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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30年代，唯美主义已日渐式微。不少人援引欧美哲学家和文论家“文艺为人生”的学说来批驳唯美主义理论。德国理查·瓦格纳认为：“生活能如意时，艺术可以不要，艺术是生活将穷处出来的。到了无论如何都不能生活的时候，人才藉艺术以鸣，以鸣其所欲。”这与中国古代的“发愤著书”之说颇有暗合之处。狄德罗的文学主张以其特有的理论深度让中国文学界得益匪浅。他“要求剧作家走向现实，接近现实的生活，合并诗与生活，要求他描写一切的状态。”柯根在《世界文学史纲》指出，狄德罗此说“强调了现实主义在诗中的伟大意义。最后，当时代的伟大的企望所浸透的狄德罗赋予悲剧的劝善性质以极大的意义；现实生活的描写应当指出家庭与道德生活的理想。这样对于狄德罗，新形式不仅是戏剧的诗之最艺术的种类，它而且与启蒙学者的改革意向熔合着”。看来，狄德罗对文学赋予了众多责任，文学不仅要劝善惩恶，而且要反映时代，为人生服务。
这时期，最值得称颂的是我国文学界逐步对文学批评理论开始重视，引进了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目的意见、批评标准与方法。陈彝荪在 《文艺批评论》中曾经指出，“‘文艺批评’这个名词，在西洋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可知在文艺的领域，他们之着重批评的精神，已是老早就有的事情了。……
‘批评’（Criticism）一语。原来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最先创立批评的人，即为希腊之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据德莱顿说批评的意义，就亚里士多德所指，批评乃是 ‘公允地判断之标准’。……盖莱和施各德二人，把批评的意义分为五类：一、指责的意义；二、赞扬的意义；三、判断的意义；四、比较和分类的意义；五、赏鉴的意义……。近代有名的批评家亚诺德说： ‘批评’便是‘把世间所知所思最好的东西去学习或传布的一种无偏私的企图’。这个意思差不多是站在赞扬和赏鉴方面的，而不属于指责或批判的意义”。这种论点，强调批评应有客观的社会立场，科学公正地而不是片面地囿于个人见地下批评，应当从作家的作品对于社会、对于文学发展有否贡献等等客观社会效果去作论评。
李健吾的批评在30年代颇享盛誉，他对批评的看法，很能显出外国文学的影响。他标榜文学的批评是一种自由的事业，有其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批评家全部工作的标准则在追求着“公平”的批评：“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的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个性（然而依照托尔斯泰，个性正是艺术上成就的一个条件），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因此，批评实际上要进行科学分析，独具慧眼，一直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这里既有法朗士的声音，又有勒麦特的影子，圣佩韦的光芒也随处闪现。李健吾的批评，很少有概念先行的毛病，往往咀作品之英华，发哲理之幽叹，在一往如水的淡淡诉说中，把作品的美与意呈示在读者面前。他的批评笔致素谈，文采飞扬，思想独到，很能掘出作品的真蕴，达到作者、批评家与读者三方的共鸣状态。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与中国文学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应从本世纪初算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说解放前3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还只能称作文坛的生力军之一的话，那么，在17年文学（1949—1966）中，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现实主义则是一统天下。在新时期（指1978年以后）文学中，随着一些理论禁区的突破，以及西方其他文艺、哲学思潮的冲击，以现实主义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得到了丰富、发展，出现了许多更值得人们欢呼的文学现象。传统的文学观念被打破，新型的文学形式和表现技法诞生了。虽然从理论上讲新时期文学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但事实上文学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对传统观念已有了很大突破，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了。因此，本章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所指时段从本世纪初到1966年为止 （1967—1976年间属“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界对此一般略而不论）。1978年以后的文学习惯上称为新时期文学，我们将分专章具体论述。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与民族命运、政治风云紧密相连，因而也产生了一些难以说清而令人感兴趣的命题，其间的核心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本来文艺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当文学介入民族解放斗争时，它的兴衰也就与政治紧密相连了。本文无意在此作空洞的理论探讨，在下面各节中将结合具体的时代环境与文艺实践对这些命题作些粗略分析。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输入
据人考证，马克思的名字首次在我国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2月出版的《万国公报》上，而对他思想的介绍则在“五四”以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中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节译，在他主持下，《新青年》出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晨报》副刊上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是李大钊于1918年前后撰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该文是一篇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从19世纪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俄国文学，特别是俄国诗歌与社会关系的文章。在文中，他认为“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罗斯文学“加强革命潮流之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同俄罗斯革命关系密切。这篇文章把文学与社会革命相联系，强调文学对社会革命的引导作用，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文学上的体现。
