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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杰出的文学家，巴金的早期创作如实地表现当时的中国现实，着重批判和揭露丑恶的封建余孽，指出它们扭曲人的灵魂的罪恶，呼唤青年们起来反抗旧的一切。这与当时的进步潮流是合拍的，同时也明显地体现出西方思想和文学对他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巴金影响甚深，巴金这一笔名便取自于现代无政府主义两位最重要的理论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制的利益和愿望，它否定一切国家形式，主张以最小限度的内乱，最小限度的受难者，与最小限度痛苦而达到最大最好的结果。因此，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中反对强权，主张绝对自由的精神，并与反封建、维护人权平等的思想相揉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其积极面与消极面相互依存，与当时大多数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心理颇为契合。
俄国民粹主义以其崇高的理想、道德的完善和英雄行为引起了巴金的崇敬。民粹主义者经常用壮烈的行动，来实践他们对人民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对自由的礼赞，由维护人的尊严的献身热忱以及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牺牲的真诚愿望。巴金对它的迷恋给他的创作以巨大影响，直到全国解放后还延续了一些时日。他的作品因此也闪现出人性的光辉，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常常在对人的灵魂作深刻挖掘的同时，鞭挞扭曲人性的封建制度，对小人物的命运抱有深刻的同情，悲天悯人中不乏愤怒。
对巴金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俄国文学。他推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志跋绥夫，把他们摆在比莎士比亚、歌德和但丁更高的位置上，在19岁时，巴金就读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对托尔斯泰的道德和社会哲学感到兴趣，尽管他对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有所摒弃，但对托尔斯泰关注道德问题十分欣赏。他赞美托尔斯泰的作品，学习如何使笔下的人物的外表、打扮和举止，同人物的精神生活相协调。巴金的作品，也关注人物精神的困苦、矛盾和怀疑，虽然远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深刻。阿尔志跋绥夫描写的黑暗时代，1905年俄国革命者所面临的道德问题，以及诸如逮捕、枪杀、流放等，与当时的中国现实非常相像，经过鲁迅等人的介绍，阿尔志跋绥夫赢得了包括巴金在内的许多青年的称赞。
屠格涅夫对巴金的创作有着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门槛》，描写了一位即将献身革命事业的英雄少女形象。巴金大受感动，《爱情三部曲》里的李佩珠，《星》里的秋星，《灭亡》和《新生》里的李静淑和张文珠，《海底梦》里的女英雄，都是这一形象中国化的结果。小说
《海底梦》与屠格涅夫的《前夜》非常相似。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而斗争。情节上，女主人公由于结识了一位出身低微的男主人公，离开上流社会去参加革命。男主人公为反抗外来侵略努力奋斗，最后过早死亡，女主人公按男主人公的遗瞩，经过长途跋涉，把他的尸体抛进了大海。
俄国文坛上的多余人形象引起了巴金的强烈共鸣。二三十年代复杂的中国现实，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心境狂乱，徘徊于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之间，找不到任何方向和力量。他们没有坚定的意识去反抗，同时又不甘落伍，因此对现实抱着不满的态度。精力充沛与软弱无力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的“多余人”形象。巴金要想描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种种矛盾：理智与热情的矛盾、行动与犹豫不决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于是他借鉴了俄国文学。《灭亡》中的杜大心与《工人绥惠略夫》中的绥惠略夫很相似，《新生》中的李冷与《灰色马》中的佐治一样有着极端的自我主义，而《雾》中的周如水与吴仁民则是一个中国式的罗亭，一个多余的存在。而且，巴金笔下的多余人则象征着自由主义的悲剧：受到了西方自由教育的影响，追求良好的道德，可又不得不服从责任的召唤，不得不屈服于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孝顺和家庭团结。
巴金的早期创作虽然受到俄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时还带有摹仿痕迹，但他真诚地拥抱生活，用心去感受一切，他的作品与时代也是紧密相连的。他的成功，意味着一种移植的成功，一种文学接受方面值得人们学习的范例。这一点。还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法国文学的接受上。
在丰饶多彩的法国文学园地中，巴金选择阅读和受到激励的主要是干预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的代表作。他和他的小说人物频繁地提到左拉和罗曼·罗兰。他也读过雨果、米拉波和纪德以及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巴金对左拉作品中高尚的激情很感兴趣，认为它反映了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暴露了许多引人注意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后来巴金在中国家族制度这类社会罪恶发生他激烈的诅咒时也使用了左拉的名言“我控诉”。他具有法国小说家的实证主义世界观，也采用了许多自然主义的描写。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两部相关联的中篇《灭亡》和《新生》，这些作品的写作都受到法国文学的启发，或者更直接的要归于左拉的影响。
