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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的那些关于东德的报道可能是宣传，有点半信半疑。现在亲自接触到东德的青少年，他们的头脑这么僵化，实实叫人吃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的话，还是受到压力非对我们这么说不可。总之，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东德的制度有问题。我后来到那鲁大学决定学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这一次经验的影响，因为我要研究一下苏联。东欧的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哈佛的实例教学法教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怎样处理问题，实在好极了。记得“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课期中考试时，我从历史角度探讨了考题，不料老师给了我一个“差”分。我去找他时，教授说如果是考历史，你的回答一定得“优”，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制订行动方案，解决现实问题。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哈佛经理学院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锻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哈佛毕业后，我不想进华尔街投资银行，也不想做管理咨询。我在那鲁的华裔同窗好友林璎一向默默无闻，她设计了越战退伍军人纪念碑后一举成名，连美国总统都征求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很羡慕她的影响力。我进入《新闻周刊）杂志社工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对公众舆论有一些影响。新闻出版业的英才主要是记者，在企业管理方面较弱。我决定在这方面发挥自己所学，担任了《新闻周刊）广告、发行方面的工作。
“结婚后，丈夫工作调动到荷兰，我就辞职了，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年。荷兰的社会福利很好，税率很高，社会主义色彩很浓，一般人都是中产阶级，工作欲不强。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因荷兰不准给产妇止痛药，所以大受其苦。怀第二个孩子时就决定回美国生产，也没有再找工作。我觉得自己首先应该照顾好孩子而不是自己的事业。我丈夫当管理咨询，收入足够一家人的开支。丈夫也主张家庭第一。他每个月要出差几天，并不算多。夫妇有时分别几天，也许对婚姻有好处。
“工作别人可以代替，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做母亲的责任。读书的时候老师常说现在男女平等，都一样，但实际上男女并不一样，也并不平等。道理很简单，怀孕的是我，失去行动自由的是我，而不是我丈夫。这是造物主给我的任务。
“有的女士认为追求事业，爬攀高位是自己天生的权利。但是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至少这在我是觉得有困难的。男人的情况就不同。“许多人总是怪父母这不好，那不好，我的童年很幸福。父母把我们三个孩子都培养得很好。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好。把家庭放在生活的第一位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我现在心满意足，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
“我怀第三个孩子时，《评论》杂志的负责人希望我出来工作。我决定出来做半职工作。《评论》不是上厕所时读的那种杂志，它是一本美国新保守派智囊精英的杂志。读者的层次较高。例如里根总统就是读了柯尔帕特丽克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决定任命她为驻联合国大使的。参议员莫尼汉在《评论》上发表文章后也被任命为大使。克林顿总统最近读了《评论》杂志有关协助警察发现犯罪分子身上是否藏有枪支的新技术报导，于是要求司法部长为联邦调查局购置这套新技术。所以我知道这本杂志受到美国政府决策者的重视。
“我们的杂志只有二万五千名订阅者，读者群不同于《时代》、《新闻周刊》。《评论》的注意力不是每周每月的时事，而主要讨论社会的动态、政治的趋向、国家的前途等严肃课题。
“我感到自己在做一点有用的事。我只做半职工作，杂志社里又数我最年轻，但我的意见总是受到尊重。我想这要归功于哈佛的学位，否则人家是不会认真看待的。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族裔分裂。部落主义。从历史上说，新移民到美国开始生活在自己族裔的圈子里，以后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流行的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思潮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种族，他的肤色，而根本无视人的共性、社会性。这种思潮的兴起，跟政府实行的优待黑人，优待少数族裔的政策有关。有人靠自己的肤色、种族可以享受优遇，造成他们一种不工作也有权享受这、享受那的心理。“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因为他的宗教信仰、种族、肤色而享受特权。以自己的种族而自豪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判断一个人主要应看他本人的才能、成就和品行，而不是他的肤色。优待某些族裔的政策窒息了其他族裔有才能的人。明明有才华的黑人也因此受到误解，别人以为他的地位是靠他的肤色取得的，而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成就。尼克松政府倡导优待黑人的政策，原希望弥补黑人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且打算到一定的时候予以取消。现在早已矫在过正，却仍未取消。
“美国的公立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例如现在有的历史教科书居然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件坏事。因为他的发现，使得许多印第安人传染上天花而死。可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不幸的事。现在公立学校对孩子们灌输这种糟粕，他们怎么可能受到好教育呢？
