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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参加北京大学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活动，有一项内容是征集一句话口号，我想了一句话是：“人生不要有污点，有了污点在那儿画出颗太阳。”希望你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艰难抱有乐观态度，战胜疾苦首先要战胜自己，你也许主宰不了疾病，但就像健康人也主宰不了衰老的自然法则一样，不过在精神世界中，我们是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的，你说呢？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成为你的朋友，我愿意和你交谈。
握手
濮存昕
文章出处：北京青年报
濮存昕：我为什么当预防艾滋病宣传员
12月1 日，是全球“预防艾滋病运动日”。一个月前，着名演员濮存昕被卫
生部授予“预防艾滋病宣传员”称号。他当这个“宣传员”有什么感受呢？濮存
昕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卫生部为什么要发展我来当这个“宣传员”呢？我理解，可能是由于我作为
一个演员，我的社会公众形象和宣传预防艾滋病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有助于传播
正确的医学常识和对待艾滋病人的正确态度。
虽然，我知道我现在演讲、拍公益广告、做招贴，都是在做宣传预防艾滋病
的工作，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真的有心，在必要的时候，去帮助那些受歧视的
感染者。比如，在拍那则公益广告的时候，我同艾滋病患者聊天，搀扶他，和他
握手，帮他铺床、拿拖鞋……甚至只要他们的病情允许，治疗时机又恰好需要他
回到家乡去治疗，那我就真的可以去和他生活一天！我想告诉大家，虽然艾滋病
的传播很快，死亡率很高，但它只有血液、体液这两个传播载体，正常的生活、
礼节性的接触，是不可能被传染上的。对它，我们不应该像当年对待麻风病似的，
排斥、鄙视。
我觉得这件事和我以前所有做的公益活动都不同，这是和仅仅捐出一两万块
钱供几个学生读书不一样的事。
说也奇怪，几乎所有的朋友听说我决定当这个宣传员的时候，都用了相同的
两个字？？“好事”！我一直在体会这两个字里所包含的分量与肯定。
我承认自己现在有种成功感，我承认我现在的生活也开始富足起来了，因为
我拍了一些商业广告。但在这个时候，任何类似我的人，或者说比我做得更高的
人，都会有一种自发的、本能的愿望？？如何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公益的事，
这也可以归纳为一个概念？？“回报社会”：比如，你挣了钱了，就应该主动上
税；你富足了，就应该认识到你是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成功的，你是在这个环境
的允许下才可能成功的。
既然卫生部让我带头宣传，我就打算把这件事给做长了，做实了，不想总耍
嘴皮子。我也在这方面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我想做一些“大项目”，要用自己
的艺术活动，为宣传预防艾滋病多筹集一些善款。但这种事必须有政府行为，因
为那需要政府先要成立像管理“希望工程”的“青基会”那样的常设机构，被国
家承认、受法律监督，才能得到民众支持。
同时，我也坦率地说：对艾滋病患者在钱财上的资助不是最实际的、最可行
的。因为，治疗的负担太大了。我想诚诚实实地说出我个人的态度？？我真的不
敢说“我要包哪个艾滋病患者的治疗费用”！我不是不想，任何个人是真的承担
不起。
今年在全球“预防艾滋病，男士责无旁贷”的口号下，我个人又提出“携手
远离艾滋病，倾心关爱不幸者”。
其实，艾滋病在我国传播这么快，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医院血库空虚，边远地
区的小医院才不得以用了一些来路不正的血，才使一些人感染上艾滋玻所以我还
想带头义务献血、义务捐献骨髓……凡是对社会有益，对健康人又无害的公益事，
只要时间允许，我都愿意带头去做。
幸了，不要再计较他们得病的原因。（白雪松）
濮存昕：祭文写给艾滋病亡灵
新华网 2001…11…30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崔军强）在一部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片中，与濮存昕配戏的是一位年仅２２岁的艾滋病患者。当病魔吞噬掉这个年轻的生命后，濮存昕写下了有生以来第一篇祭文。
去年９月的一天，濮存昕来到北京地坛医院的艾滋病病房，和那位化名伟鹏的小伙子一起站在镜头下面。濮存昕坐在床头和他聊天，帮他拿拖鞋，一个扶他上床的镜头就拍了三遍。他握着伟鹏的手说：在影视圈里我算岁数大的，大家都叫我濮哥，你也这么称呼我吧。
半年后，艾滋病夺走了伟鹏的青春。濮存昕听到这个不幸消息的时候，正好是清明节的前一天，天空还飘着雨丝。他提笔写下祭文，以怀念那个在春天到来时逝去的生命。“我与你相识是在为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广告拍摄现场，我看着你挺着无力的身体，说话时喘着粗气，头上被大聚光灯烤出了汗，那时是暑热还没退去的１０月初。然而在现场，你主动配合我们，为拍摄的问题出招。你不管是否在拍摄，总不断地和我说话、聊天儿、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一种责任感的，因此我认为你是一个热情的、善于帮助关心别人的人。在我们分别时，坦率地说，我经过了一番考虑把名片留给你，并写下了手机号，希望你有事与我联系，如果病情好点儿，我请你看《茶馆》。可是，你没有打电话来，你是客气，怕打扰我吗？我知道你是需要别人关心照顾的。我还听一位记者说你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研究，这更增加我对你的尊敬。”
