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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行动计划，我希望它能够得到实施。其次，我希望中央和省级的高层官员能够公开地向公众表达遏制艾滋病的决心和承诺。如果这样做，我相信中国将在全球预防控制艾滋病的这场战役里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场斗争，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问：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主任，在这场全球性的对抗艾滋病的斗争中，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答：（身处这个位置）这是我的荣幸。在当今世界，没有几件事情能比抗击艾滋病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与艾滋病做斗争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不能随便就放弃。如果想迅速取得成功，你可以去当一名外科医生，但如果要从事这项事业，你就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问：你所处的职位很高，那么你在日常工作里能接触到HIV感染者并和他们交流呢？
答：正是因为有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才有UNAIDS
的存在。他们是对抗艾滋病斗争的先锋人物。我每到一处访问都要去见一些感染者，这次在中国一个叫小李的年轻的感染者也送给我一首诗（注：26岁的中国HIV感染者小李向皮奥特博士赠送了他手书的诗：一种声音）。在UNAIDS，我们和HIV感染者并肩工作。在UNAIDS的项目协调理事会中，有５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其中３人就是公开的ＨＩＶ感染者。
我们和他们一起斗争，为他们而战。（We fight
with them； and for them。）
直面中国艾滋病人
新华网
新华网《新华纵横》北京专电（康怀英 楚立威
罗骁 赵勇）：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已经到来，今年的主题是：“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日前，记者专访了北京佑安医院，直面中国艾滋病人。
（一）
生命的长短并不重要，关键是是否精彩。拂去心灵的阴影，我们仍拥有一片明净而灿烂的天空。磨难会使生命变得更坚强，要相信自己能活得更好。
——记者手记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这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一年一度的纪念日，又一次提醒人类，不要漠视艾滋病。
日前，我们来到了全国最大的传染病医院——北京佑安医院。与其它医疗单位所不同的是，这里收住着一批我国较早的艾滋病患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艾滋病呢，我们在国内呢，我们还是最早收治的。1990年，我们收治了第一例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大约收治了200例左右住院病人。
此外，佑安医院还有一个著名的艾滋病专家咨询热线，解答一些病人或者感染者以及关心此类问题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
有关艾滋病的宣传在我国可以说已经有些年头了，尽管大多数人当被问及有关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时，都能够较为准确地说出它的三种途径：血液、母婴和性接触，有的人甚至觉得有些老生常谈；但是真正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甚至有些惊慌失措。
北京佑 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福燕：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第一例病人去世以后，病人去世了，他房间里边那些家具呀什么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后来就放火给烧了。还有就是病人那尸体，也不知道尸体怎么办，是火化？还是怎么怎么？火化场也……是不是不给火化？也不知道怎么储存？结果那尸体呢，放在床……把尸体放在床上，床下边放冰，这样来储存病人的尸体。
从医院早期留下来的照片中，我们不难发现，医务人员往往都是穿戴齐全，防备严密。但，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只是一种当时对艾滋病认识不够所表现出来的恐慌而已。
在中国，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走过了一条由惊恐到理性曲折道路。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
福燕：当时那会儿，我们对这个认识也是很不够的。
（二）
有一个时期，绝大部分人们曾经天真地认为，中国人在性问题上的传统道德观念，一定会成为阻挡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天然屏障。
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才使得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从一开始就被统统涂上了道德沦丧的色彩。
得了病的他们惊恐万状，来自心理和家庭、社会的强大压力，往往表现的是病人的精神状态濒于崩溃和对未来的绝望。
（被采访人是在“要求保留肖像不被播出，声音要经过技术处理，不要播出地名等”的请求被记者用《保证书》
的形式答应了之后，才同意接受采访的。）
艾滋病人
翠兰：化验他们说是一种艾滋病，非常害怕，死亡率非常的高。当时我就吓得不知怎样的好。非常的烦恼、苦恼……有的吓得就（得了）“神经官能症”；有的就死了，自己自杀、喝农药，什么样的都有。（我）一化验，也就是艾滋病，当时心里非常难受、痛苦。在一个“疗程”阶段我也得过一次，神经官能症。因为这一阶段治疗，过来了，是被艾滋病吓的。
艾滋病人
小红：当时也非常害怕、紧张。他们说这种病嘛，是绝症、没治，就是说，特别害怕……
而恰恰是在最最需要同情与关爱的时候，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冷漠、躲避以及歧视等