“美国现在还有一种孤立主义的倾向也令人不安。不是说美国应该充当世界警察，但当用实力干预的时候就应该进行干预。例如对付伊拉克的侵略，对前南斯拉夫的内战等场合，就应该加以干预。
“现在共和党是国会的多数，希望他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但究竟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多少，还是个未知数。”
迈克尔·弗莱彻
纽约州科尔盖特大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埃柯烘盘制造厂总裁，现住田纳西州。爱打橄榄球。“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外交界，在美国驻刚果（法属刚果）大使馆工作了两年。刚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军事独裁政权掌管一切，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管好。刚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俄国或中国输入，而是从法国传过去的。法国人培养了一大批刚果政府官僚，灌输的就是法国的那一套：凡事都由中央政府发号施令。那时刚果发现了油藏，可是我一看政府的预算尽是些没有用的基本建设项目、大而不当的政府办公楼等等，就打报告给国务院说，长此以往，刚果的石油收入将会枯竭，国家将会破产。那是1981年的事。前几年，刚果果然破产了。
“刚果人民非常友善。全国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却有一百五十种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方言。刚果其实是法国殖民统治者强行拼凑起来的一个国家。刚果都是黑人，但不同的部落之间关系紧张，就像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一样，特别是矮人族受到其他部落的种族偏见歧视。我想人性中有某种东西天生排斥异己者，凡模样与我们不同、行为与我们不同的人都会引起我们的不信任感，这是人性中可悲的一面。
“回国以后，我继续在国务院工作。我感到在政府高层工作，当一名高级长官的助理是有趣的，但在中层工作就没什么趣味。所以在我被提升到中层后，就决定离开政府，申请来哈佛经理学院。
“哈佛毕业后，我在麦肯齐咨询公司工作了五年。后来我和另一个也是搞管理咨询的同学决定自己成立公司，专门帮助有困难的企业进行改革，扭转局面。我们辞去了原来的工作。靠储蓄生活。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考查了差不多五十家公司，最后得力于哈佛的关系网，找到了田纳西州的埃柯烘盘制造厂。这家公司专门生产工业用的大型铝钢面包烘盘，并提供售后去垢上釉服务。产品有很高的知名度，市场占有率达百分之四十。
“一九八七年公司被人收购，但收购集团事先没有做好调查，收购后才发现工厂问题很多，却又一直没能找到称职的管理人员，因此经营情况每况愈下。到我们一九九二年接管时公司已经亏损了好几年。股东集团之所以给我们股权，让我们接手，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家工厂已经没有希望了。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好了，公司可以起死回生；如果不成功，我们也不可能再给它带来新的损失。
“接管后，我们首先将高层经理人员和一批中层经理人员解职，重组了中层管理人员班子，被解雇的占全体雇员百分之二十，但其中没有一个工人。我告诉工人：工厂问题这么严重，不是他们的过错，错在管理人员身上。在我们接管前的五年，工厂每年平均有十四起严重事故。我宣布：工人应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的前提下来提高生产效率，工人有权拒绝从事他们感到不安全的作业，而不必害怕被解雇。我巡视车间时，要是发现某项作业太危险，就下令停止作业，直到采取适当安全措施后才予恢复。现在工伤事故已减少到每年只有四起。
“我们发现这家工厂的生产管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就重新设计了生产流程，让二百多道工序每道都由专职工人负责。尽管机器有多种用途，但我们将每部机器的用途固定化，彻底改变了原来不分工种，过于灵活，结果是一片混乱的情况。
“生产流程合理化后，浪费大大减少。有的工序从原来的十二小时缩短到十三分钟。半成品的堆积大为下降，我们关掉了多余的一个仓库。在改变生产流程中，为了说服工人，我甚至用玩具模型作示范。有的工人不一定懂，但是他们信任我，于是就照我说的办。对于头脑不善于分析的人，培养信任感很重要。跟工人一起工作，最重要的是赢得他们的信任。一旦失信，就再也不可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中层管理人员往往抵制变化，问题常出在他们身上。我自己下车间向工人作解释，就是要让中层管理人员感到变在必行。
“在市场营销方面，我们也作了一系列改革，降低了价格，保住了下滑的市场占有率。不过由于生产成本降低了很多，产品利润率反而有所提高。在我们接管十四个月以后，已经反亏为盈。这家工厂营业收入每年达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美元，利润率从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工人已经加了两次薪。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特点，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独特性。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一切成功的企业都有相似之处，而一切不成功的企业部有各自下成功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好企业未必非那个行业出身不可。当一个企业发生危机时，陷在这个行业里太深的人，反而可能无法打破僵局，扭转危机。这时，需要外来者的冲击。
“一家工厂一旦管理上有问题，往往在每一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我相信企业成功不成功，关键在于有没有促成的过程、程序和制度。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就是制订出一套导致成功的过程。埃柯厂的原领导因企业负债过多，穷于应付，而忽视了领导作用，导致企业情况逐渐恶化，问题越来越多，差不多每天出现危机，以至经理人员不知道从何着手解决。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外来者，我们没有条条框框，终于把问题按轻重缓急逐个解决。
“我很幸运，可以算干得还成功。我想幸运的人应该为那些不如自己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