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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任大伟的父亲倒腾青菜，为商为贾，重利轻义，与世代儒医的龚家不可同日而语，以年轻人的时髦话来说是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女儿不听他这一套，执意要嫁，龚老爷子不能硬挡，只好顺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的小两口结婚后恩爱甜美，脸也没红过，特别是外孙任楠的诞生，使龚老夫妇由威严的祖父、祖母而转化为慈祥的姥爷、姥姥，使得龚老爷子觉得再没有对女婿板脸的必要，关系相对有所缓和。再加上儿子龚晓默在家中是甩手大爷，连换灯泡一类的事情也做不来，压根儿靠不上，这个家里里外外全仗着外姓人任大伟。从买粮搬煤到通阴沟修电门，哪样也离不了人家，关系也就没必要搞得那么僵。有一次院里的藤萝架被风刮倒了，大风地里，任大伟光着膀子站在木梯上锤子斧子一通猛抡。惠生老太太对丈夫说，也别净嫌人家，小家子自有小家子的长处。这活儿你让晓默干，打死他也不会上那梯子。龚矩臣当时鼻翼扇了扇，什么也没说。当晚惠生老太太做了龚家拿手菜醋焖肉，烫了一壶花雕，把女婿叫过来，跟老丈人共用晚餐，由此女婿才彻底得到认可。这两年，任大伟发了，这正是靠了倒腾青菜的父母赋予的经济头脑。他开始倒彩电，
后来又倒汽车，现在正搞房地产。啤酒肚催起来了，名牌穿上了，头发改了样式，说话变了腔调。但无论怎么变，在老丈人跟前总还收敛三分，生怕老爷子说他是“小人得志”。相反的，对老爷子老太太倒更加毕恭毕敬地孝敬起来，每天早晚还知道跑过来问问安，隔三差五给老两口买些新鲜可口的吃食。老太太说，这头草驴，硬让龚家给调教出来了。
任大伟进了屋对岳父说他有位朋友，是某集团总裁，想让岳父给看看病。龚矩臣说再不要亮什么总裁的招牌，我反感这个。
任大伟说总裁也是一种职业，就跟掏大粪的时传祥、种庄稼的陈永贵似的，都是劳动人民。任大伟知道，龚矩臣对“劳动人民”这个词特别敏感，“文革”时龚老爷子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主义残渣余孽”被批斗关押，为此老爷子很想不通。但所能让老爷子认罪服输的只有一条：缺乏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这些年龚老爷子一直也没闹明白，既然对劳动人民认识不够，缺乏感情，那他自己又该算作什么？人民大概总该算的，人民代表的选票每回街道都是给送到家来的，不是人民该不会有这待遇。至于“劳动”，他认为他给人看病收费也该是按劳取酬，不能算作剥削。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却总划不进“劳动人民”之列。果然，任大伟提“劳动人民”之后，龚老爷子再不说什么，呷了一口茶慢慢咽下去，看着墙上杨柳青的一副《莲花湖》出神。任大伟问老爷子这时候可有时间，说病人已经来了，在他的屋里等着呢。龚老爷子说，你就会干这先斩后奏的事，把人领来了还问我有没有时间。这时老太太一挑帘子由里间出来，对任大伟说，老爷子已久不给人看病了，再不要往家领这些杂七杂八的人。任大伟说，闲着也是闲着，看看病也是为人民服务。老太太说，看病就是看病，我们不义诊。任大伟说这个例外，这是他小学同学，总不能跟同学张嘴要钱吧，那样，十二条小学的校友们还不把他骂死。