等，更使他们扭曲成了异常敏感、浮躁和脆弱的个体。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开始呢，我们觉得在很多艾滋病、包括感染者，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恐惧、绝望……
刚刚得了病的人，社会对他们不理解，甚至家人都嫌弃他。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有一个病人，他发现这个病之后呢，社会呢，抛弃他，他的亲生母亲也不认他。
医院里的徐莲芝主任，通过接听医院的咨询热线了解了他的情况，知道他已经心灰意冷、有想与世隔绝的想法。
北京 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然后，我们主任就在北京市的一个地方吧，找到他的家。在门口打听他的住址，问这院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人家一个老太太说：“没有这么一个人。”
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太太，恰恰就是病人的亲生母亲。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他们就觉得呢，自己家里的亲人有了这种病，他们就绝对没有任何人理他，所以这种病人的心态是很不平衡的，有个别人也有想报复社会这种想法。
故事是真实的！因为遭到漠视与遗弃所引发的他们的“想法”也是真实的！
（三）
采访前，我们曾想象他们是一伙“特殊人群”，及至见到他们时，才发现他们敏感、无奈、无辜，真正的“弱势群体”。
记者：你对别人对你的误解怎么看待？
艾滋病人
翠兰：他们（歧视）看待我，我觉得心里难受，有时都避着他们流眼泪，觉得和他们不一样，好像矮了一等。
艾滋病人
小红：我也不知道吧，但是有好多人，像那名人他们，对我们真是蛮关心的。像濮存晰他们呀，也来看望我们，和我们握手，他们一点儿都不怕，对我们特别好，特别是濮存晰，对人平易近人，特别像亲人那样，在我们床前呀，看我们吃饭哪，在那里，还给我们唱歌。田歌还送给我一个手链哪，真的，她从她手上取下来的。我当时呀，心里特别感动，当时就哭了。
采访中艾滋病人们对生命的执着和热爱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更出乎我们的意料。
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中心专家 蒋 岩
博士：所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行动，包括吃饭用同一个盘子、在一个
碗里夹菜、拥抱、握手、共用浴具、共用浴巾，甚至是用一个脸盆洗脸……这些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赵春惠：属于我们所做的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想通过我们，全社会、大家，都能够关爱这个（群）特殊的病人、这些群体，能够唤起他们生的希望，能够共同在医疗技术上，我们可以共同来想办法攻破，此外，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都来认识它、预防它，共同与艾滋病作斗争。
这位来自法国的国际友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官员的陪同下正在与徐莲芝教授交流着她们各自的心得体会和工作经验。
采访中，翠兰和她的病友们几乎都坚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医药、我们的科学家，一定会在
不久的将来，攻克这一世纪顽症。
艾滋病人
翠兰：我心里非常相信，咱中国人会把这个要研究出来。我非常相信！
记者：如果大家对你不误解，就象我对你这样的话，你心里还难受吗？
艾滋病人
翠兰：不难受！我觉得心里欢喜。和你们平常人一样了，不难受！高兴！
有关资料显示：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男性感染者多于女性，其比例为3：1。目前，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已经突破28000名，并且正在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着……专家估计，目前实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60万。
（完）
护士马冬：我爱我的病人
新华网 2001…11…30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
崔军强）马冬是北京地坛医院一名普普通通的女护士，今年３２岁。她用一颗真诚的爱心，给予艾滋病患者以莫大的精神安慰，曾多次被病人选为最佳护士。她说：我爱我的病人。
以下是马冬的自述。
接触第一个艾滋病患者是１９９１年，那时我刚２０出头。在见这个病人前就听说他脾气不好，在外院查体时很不配合，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更加暴躁。那是中午开饭时间，我端着饭碗刚走进病房，他就生硬地说：“你出去！”我退回门外，打量一下自己身上的隔离衣、手套，心想病人也许是觉得我嫌他“脏”才这样的吧。于是，我脱下隔离衣服，摘下手套，重新把饭端到他面前，这次他没有拒绝。我说：“这菜好吃吗？你如果想吃什么就对我说，我会帮你订饭。”他显然是被我的言行感动了，说了许多心里话。这次经历让我感到，护理艾滋病病人，需要有超出常人的爱心。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身体渐渐好转，出院时对我说：“你这人真好，我从你身上学会了怎样关心别人。”这让我感到很欣慰。他刚进医院时，觉得反正已经得了这种病，想怎样就怎样，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明白了要对社会负责的道理。后来，他感染了肺炎，周身皮肤病变，病情发展很快。在临去世的前几天，他通过朋友请我去看看他，我起初很犹豫，但想到人在临死前最想见的人是他最亲近的人，我要不去，肯定会辜负他的信任，肯定会很伤他的心。我鼓起勇气去看他时，他已经很虚弱，到了扶着椅子才能站起来的地步。他的朋友很少有人来看他，见到我后他非常激动非常开心，说了许多话。告别的时候，他告诉我：“谢谢你，小马护士，你是好人，我真的谢谢你。”病魔最终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话，一直以此激励自己做个好护士，做个好人。
有年冬天，我们病房里有一个年轻病人，只穿一件很单薄的衣服，而且很长时间不换。我问他为什么，他很小声地告诉我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