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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五日，蒋介石下了撤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命令，也下了对杨虎城的绥靖主任及于学忠的甘肃省主席“予以撤职留任”的处分决定，进一步从政治上施加压力。周恩来与杨虎城商量以后，由杨虎城领衔发出“歌电”，以强硬的态度对蒋介石“煎迫不已”的用心进行揭露。蒋介石马上又变幻手法派祝绍周以交通联络为名，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提出甲、乙两案，要西安方面择一而行。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分州以西，十七路移驻泾渭以北，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
乙案：东北军移往安徽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
乙案明显是将“三位一体”拆开了，红军西北军自然倾向于执行甲案。而东北军少部分将领有升官发财之念，感觉西北太苦，希望东调以就食于中原，内心便倾向于接受乙案。
杨虎城很快也看出来了，东北军是个非常特殊复杂的团体，没有张学良，就抽去了主心骨，整个东北军的团结必然回发生动摇。东北军几十万人马，力量最是雄厚，它一旦动摇不定，三位一体的稳定性就很成问题。
他和中央代表团看法一致：争取张将军迅速回来，是维系西安局势的焦点。正如南京没有蒋介石势必分崩离析一样，西安无论如何离不开张将军。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日，没有想到这一着。杨虎城如今看出来了，而在溪口的蒋介石却比他看的更透彻。这就是政治眼力，这眼力决定着一幕幕悲喜剧的微妙进程。
陕西财政厅厅长李志刚，是杨虎城驻南京的代表，和南京许多上层人物能说上话，一月十七日，他和东北军代表鲍文樾奉了杨虎城的委托，自南京赶往奉化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住在他母亲的坟庄里，半仰在床，仍是穿着钢架背心在养伤。
李、鲍略致问候，边说明来意：“西安要求张先生早日回去进行善后工作。他不回去，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心里都浮动不安。”
蒋介石早就揣知了他们的来意：“我腰疼。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纪律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差，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学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
明明不放张学良，反说是张学良不愿意回去，睁着眼睛跟人胡说，鲍文樾心里很生气。蒋介石反问李志刚：“你可以讲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这“他们”自然指的是西安。
李志刚说：“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所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大量中央军开驻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激愤。张先生若实在不能回去，看样子他们要打仗。”
蒋介石一翻身坐了起来，声色俱厉：
“他们要打仗呀！打就打，我还怕他们不成？！我早就准备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去。要打进来，我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拿下西安！“
“陕北红军也正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对谁都不好。“
听李志刚这样说，蒋介石不正面答复，却转缓了语气：“中央军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这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的秩序。你告诉虎成，十七路军是有革命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成指挥，陕西省主席即由虎成的部下充任。虎成只要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明早你再来一次，我亲自给他写一封信，你带回去。”
第二天李志刚拿到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立即返回西安。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开会，周恩来也应邀参加。杨虎城在会议上宣读了蒋介石的信，大意如下：
你不学无术，也不知好好读书，因此不免于谬误。但你的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不可偏执谬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拨你管辖，要把他们分开驻防。关于陕西地方行政，你可劝促孙蔚如就省府主席职，以安定地方秩序。你万不可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以糜烂地方，扰乱人心。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或关于人事和物资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
东北军的将领们听了以后，纷纷痛骂蒋介石背信负约，骂他是“放狗屁”，“是想分化东北军、十七路军”。孙蔚如说：“我不当这个主席！”杜斌丞说：“张先生不归我们要坚决与蒋介石拼命。”最后决定，李志刚再去一趟南京、奉化。
周恩来告诉李志刚：“这次去一是要张将军回来，二是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三是探探蒋介石究竟有没有转变政策的意思。”
杨虎城补充：“这第三条相当重要，如果经过这次举动能够把‘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我们即就作出些牺牲，也值。不然，就真的是往石灰窝里扔砖石，白气冲天，枉闹了一场！”