老太太说，你的同学太多啦，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你岳父又不是校医。任大伟说，治病救人，积阴德的事，天底下多少人都念您的好儿。老太太说，再别说积德的事，你爸爸积这点德都叫人散完了。说着飞快扫了一眼于莲舫，于莲舫不自觉地低下头去，脸霎时变得通红。惠生老太太并不理会于莲舫的表情，继续说道，老爷子也是人，古道热肠应该有，但我们也得穿衣吃饭。士可贫，而不可穷，这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老太爷活着时候，看病的酬金是以百元计算的，到后来票子发毛，费用就以金条来论价，老太爷为黎元洪的太夫人治愈头痛之疾，礼金是四两黄金。
到了晓默父亲这辈也是决不降价的，病家邀请出诊，管接管送，诊费大洋十元。那时候的钱值钱，两毛钱能买二斤猪肉，买二十三个芝麻酱大烧饼，一个巡警的月工资才六块。我们这个家业是几辈人凭本事挣来的，怎能张嘴就白干。任大伟还要说什么，老爷子不耐烦地说，叫那人来吧。任大伟就领进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总裁。总裁昂头挺肚，脑满肠肥一副凡人不想理的样子，谱摆得很大。老爷子问了几句话，对方的大哥大开始叫唤，肥头就拉出电线开始使劲喊叫，老爷子直摇头，老太太说，打个电话，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又不是在马路上。肥头并不理会这揶揄，照旧喊。任大伟说，咱院周围都是高楼，把电波挡住了，不喊不行。于莲舫看那人洪声大嗓的，便问任大伟肥头有什么病，任大伟说是心慌气短。老太太笑道，这嗓门赛过唱黑头的了，还气短？
龚老爷子一边诊脉肥头一边打电话，脉诊完了，电话也打完了。肥头等着老爷子开药，老爷子把手一挥说不用吃药。任大伟说好歹总得开点药，比如说十全大补汤什么的，肥头也点着头说就是。老爷子拱拱手说，愚医学问有限，已无力回天，您还是赶紧到大医院去吧。任大伟想必定是刚才肥头的举止让老爷子看不惯，恼了，便周旋说大医院里净是实习大夫，能看出什么名堂来。总裁是慕名而来，一见老辈之风仪，二见医术之精湛，老爷子怎能让人失望。龚矩臣打量了肥头半天，终于还是摇头。这下肥头急了，刨根问底要搞个究竟。老爷子被逼无奈，竟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回去准备后事吧。众人一听相顾愕然，屋里一下冷了场。后来肥头哈哈地笑起来，说老先生真幽默，以他这样一顿能吃一只烤乳猪，喝半斤茅台的主儿却要准备后事，连点谱也没有。他不过是觉着说话有些气短，是因为那个生活过度没有节制也未可知，怎能无端妄说。龚老爷子闭了眼再不说话，任大伟为了下台，就拉于莲舫，让于莲舫给开点儿六味地黄汤之类的药。于莲舫尚未置可否，龚老爷子朗声言道，六味地黄乃滋阴补肾之药，岂救得了这病人膏肓的死症？不要白费那工夫了，又
说肥头死于七日后夜间凌晨一时，这是定数。任大伟就显得很尴尬，倒是肥头摆出一副很大度气派来，站在屋中央，手舞足蹈地说，死也没什么可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嘛。
