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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先驱者对于译介外国文学，有明确的取向。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指出：“要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文学，也就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要介绍为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被压迫、被损害的弱小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学。沉雁冰在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指出：“现在新思想一日千里，……所以一时间便觉得中国翻译的小说实在是都‘不合时代’。……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他还拟定了一个包括欧洲20位重要作家的43部主要著作的目录。瞿秋白在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也说：“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
外国文学译介面临的任务是重建新文学，在创作成就上有足以与旧文学相抗衡的杰作。由于译介目的明确，先驱们翻译的作品从文学倾向上看，大致也有两类：社会写实派与浪漫人生派。社会写实派主要是俄国及北欧、东欧等弱小国家的文学，它们强调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反映国民呼声，认为文学应该起到改良社会、改良人生的作用。浪漫人生派主要是受到“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的影响，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其自身，文学应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强调表现“自我”和感情的自然流露。虽然倾向有异，但其基本方向却是一致的：摧毁旧文学，建设新文学。这两种倾向的产生，是各种西方思潮与作品经过中国现实的筛选而显露出来的。后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及发展，更从理论和创作上把这两种倾向凸现了出来，产生了中国化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实绩。
欧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
对新文学的影响
受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并竞办各种文学刊物。在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译介外国文学成就最突出，所受影响也最深。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的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基于这种文学观念，在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他们十分注重俄国近代文学和东欧、北欧等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这与当时的历史潮流相关。当时的俄国政治经济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十月革命，它从农奴制的封建帝国一跃而成为人民作主、经济发达的苏维埃强国，很是引人注目，俄国文学追求相关。他们重视文学的积极功能，希望通过外国文学的介绍而对我国社会、人生的改造起到推动作用。当时欧洲文坛上浪漫主义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现实主义也已退潮，现代主义正在兴起，但他们并没有赶潮流，认为“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 （沈雁冰：《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
在文学研究会成员看来，俄国近代文学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表示着对于黑暗专制统治的强烈反抗。它的特点是养成民众的长期抗暴精神，是教化民众，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他们认识到俄国社会因着这种文学而变更一部分思想，因此把他们介绍进来，希望中国社会也能因为这种文学而变更其平时陈腐虚伪的思想。可见，他们介绍俄国文学，一方面是为了建设新文学，另一方面是想借用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和反抗精神来唤起民众觉悟，与黑暗相抗争。
正是出自同一目的，他们也非常重视对被损害民族文学的译介，因为这些民族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我国国情更相仿，它们的文学也更符合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认为：“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劝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砂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他们的译介动机就是希望国人从中认识被压迫的可悲的处境，要求真正的公道与正义，追求社会和人生的光明。
新文学先驱在引进外国文学理论时，囿于历史局限，还没有能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严格区分，常常混同使用。他们认为现实主义的引入，能打破新文学的贵族倾向，使它关注人间的黑暗与痛楚，与人生紧紧拥抱。“自然主义，经过了科学陶成的文学，以冷静的理智，求自然底（的，下同）真；以客观的事实为本位，渗溶作者的理想于事实之中；抛弃空想的精神界，而注重物质方面，无技巧的表现现实，作心理上与生理上的科学描写，所以注重观察自然，而加以解剖，其结果必使描写黑暗、龌龊底真象，注重个性与周围的描写，而为文学辟一新国，风靡全欧！自然主义的作品使人们由现实见出真理，由客观的事实产生感情，比较空想的和教训的作品何如呢？”（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他们极力推崇易卜生、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斯特林堡等人的创作，认为他们写出了人类的丑恶与社会的病状，描写现实而超现实，渗着理想的具体结晶，使人增添战斗的勇气和生存的希望，其中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又倍受推崇。
早在1919年，茅盾就写了《托尔斯泰及今日之俄罗斯》这篇论文，全面地介绍了托尔斯泰的生平及其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认为他将风靡全球，予以人类极大改革。郑振择在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中也提出要把艺术作为要求解放、反抗暴力、创造爱心的工具。在其他成员，如周作人的著作中，也时常散见着对托氏的推崇言论。托尔斯泰曾被西人誉为“人类的良心”。他从基督教教义出发，认为艺术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一种手段，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文学艺术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一种手段，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文学研究会从中吸收了他的博爱型人道主义思想，摒弃了他对文学启蒙作用的轻视，学习他对社会全方位、多角度的描写手法，给摸索中的新文学指明了方向。
对新文学影响更加显著，直接的是挪威作家易卜生。早在1918年《新青年》就出版了“易卜生专号”，集中介绍易卜生的剧作与戏剧主张。鲁迅评价易卜生时，说他“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如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他推崇的是易卜生与世相争，虽受庸愚之谥而不动摇的战斗精神。胡适《易卜生主义》认为中国文学的最大毛病在于睁着眼说瞎话，粉饰现实，歌功颂德，而易卜生因为奉行写实主义，“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胡适希望以此激励中国戏剧效尤从而达到维新革命的目的。
由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崇高威望，以及《新青年》杂志在全国的影响，加之易卜生剧作中所揭露的社会问题和当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病态丑恶现象又有某些相似之处，当胡适等人将易卜生戏剧介绍到国内时，不仅为一般从事戏剧活动的有志者所欢迎，而且整个文化思想界都对此发生了兴趣，易卜生的名声甚至盖过了莎士比亚。特别是《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更是深深的印在当时中国要求解放思想、解放个性的青年心里。从此，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开始登上中国舞台，由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评论、介绍进而对中国社会问题和旧戏发动猛列攻击。而文学研究会许多成员纷纷创作问题剧、问题小说，开始了新文学的蹒跚学步，现实主义方法日益成为文研会多数成员最主要的创作方法。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那么，创造社则主要颂向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创造社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都是留日学生。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同时他们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猛烈攻击旧社会。这表明他们并非单纯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因为“真正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忘却了一切时代的关心而笼居在 ‘象牙之塔’，从事艺术生活的人们。创造社的作家谁都没有这样的倾向。”（郑伯奇：《中国新文系大学·小说三集·导论》1917—1927）这主要是由于成员们在国外生活得较久，既受到当时资产阶级思潮的某些感染，又对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有一定的认识；回国后现实的恶浊又使他们深感痛苦和失望，这便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反抗情绪。他们的创作，大都侧重于自我表现，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浪漫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并无明确界定，但一般指 1830年雨果的《欧那尼》为标志开始的一场文学运动。它是对传统的古典主义的反动，主张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艺术自身为最高目的，强调主观感情的抒发，每每以个人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为题材，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浪漫主义在审美风格上，表现或激昂、悲壮、雄壮或忧郁、感伤、颓废；在人生态度上，或进取、奋发，或消极、没落。在当时强调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时代，这种思想很是切合大多数青年的心愫。成为他们思考重建中国的基本原则之一：相信自我，发挥个性，进而达到社会进步完善。
鲁迅虽不是创造社成员，但他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很有代表性。还在1908年留学日本时，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即以长文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各主将，他说：“裴伦（拜伦）既喜拿坡（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普希金则将社会之伪善灼然现于人前，“力抗社会，断望人间”。莱蒙托夫作品是“奋战力拒，不稍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