“听说张将军也迁往奉化了，你得设法见见他。”周恩来最后叮咛。
一月二十三日，李志刚又一次赶到奉化。当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西安要求张先生回去”时，蒋介石又摆出另一副面孔。边摇头边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汉卿要送我，我劝告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叫他来。他现在也住在这里，你可以见见他，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未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李志刚见他又变了说法，一时张口结舌，蒋介石又说：“西安事变，他和杨虎成使我威信扫地了，现在我说了话，在南京产生不了什么效力。”
李志刚委婉地移开话题：“杨主任极关心委员长的抗日政策问题。”
蒋介石一听，煞时怒气冲冲的：“杨虎成不学无术，他自己不看书，你们也不帮助他看书。他没有看过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什么也不懂！”接着他又强调，：“你切实告诉虎成，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李志刚这才明白：“蒋介石表白他在庐山早有“攘外”的准备。眼下的关键是西安，虎成如果很快拆散了西安的“三位一体”，他本人和十七路军就能得到“优待”。
李志刚不便再问下去，便去看望张学良。雪窦山上，戴笠、邵力子陪着张学良，李志刚随便搭讪几句，与邵力子一块走出门外，在清碧的小奚畔散步。邵力子说：“委员长让我也住到山上，意思是帮助张副司令读书，可他哪里能读进去书呀！”
“他为什么读不进去？”李志刚故意问。
“他是军人，是战将，还是想回西安。”
“何以见得？”
“他自己讲过：‘我亲送委员长回京，虽为恢复他的威信。我到京请罪以后，委员长若是叫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这样一送一救，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委员长不叫我回去。以委员长之聪，何意不见及此’？！”邵力子边叹息边摇头。“汉卿跟个孩子一样，实在天真得可爱，既让人惋惜难过，又令人禁不住想笑。”
他二人转回旅社时，戴笠不在，邵力子也要解手，张学良这才对李志刚发出慨叹：
“老头子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我对不起虎成，请告诉虎成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能在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出山。否则是出不去的。”言不神色惨，叹气不止。
“杨主任他们如果能坚持呢？”
张学良眼睛一闪：“这就看西安的能耐了――他们能坚持、能撑住，我就会有办法，他们不能坚持，我完了。他们也长远不了。”说着又是一叹：“唉！我是把难题推给虎成兄了。”
外面有了脚步声，张学良以悲愤的神情结束了谈话。
张学良回不来，蒋介石的军事压迫，政治分化，金钱收买，暗地分裂等手段在西安却一天天生效。十七路军四十九张旅长王劲哉的部队叛变，沈玺亭、唐得楹两个团投蒋，有人还正在做警一旅王俊、教导团李振西、独立旅韩子芳等人的工作。东北军方面，于学忠名义上是负责人，实际上驾驭不住全军，骑兵师的擅自新不稳，另外也有人偷偷向南京派代表，秘密地向蒋介石输诚。
陕西旬邑人张慕陶，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开除出党。西安事变前依附于阎锡山，事变中混入西安，一面给阎锡山搞情报，一面在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进行挑拨。
他到处胡说：“共产党主张放蒋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张、杨二将军捉蒋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出卖了。为今之计，万不能再听共产党的话。”他还鬼鬼崇崇地告诉杨虎成：“张学良做得太漂亮了，捉蒋由他，放蒋又由他，送蒋也由他，什么风头都让他出了。你杀人连两手血都没沾上。蒋介石的为人你是知道的，日后他饶谁也不能饶你。你想想，这样‘和’下去，将来怎么得了！”周恩来找张慕陶谈话，严厉制止他的活动，而且指示南汉震没法把这个人管束起来，不许他出门。
西安情况这样复杂，而李志刚两次外出谈判又相继告吹，杨虎成的内心一天比一天难熬，痛苦，但是他是个果决的人，很快赶往渭南前线进行观察，接见一些军官，对部队进行动员，准备以武力手段与南京见分晓，争高下。
杨虎成有自己的主见，但在具体执行中却又不得不受东北军的制约。冯钦哉，王劲哉一伙叛离之后，十七路军剩下四万来人，其力量远不能和东北军相比，既打算用兵，怎能不考虑东北军的意见呢？
这时候的东北军却很快分化成为新旧两派。老派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明为首，在朱仁堂回来的第二天，就在南院门粉巷王以哲的病榻前开会，他们的意见是为了避免内战，应采用“和”的方法营救张学良。王以哲说：“副司令虽然不在，东北军还有我们嘛。既然顾祝同提出要我们从渭南前线撤兵，为了避免冲突，那就先撤兵罢。”
以朱仁堂、苗剑秋、孙铭九等为首的“抗日同志会”的少壮派听到王以哲说出这样的话，联系到他们前一度放大员、放飞机的一系列作为，认为老派这样做是为了取媚南京，进一步投靠老蒋，企图取张副司令而代之，以换取升官发财的机会，对老派便很有意见。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这些兵权在握的积极主和，十七路军中的赵寿山、南汉宸、王炳南、申伯纯对作战用兵也持有异议，影响所及，杨虎成的决心便产生动摇。
正在杨虎成左右为难的一个晚上，东北军团一级干部六十余人带着签名单找到新城杨公馆来了。这是一张以搭救张学良为缘起的签名单，谁主张营救副司令而对中央军开战，谁就可以签名。看样子，签名的团级以上军官就有一百余人。见着杨虎成，朱仁堂首先发话：
“副司令临走时手令东北军听杨主任指挥，现在中央军不讲信义，扣留了副司令。我们东北军的头头无动于衷，置之不问，我们大家签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我们只要求副司令回来，别无其他目的！”
他们边诉说边哭泣，最后形成了五、六十人的放声大哭。有的边哭边吼：“副司令回来之后，命令我们缴枪，我们也甘心情愿！”冬夜哭声，摇撼得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