只是让老先生这有时有点地一说显得太神秘，也太残酷了。大凡什么事一做过头，就让人不可信。气功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本来挺好的一件事，硬是自己神吹砸了自己的牌子。惠生老太太说，我们可不是吹，我们是挂得起御医牌子的人家，老太爷是六品御医，当年与肖、施、孔、汪四大名医是齐名的，老爷子本人也当过研究员，诊脉看病，丁是丁，卯是卯，怎么说是神吹。肥头说，这样吧，七日后如若不死，我来看望老先生，请老先生在东来顺吃锅子。说着走到西墙挂历前，在老爷子说的死日那一天重重画了一个圆圈。老爷子说，甭画了，您来不了。肥头说那不一定，我出门就去东来顺预订席面。说着掏出诊费放在桌上，任大伟让他快些收起，老爷子也说不要死人的钱，这使肥头很不高兴。于莲舫看着这场生死之赌，觉得颇为新奇，这是她进入医学界二十年所没有见过的事。但任大伟仍坚持要开方子，说既然来看病，怎能空手而归。龚老爷子拗不过，难以推诿，说了几味药，无外是半夏、甘草、大枣什么的，让于莲舫写出两份，一份交肥头带走，一份自家留存。于莲舫留意方剂，是以黄连、厚朴担纲，桂枝、半夏相佐，也不便说些什么。
任大伟与肥头走出龚家，于莲舫追出垂花门，说是想用一下任大伟的大哥大。任大伟说老爷子屋里有电话。于莲舫说不想在老爷子屋里打，任大伟当下明白了什么，神经兮兮地笑笑，把大哥大递给于莲舫。于莲舫拿着大哥大进到自己的南屋，只一会儿就出来了。任大伟问打好了？于莲舫说打好了。任大伟说我知道你给谁打。于莲舫说知道又怎样。任大伟问那头还没动静么？于莲舫装糊涂地说，哪头啊？任大伟说，用我的电话还跟我绕圈子，真有你的。于莲舫就不再说话。肥头站在一边看两人一问一答，有些心不在焉，他还在想着七日后自己将逝世的事，怎么想怎么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今天挺晦气。
三
街上的雪越下越大，中午的时候天阴沉黑暗得像是傍晚。于莲舫坐在清雅茶馆里静静地品着一壶双熏茉莉，一双眼只朝门口看，明显地是在等人。这个清雅茶馆开张有两年了，主家是个热衷茶文化的社会闲人，效仿过去的清茶馆，开了这处买卖。因地处里街背巷，知道的人不多，喝茶的自然有限，倒真应了清雅茶馆的名声。掌柜的见于莲舫一个人寂寞，便主动上来搭话，说是若没吃饭他可以到对门叫一笼猪肉白菜包子，那包子薄皮大馅，不亚于天津狗不理。于莲舫说已经吃过了，就再不搭理。
掌柜觉得没趣，也觉得于莲舫这人脾气挺怪，便怏怏地走到柜前，拿了块布抹那茶叶罐子。
近一点半的时候张悦才来，戴着护耳帽子，扣着大口罩，像是得了重感冒。张悦径直走到于莲舫桌前，背靠着厅堂坐了。于莲舫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说没有，只是鼻子对冷空气有点过敏。掌柜的过来问张悦喝什么，张悦说什么也不要，就着于莲舫这壶茶润润嗓子就行了。掌柜的拿过一个茶碗，远远地站了，再不来干扰。张悦看了一下表说他下午两点钟还有事情。
于莲舫问什么事情，张悦说是有关部门领导找他谈话。于莲舫联想到最近听说卫生部门有要提拔他的传闻，自然不好拦。知道他不可能多坐，心里难免有些发堵。张悦抓住于莲舫的手，一言不发地看着她，一双眼神倒也含情脉脉。于莲舫多少有些感动，眼睛便有些湿，柔声地问道，你还好吧。张悦说好什么，人活着，心早死了。于莲舫说，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我是哀莫大于心不死，我这边事情已解决三年了，苦苦地傻等，死等，掰着手指头一日一日地算着等，这日子真不是好过的。想想看，究竟为了什么呀？张悦使劲攥了攥于莲舫的手说，你再等等。彩兰的胳膊上周因为下雪，摔骨折了，吊着石膏，整天疼得哼哼，这种时候我不能再提分手的话，待她的胳膊有好转……于莲舫觉得张悦的手很凉，湿漉漉的，让人不舒服，就把手抽了。不知怎么的，看见张悦，她突然想起她的第一个孩子，尽管那个孩子与眼前的张悦毫无关系——
张悦是她中学同学，1969年上山下乡，她、张悦和龚晓默一同在陕西延安插队，三个人刚好在一个村。同在这里落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