在这部公益广告片拍摄之前，伟鹏的家人和他的同室病友都不赞同，他们都非常清楚，上电视对一个艾滋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伟鹏坚持自己的决定，他懂得艾滋病是需要向全社会宣传的。濮存昕在祭文末尾写到：“如果说灵魂不死，你的灵魂以及美德将激励我把预防艾滋病宣传员的工作做得更好。请你死而无憾吧，因为你已经成为值得我和很多人怀念的形象。安息吧，好小伙。”（完）
我是艾滋病人
女记者涂俏长期跟踪采访来自潮汕的艾滋病患者“小路”，真实记录了他患病9年间所经历的生活变故、人情冷暖以及行进到生命尽头的心理状态。本报自今日起连载这个中国最为完整的艾滋病个案，以呼吁社会大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这一群落的关注（本文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世纪之痛中国首份艾滋病人完全纪录》缩写而成）。
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中午11时，我和小路在品尚品咖啡厅的一个僻静角落里，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小路的脸色有些发青。头一天晚他没有盖毛毯，妻子水珊也忘了提醒他，结果导致肠胃不舒服，早晨起来拉肚子。为了要见我，他吃了两片黄连素止泻片。
凭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是很守承诺、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小路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
我的判决书到了
我想尽快地结束生命，在我亲友发现我得了这种绝症之前就意外地死掉，那么，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真正的死因，我也就保住了我的清白
1997年5月6日，那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当天下午3时30分，我和表妹夫去汕头市卫生检疫所做出国健康检查。我表妹夫吸毒9年，是个老烟鬼，一天注射12次海洛因，家中已经一贫如洗。我想带表妹夫去泰国进行一种很有效的草药戒毒法。我希望他能够戒毒，重新生活。
交完手续费后，护士将我们领到抽血房，我本人也需要做一次检查。我们抽完血去楼下大厅等候。从3点半等到4点半，表妹夫害怕了，他怕被人发现自己是个吸毒者。我让他先走。我独自等到5点多，外面下起很大的雨。我看见一位医生对我招手，叫我过去。
我想，他可能要问我关于表妹夫的事情。我跟他走进一间房子里，他叫我躺在床上，在我的腮帮子、大腿会阴部与胳肢窝等处摸了摸。我觉得有点不妙：难道我得了艾滋病吗？
我在泰国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医生教人检查艾滋病，就是摸这几个地方。我意识到我也许有事了，但我不敢出声。医生检查完毕，将我送到二楼蔡主任办公室。
蔡主任很和蔼地问我：“我们有重大问题要问你，你要真真实实地告诉我们情况。”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结婚了没有？什么时间？”
“我有婚姻，但没拿结婚证。我和妻子从1993年同居到现在。”我有些紧张，头在冒汗，心在狂跳，眼泪都也快出来了。
蔡主任表情依然严肃：“你去泰国，是第一次，还是……”
“我曾经在泰国住过8年左右。”我赶忙回答。
“那你结婚之前之后，在房事上，有没有和第三位女性接触？”
我站起来，气愤地问他：“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得了艾滋病？”
他说：“没错。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告诉你，我们有80％的把握确定你已经感染上了。”
我的头“嗡”一下大了。我刷地站起来，说：“医生，有没有搞错，你真是乱来，那是侮辱我的人格。你凭……凭……什么……说我有这样的病？”
我有点结巴，有点不知所措，有点紧张，流着眼泪不断地解释：“搞错了，是不是我表妹夫……他嫖娼、吸毒，可我什么都没干！你可以去问问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他们最了解。”
蔡主任站起身，在屋内走了一圈，又回到我跟前坐下：“谁都害怕自己会得这种病。但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这时，我看见了他的桌上有我的检测报告，上面盖着红印，写着：“HIV阳性”。我知道我的判决书来了。
已到了下班时间，蔡主任带我走到第一次抽血的地方，叫大家不要下班，让我重新做一次检查。蔡主任自己抽了一点血，和我的血同时进行检查。我看见我的血液渐渐凝成米粒大的红点，而蔡主任的血液却没有任何反应。然后，蔡主任要求我无论如何都要在短期内将妻子带来检查。
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我的腿似有千斤重，怎么走出检疫所的门，我不知道。我站在雨中，不知何去何从。
我决定自杀
我有点结巴，有点不知所措，有点紧张，流着眼泪不断地解释：“搞错了，是不是我表妹夫……他嫖娼、吸毒，可我什么都没干！”
我一个人默默地去过渡。我家在潮阳，从汕头到潮阳要过轮渡。
一上渡船，在甲板上发现变压器旁有一截备用的锁链，有两百多米长。我盯着那条锁链反复考虑，设计我如何死法。说实话，人走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