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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等人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了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强有力的工具，一批职业小说家也出现了，“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欧美小说的翻译和介绍成为这时期的主流。所统计，晚清小说刊行1500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则占全数的2／3。其中，林纾翻译的小说数量最多，发行量大，影响尤为深远。
林纾虽然文风承袭桐城派，但思想在当时还算是个新派。谈及译介起因，他说是因为痛感于清朝军事一而再，再而三地败于西方列强，“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中摅其胸臆。” （《（不如归）序》）遗憾的是，虽有雄心壮志，他却不能自主选择译本质量，因为他并不懂外文，而是由别人口译他笔录的；而且译文使用文言，误译、改译之处甚多，原文风格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出来。尽管如此，林纾小说还是吸引了一批爱好文学的青年。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冰心等现代文学大家，都有过一段耽读林纾小说的时期。
林纾小说，涉及欧美各国，如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等，包括不同时期的文学大师。这些作家中，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塞万提斯、莎士比亚，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笛福、斯威夫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中的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他们的作品，大都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洋溢着人道主义热情，对人生、社会不懈地探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旧文学的崭新世界。它为中国真正打开了一扇窥视外国文学的窗口，引起了人们直接阅读西方文学的风气，拓宽了读者眼界，有利于人们把中国文学的传统经验和外国文学的优点结合起来，冲破旧小说的框套，在内容和形式上为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文学去努力。
除小主翻译外，马君武、苏曼珠等人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陈独秀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鲁迅、周作人译有《域外小说集》。“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以“文明新戏”的名义介绍过来。这些译介影响都不很大，但已显示出欧美文学影响的强劲势力。
欧美文学影响下的两次文学改良运动，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中的小说翻译，对当时的中国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自由，反对纲常伦理、弘扬健康人性，反对愚昧迷信、宣传科学自信，具有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欧美文学中深含的自由、民主、平等、人道的思想则更深层地影响着下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精神，人道的思想则更深层地影响着下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精神，进而为重塑民族性格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历史发展方向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系。这大概就是欧美文学影响的深层含义，也是思想家们引进欧美文学的初衷。
资产阶级纯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也有长足进步。如果说维新派掀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希图借此向国民灌输科学和民主精神，而对文学的审美特性还没能足够重视的话，那么，王国维的文学思想，是第一个超越这种功利性，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系统的资产阶级纯文学理论体系。它运用欧洲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原有的文学思想资料进行加工，系统地提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纯文学理论，开辟了中国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时代。
王国维对西方的接受，不同于洋务派和维新派。他不是只重自然科学，希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谋求在政治了改造中国。他对民族危机、现实黑暗、革命风潮统统感到迷惑不解。他接受西学的目的在于解决他心目中的“人生之问题”。
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是西方人本主义的核心之一，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它是对封建思想体系最具破坏力的因子，起着怀疑、破坏封建思想、弘扬民主精神的重大作用。不过，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一开始就显得格外渺小，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王国维体素羸弱，性格优郁孤高，从小受到道家和佛教的影响。在接触到西方哲学时，他立刻倾心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并进而研究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和美学著作，还有其他学者的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兼收并容，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世界观。在人生观上，叔本华认为人生有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摇荡；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和无聊，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是不可忍受的重负。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王国维也认为人生是悲苦的，而摆脱这种悲苦人生的根本途径在于“出世”，艺术则是“出世”的最佳手段。
因此，王国维的人生观是与其文学观紧密相连的。人生既然是痛苦的，艺术是出世的手段，那么艺术的源泉便是痛苦本身。换句话说，痛苦便成了审美客体，它不是一种特别之物，而是某种与审美主体无关的永恒形式。在审美创造和审美认识时，审美主客体之间并无实在的利害关系，主体观照的只是客体的形式，是一种“实念”，即后人所说的“理念”、“理式”，是意志的直接的恰如其分的客体，又是杂多的个体事物的永久形式和标准模式。人类的审美活动即是从意志、欲求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不计利害静观的方式，超越个体事物杂多的个性特点，去直接把握该事物的永恒形式“实念”。与王国维人性观相联系，他所说的“实念”即生之痛苦，以及这种痛苦的表现形式：飘荡。艺术的目的则在于超越痛苦，静观其美。南唐后主李煜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哀叹，切实地道出了王国维的内心隐痛，受到人的推崇。因此，对于《红楼梦》中宝玉的出家，他十分赞赏。他说从一般的道德标准来看，自然可以怪罪宝玉的不忠不孝，但豁达地看，宝玉不再因为拘泥于尽忠孝而忽视了个体的存在，避免了前人的覆辙，称他不孝是不应该的。
王国维的这种思想固然从叔本华哲学中引出，但叔本华却受到柏拉图和康德的影响。在审美本质论上，柏拉图有“影子的影子”之说，认为个体事物是对形式的摹仿，形式又是对理念的摹仿，因此艺术便是影子的影子。在审美认识论上，康德提出了美的无利害感，即在审美活动发生时，审美主体对对象的存在与否并不关心，他采取的是一种漠然的态度，观照事物的形式，美是纯粹的、无利害的。王国维从这种唯心、纯审美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他说：“词人观物，须以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 （《人间词话》）反对当时风行的维新派以文学为改造社会工具的论点，认为“如此者，其亵渎哲学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道。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静庵文集》）这种眼光固然看出了审美认识的本质特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机，片面强调文学审美特性，抹杀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是十分有害的。从根本上讲，这会使文学离开社会，失去有利的发展时机，从而损害文学自身的发展。因此，对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必须站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做出评价，文学评价和历史评价有时并不是一致的。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中虽有保守一面，但亦有进步一面，即进化的文学观。他的 《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最受赞誉，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观。他从进化论出发，重新描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图画，深入探求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因。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也就是说，就一种文学形式来说，它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和衰落的过程，但后人必定会创造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学形式来取而代之。因此，对于戏曲和通俗小说，他予以高度重视。长期以来，贵族化的诗文占据文坛正宗地位，而戏曲和通俗小说是下里巴人的消遣之物，登不上大雅之堂。王国维一反传统，说元杂剧乃“一代之绝作”，《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剧，因写出了“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而对于其中的文学形式演变之原因，王国维认为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伦理道德的变迁极为密切，因为“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庭、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 （《屈子文学之精神》）这种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可惜的是，这种进化论是不彻底的，并没有贯穿在王国维诗学中的各个环节。王国维诗学的出发点还是唯心的，其方法也是辩证的，只是他在吸收欧美文学的精神时，未能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以致不能将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为社会的进步作出有益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损害了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理论，人生之问题也不能最终解决。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其实十分复杂，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在谈论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的审美关系和审美规律时，他提出了“境界说”，是他品味中国文艺特点后提炼出的纯民族化的纯文艺哲学的核心。即便其民族色彩十分浓厚，其理论支点也仍然是叔本华的唯心哲学，因此，王国维的诗学仍是西方哲学思想加工中国文学思想资料的产物，其局限性是不言自喻的。
尽管西学之风已经迎面扑来。但是，在晚清的文学创作中，占主流的仍是封建的才子佳人小说和吟弄风月的诗文。文学内容和形式后来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新的风貌。作品开始注重反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现实也有了一批谴责之作，如《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诗歌的战斗性也大为加强。但是，这更多地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影响的结果。欧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是间接、肤浅的。从文学接受角度看，两种异质文学的融合，必须要它们某点共同的因素，还要有相宜的文学环境，这样才可能共振相契。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