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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的最大问题其实不在他的文字如何，文字只是表象，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他所持的那一套观点。他的哲学思想驳杂无序，且自以为是，多有可笑处。他自述说：“……又则我既不是出身书香之家，读书又不过是去望了一望大学的门墙，没有资格沾得一点学问的流派，我倒是听听人家的，但是人家不听我的。而我却幸而遭遇了今世纪西洋在物理学上和天文学上的新发现，以及西南亚细亚、埃及与印度地下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我是以婴儿的感知力，不藉什么方法而直接去学得，我一路听话，跟从冈洁与汤川秀树一直到得那数学与物理学两门学问的源头，于是我舍了他们，独自一人更通过上头而走了出来，我乃提及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与再建礼乐之世的革命新案。”他的思想见解总括起来不外是：西洋文明是野蛮文明，是“文明贼”，早已败坏腐朽，只有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思想才是救世之道。他以《易经》为原点来统括诸般科学，如马一浮著《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固执地认为“自然科学可统于《易》”；又以诗礼教化参悟天理人事，其理论根基便是《周礼》的《三纲五常》之说和《诗经》的温柔敦厚之美。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昔日的南海康圣人，以其乌托邦式的巨著《大同书》，以整个地球为其视域，建构起了一套保皇维新、虚君共和的大同世界，其想像力之丰富，竟梦想在巴西建造另一个中国，因其纬度与中国同也。而胡兰成关于祭政一体的政制想像，与康有为的乌托邦构想好有一比，且更保留了士与《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这样的传统文化中轴。
胡兰成的这些观点，表现于《山河岁月》、《中国的礼乐风景》等书中最为明显，有些地方颇令人惊艳，如吉光片羽，珠玑满眼，让人似有所得。如：“中国亦没有宗教哲学，连西洋那样的学术亦没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历史，荡荡版图，而皆生于现前。中国是向来就比西洋的好，现在亦仍比西洋好，将来还要使全世界皆来生在文明里。”“今番世界的劫毁到来时，西洋是全灭，如果不是有中国文明的理论学问来开出新的纪元，日本亦会灭……没有发明卦爻与礼乐的理论学问的民族背境，是虽有天才亦不能发明创新时代的思想的。方今的革命思想惟中国人才有。”初读之下，还是很能忽悠人的，但细究之，却又不知他的这种自信来自何处。他下结论是基本不讲史据的，他的结论先于材料，凌驾于材料之上，辩无可辩，仿若一个自成系统的妄想症般的封闭结构。在《今日何日兮》、《革命要诗与学问》、《闲愁万种》等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大自然的究极五法则”，即自然意志与息法则、阴阳法则、绝对时空与相对时空统一法则、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循环法则。他是将自然物理人文混为一谈，以老子《道德经》、《易经》等传统形上学为根底，再混杂进一些新的物理学知识，如宇宙论、本体论、相对论之类的；这个理论颇具野心，企图形成一个体系用以解释一切。但他的表述实在不够严密，毫无逻辑可言，“随口说说”而已，难免给人以“科普”之讥。其实他连做个合格的科普工作者都不够格。这五项法则中，后面四者早已有人说过，只是他的新说法更加荒唐而已。比如相对论，他说“栅内的海水是相对的，栅外的大海之水是绝对时空”，这就有点无知加无聊了。即便是第一点“意志与息”，似乎也是传统哲学范畴中“气”的翻版。“息”是什么？他说“大自然的息是‘无’”，胡秋原讥之为“胡扯”，“但我要说，中国‘息’字是‘生’之意。‘与时消息’即‘与时灭生’”。“他连哲学上基本名词之意义都不懂，还要乱谈哲学！”除此之外，他又好像是在谋划一个庞大的革命新案，在为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文明规划一个光明的前景，一个礼乐乌托邦。他的诸多言论，动辄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框架来谈，像是唯美主义的政治哲学，又像是民粹主义的文化招魂，且带有巫魇气。他不同于左派作家的激情热血满怀抱，他没有救赎之心；也不同于五四浪漫主义的自我剖白、自我张扬，他不屑于用情人世间，只是一味的不当真。