格勃总共才3年。我想，应该再等一等。”
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重提这种话题，但他暗示谢米怡斯内，问题依然存在，正
在第一书记的头脑中酝酿。3年后问题得到了解决。1967年，勃列日涅夫一口气撤掉
了3个他不大喜欢、势力强大且独立自主的人物。5月份他撤掉了谢米怡斯内克格勃
主席的职务，6月份他解除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莫斯科市委第一
书记的职务，9月份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不再担任中央书记的职务。
这几个人对勃列日涅夫都太疏忽大意了。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
夫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莫斯科开始流传小道消息。只要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结束，市里就已有人在议
论会上的决定及讨论的问题。有一次我去见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对我说：‘尼古
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消息怎么会走漏出去呢？让你的人查
一查，也许他们能搞清是怎么回事？’
“我把莫斯科市和州的克格勃分局局长请来，向他转述了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并补充说：‘要设法找到原因。’
“大约过了一周，他垂头丧气地来找我，说：‘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大
事不妙！’
‘出了什么事？’
‘我们找到了源头。宾馆里有个服务员，是个年轻的姑娘，所有这些消息都是
她散布的。’
‘她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
‘她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女儿的朋友。她经常呆在他们家。’
‘我去见勃列日涅夫，对他说：‘找到了！’
‘是谁？’
‘请把那个人从您家里赶出去。’
“他的脸红了，默不作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这不关我的事。我只
是说：‘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已下令把所有这些材料烧掉。可您得把她赶走……”’
据叶戈雷切夫说，赫鲁晓夫当政时，他没有发觉有人在背后监视他：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个坦荡的人。比如说，我们在市里视察，他想看一看某
个建筑工程。他无法忍受警卫。如果看到他们跟着他，他就会冲着他们大发脾气。
赫鲁晓夫当政时我什么都没有发觉，也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在窃听我。而勃列日涅
夫当政时我已有所察觉。”
他接着又说：“我在莫斯科繁荣兴旺的时候下台，这一点就连同我关系最亲近
的人也感觉非常意外。我对此是有心理准备的。我瞒着他们所有人，因此他们以为
我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很好。可事实上各种情况却复杂得多。看来，勃列日涅夫以
为我觊觎他的位置。没有这回事，但我在莫斯科的威信很高却是事实。在1966年的
党代会上，我在无记名投票中全票当选。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因为一般情况
下肯定会有几张反对票。勃列日涅夫对此耿耿于怀。”
“难道您没有想过对谢米怡斯内说：‘哎，您为什么窃听我？’是不是这种话
不能公开说？”
“我想，谢米怡斯内也远非任何时候都知道谁在受到窃听，因为这是件特别秘
密的事……”
1967年3月，去印度参加其印度丈夫葬礼的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阿利卢耶
娃向美国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她被弄到华盛顿，这是举世皆知的一件丑闻：斯大
林的女儿叛逃到美国。对于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来说，这正好是所期望的指责谢米
怡斯内有失警惕性并把他解职的理由。 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5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
记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情景：
勃列日涅夫从贴胸口袋掏出一张纸，看了看，说：“把谢米怡斯内叫来。”
谢米怡斯内走进会议厅，看得出，他不知道为什么把他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
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甚至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勃列日涅夫宣布：“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谢米怡斯内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反问了一句：“讨论什么？”
勃列日涅夫马上回答说：“有人提议解除您克格勃主席的职务，调任他职。”
谢米怡斯内说：“为什么？没有人同我谈过这件事，我甚至不知道这一调动的
原因……”
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嚷道：“克格勃的工作缺点很多，情报和间谍工作没有起色……
阿利卢耶娃一事怎么解释？她怎么会去印度，又从那里飞往美国呢？”
勃列日涅夫严厉地说：“谢米怡斯内去乌克兰。”
谢米怡斯内问：“我到那里干什么？”
彼得·叶菲莫维奇·谢列斯特转过身来对他说：“到那里我们会为您找到工作
的。”
谢米怡斯内不服气地说：“彼得·叶菲莫维奇，怎么您出面为我找工作呀？我
的党组织关系在莫斯科，而不在你们那里。为什么您要给我找工作？我是苏共中央
委员，不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但已没有任何人听他辩解，问题已经解决。中央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新的克格勃主席。
政治局批准成立克格勃事务交接委员会，这是极为少见的事情。委员会的成员
有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苏共中央监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