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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3-02-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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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革命正在酝酿和发生中,改革进程随时都有可能被革命打断。实行宪政并不是化解既存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的手段,而是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以后,为了谋求长远的稳定而在制度上进行的政治变革。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宪政在这时普遍的被人们当成一种救亡手段,这本身就是存在局限的,在有时还是人们寻求认同所采取的话语策略。而他们本身对于宪政是否理解、他们自己能否为宪政做出建设性的努力还值得怀疑。
  “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历史无情,不会原谅任何人的政治失误,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罪责。清廷满怀侥幸的想用改革拖延革命的爆发时间,延缓自己的王朝寿命,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清廷已经日暮途穷,无论谁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了。宪政居然成为“救亡”手段,在如此语境下上演,幸也?不幸?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可能见仁见智,但我们只希望,历史的误会仅此一次,不再出现。
  注释:
  〔1〕喻大华:《甲午战败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载《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2〕〔4〕
  萧功秦:《戊戌变法之政治激进主义的再反省》,《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53页。
  〔3〕〔5〕〔7〕〔8〕〔9〕〔13〕〔15〕〔16〕〔18〕〔21〕〔22〕〔26〕〔27〕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70、173、169、230、311、321、411、309、352、324页。
  〔6〕〔19〕
  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87页。
  〔10〕 1902年以后,梁启超自创《新民丛报》,继续鼓吹革命。1903年以后又与康有为和解,重新成为革命的反对者。
  〔11〕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他的文集《饮冰室主人合集》。
  〔12〕同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刊物还有章太炎主笔的《国民报》,但其主要阵地和读者在国内,寿命极短,只办了四期就被查封。
  〔14〕
  《民报》创办初期的名称是《二十一世纪之支那》,后改名为《民报》。
  〔17〕此说采自李育民:《重论清末新政的宪政改革》,《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第93页。
  〔20〕
  近年来的经学研究颇有向建国前复归的趋势,许多人都考证说中国的革命传统不在别处,就在中国思想内部,尤其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易经》,刘小枫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详参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收于《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这篇文章也被上海三联书店印成小册出版。
  〔23〕
  详参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24〕〔28〕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5〕
  秦晖:《中国传统社会再认识》,《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29〕废除科举制所引起的社会效应是复杂而广泛的,这里仅取其中对政治参与力量格局的影响。详参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之《引论》。
  〔30〕
  如果可以,其实本文想说,这时的人们是失去政治理性的,是疯狂的,他们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可以被视为一种“撒娇”。但是,这不表示本人认为当时政府的镇压是对的。本文认为,当时应该采取其他方式来疏导这种政治洪流,把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建设热情。
  〔31〕
  此说为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所倡,最近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本文仍然取这种说法,因为这种模式在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时还没有其他说法可以替代。详参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载于《书屋》2002年第5期。
  〔32〕
  对于这段评论,笔者已经见到许多反对意见,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不能展开讨论,需要另文详细讨论。

  三十个世纪的中西之别

  
  ? 魏得胜
  这个题目看上去很大,而实际只能说是历史点滴——中、西方史对比点滴。但毕竟长达三十个世纪——就是滴水,也早该成河了。这就是本文的特点,大则大矣,小则小矣。
  本文就从纪元前十八世纪说起。有一天,夏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姒履癸亲临“炮烙”现场取乐,他问身边的大臣关龙逢好不好玩,开不开心。如识趣,关龙逢当说:“好好玩我好开心好开心耶!”可这位人性至上的高级知识分子硬要说真话,说这种新刑罚太残酷了,不人道。姒君主一听,大为不悦:我只准你等与君同乐,不准发表与君心情不合拍的言论。既如此,你就去“尝试”一下吧。于是,把关龙逢给“炮烙”了。这就是说真话者的开端,也是中国恪守良知之知识分子的开端。此后几千年,中国刚正不阿之知识分子的命运,几乎无不与灾难并存。说到西方,它在本世纪还是混沌一片,自然乏善可陈。