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则从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对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发展历史作了唯物的解释。他不限于罗列作家作品，而是高层建瓴地把握这一时期俄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本质，从一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动剖析了与此相应的文学演变的动因，结合当时俄国发生的农奴解放运动、市民运动和1905年的革命等重大阶级斗争事件，去阐释作家的作品意义及其阶段局限。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新文学建设者中已有人开始认真思索一些与文学相关的现象了。它把文学与政治、社会直接挂钩，看到了一些影响文学的最终及相关因素，但对一些与文学直接相关的中间环节则忽视了，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等人以《中国青年》为阵地，从革命斗争的总形势出发认识新文学运动的任务，考察新文学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主要探讨的问题有：首先，在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早期共产党人指出文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反对唯艺术而艺术，批判“讴歌恋爱”，“赞颂虚无”的作品。对“为人生的艺术”也表示不满，认为这一口号实际上是“个人的人生（少爷小姐的人生），绝不是社会的人生”。文学的目的在于“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
其次，在文学内容上，他们提出创作要多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恽代英指出：“做新诗人的青年们，关于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别多做，警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文学创作还要多表现实际社会生活。肖楚女反对文学家“对于现实采取超然高视的态度”，对于社会的罪恶“取一个眼不见心不烦的主义”，“在自我催眠的世界里，开辟出一个‘武陵人捕鱼’的子虚乌有之乡，以自安慰。”恽代英在《中国所要的文学家》一文的按语中指出，第一要使大家认清自己的出路，要他相信中国的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必要而且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要使大家赤裸裸的认识自己的地位，要明白剖析自己一切奴婢、娼妓、盗贼式的生活，使自己认定革命是“为自己”的刻不容缓的事情。总之，革命的内容应成为首要内容，任何与现实革命相背的虚有之乡都不应引入文学。第三，文学还要多表现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农大众。这与前两者是相连的，既然以革命生活作为作品题材，革命的主力自然也就该成为作品主人公了。
再次，在创作革命文学作品的正确途径方面，早期共产党人强调作者必须投身于革命斗争实践，培养革命感情。因为“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害，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时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斥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这些论述很显然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思维。它不是“为人生”也不是“为艺术”，而是“为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使他们在论述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指出了文学的源泉在于生活。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文学作用的有限度，认为“俄国的革命，固然很得力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但终应归功于列宁等实行家。”这些观点，在其后的文学发展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表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全面输入及影响
如果说前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输入还比较零碎的话，那么，在新文学的第二个10年（1927—1937）中，在左翼作家联盟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受其影响的创作也日益繁多、成熟，并进而成为30年代文坛的主潮。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左联主动承担起了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实践中去的重任。在左联所制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把“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成果”，“建设艺术理论”，并作为一项基本建设，并在成立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并作为17项提案之一付诸行动。以鲁迅为例，他译有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苏联党的文艺决策的文件汇编《文艺政策》等，对于译介无产阶级文论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鲁迅的倡导下，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经典著作被译介过来。如《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在文艺理论方面，瞿秋白功勋卓著。他1931年至1933年底，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艺论著选集《现实》。他还译介了高尔基文艺性政论 《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