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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3-02-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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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的犯人生活待遇较差,还让政治犯带脚镣,不准看报等,认为是违反人道,应该取消,但殊不知,他看到的还只是表面,比这些更不人道的他却“观察”不到。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然而真实的情形比胡适所看到的要残忍得多,那就是用酷刑虐待犯人。自己没有观察到,还偏要坚持自己所看到的是真实的,反而说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所发的由宋庆龄签名的文件是不可置信的,这又能怪谁呢?我想只能怪自己看得不深刻,怪自己太理想化了。又比如,鲁迅在《二心集》里就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题为《习惯与改革》,现在看来,虽然明着是说梁实秋,其实“说”的也还有胡适。但这些话,即使是今天读来,也不能说鲁迅在文章中这样说有什么错。他说:“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又说:“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放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接着又说:“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即便单从上面这几节文字来看,也不难明白鲁迅之所以会写出那些在有人看来简直不应该是他写的文章。
  当然你不能说胡适就不“深刻”,但正如我一年前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所说:
  你说胡适也深刻,只是他的深刻与鲁迅不同。我想这话是对的。但相较而言,我总觉得胡适的深刻不比鲁迅,或说他的深刻比鲁迅浅多了。这也是我之所以不赞成李慎之先生说的“胡适关心的面要比鲁迅为宽”。鲁迅“关心的面”不宽,能那么深刻吗?北京日报的孙郁写有一本《鲁迅与胡适》,我现在正在看。从书中看到,胡适比起鲁迅来,还是不能不说要浅一些。比如,鲁迅说:“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仍用旧法。”孙郁在引了鲁迅这样的两句话后接着写道:“这样的老练而深刻的体察,是胡适所不及的。”我想,当你在读鲁迅时,也会产生一种感觉,这就是,从来没有读到过比鲁迅更深刻的文字,甚至也不相信还会有比鲁迅写得更深刻的文字。当然我们都不能感情用事。好在现在鲁迅和胡适的著作摆在那儿,明眼的读者自会比较的。胡适想进政府,走参政的路子,以此来达到改变中国现状的目的,这想法不能说错。但在鲁迅看来是不现实的。而历史证明胡适也并未走通。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当时的现状有透彻的体察和分析,或者简直就可说他是“看透了中国人”,看透了中国这个社会。不然,他也不会写出那么深刻的文字,如他在致徐炳昶的信中所说:“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节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如此深刻的话,胡适无论如何是“深刻”不出来的。正如孙郁在他的书中所说:“那时中国的症结,正是鲁迅所云的国民性问题,精神界最缺乏的,乃是拷问民族灵魂的战士。”而“胡适的思想库里,没有这一因子,他似乎不会从这样的角度去梳理问题。而鲁迅一针见血地道出原由,其思想的幽深,非同代人可比肩的。”
  这些年来,我读了我所能见到的评价鲁迅先生的文章和一些出版物,发现就像说有多少个读者就会有多少个“哈姆莱特”一样,每个人在读鲁迅文章后的感受都是不同的,有些读者便把自己的感受弄得像“定论”似的。比如我在读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时就有这样的感受。这次在读邵建先生这篇文章时不仅也有这样的感受,且感受尤深。
  这里还想说的就是瞿秋白写而以鲁迅当时用的“干”的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我们来看看邵建是怎么看这篇文章的。在引出正题前,作者已经表示认为鲁迅写的《言论自由的界限》是“偏见”:“今天,鲁、胡、罗三人文字俱在我手,一巡读过,非其事也。还能说什么呢?似乎我只能说偏见比无(所)知距离真实更远。”接着作者就开始说了:“距离更远的则是《王道诗话》。”为什么是“距离更远”呢?作者把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这篇序言的末尾,也就是惹起“祸端”的“鹦鹉救火”的那一节话抄下后,动情地说:“这是一段令我感动的文字。”为什么会“感动”呢?就是因为“而鲁/瞿的文章恰恰就是针对这一点来表明自己对1929年‘人权运动’的态度”。当然邵建先生最恨的就是《王道诗话》中结尾处那四首诗的最后一首。当然我还是说,如果只读邵建先生的文章,谁都会说鲁迅和瞿秋白太坏了太恶了,太不是人了,总之,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赠送给这二位。可当我们自己一读了《王道诗话》的原文,读了别的一些研究家们对此评论的文章,便知道邵建先生写的是怎样的一种文章,对鲁迅瞿秋白用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眼光,抱的又是怎样一种态度。我读了这么多写鲁迅和胡适的文章,目前只认为孙郁先生写得最客观。刚好他在三十七万字的《鲁迅与胡适》中专门谈到了《王道诗话》这篇文章,我们也来看看他是怎么认为的,或说看看他的见识与邵建先生是怎样的不同:
  孙郁先生在引《王道诗话》全文之前有几句话:“也是在同一时间(指鲁迅写《‘光明所到……’》——引者注)前后,瞿秋白正避难于鲁迅寓所,曾写下《王道诗话》一文。经鲁迅修改,以鲁迅用过的笔名‘干’,发表于《申报·自由》。那文章对胡适的挖苦,可谓痛快淋漓,读之不禁为胡适的行径深为遗憾。《王道诗话》出语锋利,道出了胡适思想的核心所在。”《王道诗话》全文引了之后,孙郁还有几句是这样说的:“后来的学人,谈及此次事件,多有为胡适辩护之处。那其实是时空环境改变,背景与氛围迥异的缘故。但从法的角度、理论的角度,胡适不仅未错,且有着很超前的目光和胆略,但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之下的社会,统治之黑暗,压迫之残酷,书斋里的学者是难以感受到的。胡适的言行,固然是善意的,他思维的深处,很得欧美流行的法的精神要义。但蒋介石政府,本身并无民主可言,在那时谈法,讲人权,无意中,还是帮了国民党的忙。蒋介石后来看重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前年是胡适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陆虽然没有对这位对新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不少人也都写有不是纪念文章的纪念文章,甚至像这则文字开头引用的那样:“现在是胡适的语录随处可见的年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胡适有很高尚的人格魅力,确实也很伟大,尤其在中国普及白话文方面简直是不遗余力。但如果有人除此之外硬要说胡适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为了探索一条中国的“建设”之路,并还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我是不能同意的。他的设想不可谓不好,可是一遇现实便把他的那些美好的理想击碎了。这些,原本早已不成问题,可有人却总还是想在这一点上弄出些小波澜,那意思是如果说胡适当时“改革现实政治”的想法或叫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凭这一点,就可“证明”他比鲁迅深刻得多也比鲁迅伟大得多。然而遗憾的是,历史证明,胡适的想法不合乎中国当时的实际,因此他终于没能走通。如果说他在促成白话和白话文学在中国取得的是胜利的话,那么,在如何建设中国这一方面,应该说他失败了。至于有人夸他的什么“建设性”也好,“前瞻性”也罢,说好听点,也仍然不过是美好的理想主义。
  注释:
  〔1〕〔2〕见孙郁:《被亵渎的鲁迅》,第187、308页。
  〔3〕《且介亭杂文·序言》。
  〔4〕王敬文:《鲁迅与国民党》,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3期,第81页。