  纪元前九世纪起(信史时代),中国开始有了准确纪年的历史。同期的西方诞生了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希腊诗人荷马。
  纪元前八世纪。周王朝在本世纪受到蛮族的毁灭性打击,国王的尊严和中央政府的权威迅速衰退,封国逐渐脱离中央,各行其是。七十年代,中国历史进入二百余年的“春秋时代”,即“中国式城邦时代”。这“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1〕。遗憾的是,中国走了一条有别于希腊式城邦政体的路——官僚体制之路。至汉朝,中国已完整地“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2〕。官僚机构的过早发达(以郭沫若生前对西周金文的考证,庞大的官僚机构可追溯至殷代),严重制约了中国政体的多元发展思路。如果把“官僚机构”比作一种病的话,那么它是猛于一切不治之症的顽症。一个肌体得了不治之症,它十分干脆,不治即亡,基本没有多少纠缠。“官僚机构”这个顽症可就不同了,它存在于抽象的文化(即人的灵魂深处)“肌体”里,一旦定型,便会代代相传,逾千年,不仅不见衰败的迹象,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滚雪球似的无限庞大、臃肿乃至现代化。从中国历代官与民的比例上可见一斑:西汉1∶7945;唐高宗1∶3927;元成宗1∶2613;清康熙1∶911〔3〕。希腊式城邦政体(合议制),恰恰防止了官僚机构的形成。所以,周王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而希腊的影响却是世界的。
  纪元前七世纪。不断升级的封国间战争,使本世纪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弱肉强食的政治格局。超级封国,往往利用强大的兵力和威望,代替没落的周王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谓“挟天子以令诸侯”。本世纪的西方出现一部“血法”(雅典执政官德勒可编撰),规定:偷一把蔬菜,即处以死刑,残酷之极。我想,此法的象征意义恐怕要大于实际意义。与其残酷,才为人所关注;与其残酷,才能增强人的法律意识。似之拙举,助长的不仅仅是贪污受贿,更是在灭绝人们头脑中本来就十分淡漠的法理。
  纪元前六世纪。春秋时代由本世纪进入它的后期,封国继续被吞并,国君继续被逐杀。在西方,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了公民议会和司法陪审制度(前594年)。雅典人的这两项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其影响至今无二。几十年后,罗马王国改建为共和国,设执政官和元老院(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的第三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伍子胥鞭尸事件。
  纪元前五世纪。本世纪迎来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大黄金时代。在文化史上,大黄金时代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首先,孔丘以六十三岁高龄,用他的观点对《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合称“五经”)五部古书加以编纂删订(“五经”从此支配华人学术思想达两千余年)。其次是儒、道、墨、法这四种重要思想的形成,使大黄金时代的辉煌达到顶峰。同期的中国思想界,可谓名流云集(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孙子等等,数不胜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中国独居世界。《韩非子·外储篇》载,公输般用竹子、木材造一鸟鹊,放在空中飞三天掉不下来;南北朝时,有一和尚用木材造一飞鸟,在空着中飞翔几天,最后又回转原处降落。“不幸的是,这些比发明飞机还早的发明,都被‘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个观念所扼杀”〔4〕。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未能很好地沿续和影响世人,致使科技的走向,呈“断代式”发展。此间的西方,明显逊于中国。可记述的有:一、希腊南部诸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推斯巴达为盟主(前500年);二、490~480年间,波斯和希腊爆发两次战争,均以波斯大败告终;三、469年,苏格拉底诞生;四、450年,罗马公布十二铜牌法;五、42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诞生。
  纪元前四世纪。这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各封国纷纷宣布独立,国君改称国王,地位与从前管辖他们的周王朝的国王平等。独立后的秦国,在法家巨子公孙鞅主持下变法成功,一改其落后、偏僻的小国形象,令各封国惊骇失措。法律意义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一般而言是持久的,但以人治为框架的“法治”例外。本世纪的西方有三位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在我们面前闪回: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被政敌诬陷,在狱中服毒自杀(前399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前384年)、逝世(前322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逝世(前347年)。在此,需多着些笔墨的是苏格拉底。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然他却选择了法律所判定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在价值上,后一个正义也许要比前一个正义更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西方生机勃勃的法律文化的来处。
  纪元前三世纪。砍砍杀杀的二百六十年的战国时代,以秦国吞并各封国终结于本世纪,崭新的有别于周王朝国度的大一统局面出现,秦国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中国人万世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嬴政为推行他的治国策(即独裁专制),不惜焚书坑儒,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灵魂深处紧紧地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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