巴金的《雪》表现了对不合理的社会最强烈的抗议，其主题、人物设计乃至细节描写都与左拉的《萌芽》十分相似。作品中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富裕悠闲、骄奢淫逸的管理阶层，一个是贫困卑贱、勇于反抗的工人阶层。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并最后赢得了她，也都出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细节方面，工人们的生活境况和工作条件极为相似，只不过背景不同而已。甚至连小说题名，巴金原先曾取名《萌芽》，后来才改称《雪》，取新生力量就要滋生壮大的含义。
罗曼·罗兰热情的人道主义，道德的完整性和英勇精神也吸引了巴金。巴金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说：“他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他的信仰。”“信仰给了我力量和勇气，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我也不需要它。”巴金作品中的人物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很相象：内心都充满了对理想的热情探索；他们并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们由信仰支配着，把它看得高于一切；爱情并不是首要的，它服从于生活。当然，巴金也否定了罗曼·罗兰的反对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认为“他反对所有形式的反叛，甚至反对直接对抗最丑恶、最残酷的政府。他以人道主义为藉口采取这种态度。
莫泊桑对巴金创作也有影响。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复仇集》一发表，就有人注意到他的叙述方式类似于莫泊桑。巴金的《爱》与莫泊桑的《模特儿》在形式和主题上非常接近。前者讲丈夫发现妻子不忠后决定杀死她，可当她孤独无助地站在他面前时，他的同情心产生了，于是带她回家，抚养她，照顾她。妻子不明真情，十分感激他；而丈夫又怜悯又厌恶她甚至再起杀心，最后她终于寿终正寝了。后者讲画家把一女模特儿收为情妇后，不久便想抛弃她。她声明若这样将自杀。他不信，不料女人真的跳楼自杀，未遂身残。画家悔恨不已，只好与她结婚，但婚后生活却极为不幸。作品叙述的是爱情与良心的搏斗以及无爱的婚姻悲剧，形式上先开后合，充满悲剧色彩。巴金的《好人》也与这个故事极为相似。
巴金也喜欢英国的狄更斯、王尔德，挪威的易卜生，创作中间或可看到他们影响的痕迹，但最主要的还是法俄两国文学的影响。他的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和俄国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杂糅的产物，他的作品在主题、人物、叙述方式等方面均受到法俄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仍不失中国特点，成为小说创作中中西完美交融的范例。
欧美文学与曹禺的戏剧创作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剧作家。他的话剧，既能与时代紧密相连，富于民族特色，符合民族审美心理，又受到外国话剧的多方面影响。探讨曹禺剧作的外来影响，可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些问题，从而为更好地吸取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发展民族文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曹禺创作以《雷雨》起步。这是部受多方面影响的成功之作。《雷雨》的主题显示出作者的人生哲学，而他的人生哲学又是受到西方影响的，正如作者所说：“《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 ‘残忍’，……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称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自一面看，《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可见，剧作的主题是一种对宿命的恐惧感和无奈。而这种心态正是来自西方英雄主义时代的宿命观。《俄狄浦斯王》中命运对人的牢牢控制，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又注定失败的挣扎与毁灭，在《雷雨》中再次以新的内容、新的手法在新的国度展示出来。
《雷雨》的结构，也受到了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甚至易卜生剧作的影响。《雷雨》将几代人30年的恩怨集中在一个初夏的上午到当夜两点钟的光景及一个小客厅内，选入一个切入点是异常重要的。与易卜生《群鬼》相似， 《雷雨》第一幕第一场借角色边干活边谈话，引出了主人公和剧情。在全剧结构上，曹禹大胆地把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的结构艺术相结合，采用了多线索交叉和“回顾式”结构，到剧末，借鉴莎作《暴风雨》以暴风雨象征戏剧冲突和人物内心冲突，衬托比暴风雨还要残酷的社会的手法，成功地自觉地运用了雷雨这一“角色”。在剧中，雷雨不仅仅是社会矛盾、冲突造成的混乱的象征，也是剧作家内心渴求的能摧枯拉朽毁灭罪恶世界的力量的象征。
《日出》不再有《雷雨》宿命式的悲观，它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题旨富有诗意，全剧含有象征意味，是从《雷雨》到《北京人》的一个过渡。在这个进程中，曹禺竭力扫除“太像戏”的痕迹，追求率真和朴素。对生活的诗意的感受，对现实的哲理的概括，溶铸在日常生活的原样的形态之中。《北京人》剧情发展中几乎没有意外的事件，舞台上正在发生的，都是幕启前已多次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只是原样的再现的重复。剧作家仿佛在不断提醒观众，不要惊奇，不要紧张，这个旧家庭早已糜烂，今日的崩溃决非意外。这种风格与契诃夫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契诃夫的剧作含蓄、深沉、客观、沉思，在不经意中用内在的诗意的光辉把似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题材照亮，不是去刺激人的感官，而是抓住观众的灵魂。在《北京人》中，曹禺就像契诃夫在《樱桃园》中所做的那样，把眼泪和笑声、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和谐地溶合在一起；没有任何有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