  剖腹自杀的将军诗人

  
  ? 李 珂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用“剖腹自杀”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不抵抗主义”的愤怒和抗议的,大概只有续范亭将军一人。
  续范亭(1893~1947)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战期间积极配合八路军对日寇作战,旋投奔延安,因病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将军文武兼备,工诗词,格调豪迈激越,有岳武穆、陆放翁遗风。
  1935年,续范亭将军赴南京呼吁抗日,他目睹当时政府的屈辱退让,极度悲愤,在中山陵放声痛哭: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哭陵》
  接着他又赋《绝命诗》一首: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然后抽出战刀,切腹自杀……
  续将军此举一时震动全国,影响巨大,幸遇救脱险,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慰问。
  诗人自杀,古今中外皆有之,但有人是出于忧国忧民,有人则是出于私人恩怨,泰山鸿毛,意义和价值自然也就大不要同了。

  宰予因何遭抨?

  
  ? 石鹏飞
  孔子骂过宰予(宰予字子我,又称宰我),原因是“昼寝”——白天睡觉。孔子之骂极为难听:“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粉刷)也。”(《论语·公冶长》)这在今天看来,近于人身侮辱了。
  其实,宰予本“孔子十哲”之一,乃〃言语〃科的高才生。然孔子以“昼寝”骂宰予不过是个借口,其深层原因是宰予曾对孔子的观点有过质疑,弄得老师很尴尬。
  一次是关于“仁”。宰予问道:“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者,其从之也?”(有一位仁者假设告诉他井里掉进去了另一位仁者,他该下去救吗?)孔子答:“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去),不可陷也。”(为什么要这样呢?君子——仁者——可以去救,但不能让自己陷到井里去!)(《论语·雍也》)宰予听后,未接话茬。可如此的假设确使孔子走进一个悖论——您老不是说要“杀身成仁”吗?然今番的回答,总令人感到很假。
  一次是关于“居丧”的期限。宰予发现,孔子既提倡“居丧”应须有三年之长,但又鼓吹“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岂不矛盾?因而建议丧期当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孔子听后,不好正面回答,遂痛骂宰予不“仁”:“子生三年,然后免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宰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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