他的诸般识见所由驳杂，非儒非道，非仙非侠，非官非野，非巫非禅，却又综合了这一切：儒家的亲敬、禅宗的观照、道家的性灵、释家的轮回，再加上一点科普水平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对人事的温柔与缠绵，混合了这些底色的胡兰成为我们端上来的是一盘什么样的饕餮大餐，已是不言自明。难怪有论者质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当真的吗？是信仰（如一些死硬党言或党徒），还是策略（作为翻身的资本）？以他的聪明，说信仰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说是策略似乎就是在彻底的质疑他的人格了。真真假假，是假戏真做？”（黄锦树语）
余光中本是对胡兰成的文采颇为欣赏的，但对胡的学说却颇不以为然，读过《山河岁月》后他说：“这种感觉，当作一种爱国情绪来欣赏，也许是动人的，可是当作一种知性的认识来宣扬，则容易误人。”这算是客气的。江弱水说读胡兰成的文章感觉好比饱享美食的同时也吞下了苍蝇：“那佳妙的文字中掺杂了太多极糊涂极混账的观念，与知堂文章两样。”我有同感。
柏桦文中说：“他是人文双修，尤其是人生，没有这个基础何来其文，而文不必与道德混同。说到底，人与文又岂能分别？犹如鱼与水怎能分别？或舞与舞者怎能分别？胡兰成是一个深切懂得此生有涯的诗人，一个分分秒秒都在挽留光景的诗人，一个天生的与其他所有当时的诗人大不同的诗人。”先不说结论如何之荒谬，仅仅读了胡的三分之二本书，就敢下此结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敢于下结论的不仅是柏桦，胡兰成更有甚之。他自信满满，顾盼自雄，有时让人觉得他自恋得不仅可厌，甚至可憎。在给唐君毅的信中他说：“《今生今世》一书，不堪入有学问者之目，惟众人之无学问而但识字者读之偶有喜爱，这就可以了。虽然，此书终当不朽。”在《遂志赋》中的一段话更是夸张得有点不靠谱：“……倘使今时没有我来阐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与礼乐之学，恐将再过五百年乃至千年尚无人来做这个。孔子之后有孟子，此后两千年来无人能及，而惟国父孙先生提出知难行易说，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与他的革命。孙先生死后于今五十余年，文化界人连没有能力去懂得。”他对自己的评价之高令人匪夷所思。这难免让人心生疑问：“他是当真的？”他的确是当真的，只是这种奇怪的自信有点让人纳闷。
胡兰成的才情是有的，也颇有些自我期许，但他所受的教育实在有限，严格的学术训练更是缺乏。他自述说：“……我的读书不用辞典，不靠解释，如婴儿学语，乃是无师而悟。我读当代的书有我的单纯，《礼记》里太庙俎豆用醴酒，乐器用简单的琴弦，我的学问的体质原来也是如此的。”正是因为他的学问是“以婴儿的感知力，不藉什么方法而直接去学得”的，所以才导致“我倒是听听人家的，但是人家不听我的”。
与很多五四时期的文化人物相比，胡兰成的求学经历实在不算堂皇。1906年，胡兰成生于浙江嵊县乡下，七兄弟中排行第六，自幼生活窘迫。其父为一收购茶叶的小生意人，为人糊涂，“笔下文理清顺，偶弄管弦”。母亲贫穷安分，颇有担当。他在乡村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十三岁时考过芝山小学，后来念绍兴第五师范高小。十四岁时，高小毕业，进入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一学期，因学生风潮回到胡村。十五岁时，跟表哥吴雪帆进杭州蕙兰中学，在蕙兰中学读到四年级，因编辑校刊得罪校务主任方同源，被学校开除。二十岁，父亲去世，胡娶玉凤为妻，婚后在胡村小学教书。二十一岁到杭州邮政局当邮务生，三个月后被开除。当年九月，进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一年，并旁听燕大课程，见到周作人、陈垣、郭云观、梅兰芳、卿汝楫等。燕大期间，偶去旁听课程，他自己说“只是去望了望大学的门墙，没有资格沾得一点学问的流派”倒是实话。一年后便回乡赋闲，正式的求学经历到此为止。有论者认为，胡兰成的种种令人生憎生厌处，正反映出他这个自学成才者的扭曲心态：“他完全搞不清各种思想之间的主流与边缘之别，只是庄户人家的一个聪明后生，用了功，出来闯天下。其异于常人的性格中，得之于民间的，是江湖气；得之于史上的，是名士气；两者合而成为胡氏特有的策士气。他的心态，是根本不入二十世纪的典型的幕客心态，近于战国纵横之士，是谈不上什么气节的。”
胡兰成对于做学问，注重“具体的方面的亲切体验”，注重当下直观，直见性命，尤为排斥抽象的论证和逻辑思辨。他曾与当时任教于香港新亚书院的学院派领袖唐君毅书信往还，两人多有交锋。对于学术的繁难之说，唐君毅认为“极简易者未尝不建基于至繁难”，“人有大慧，亦可一见至简即更不生疑，然此只可以自悟，不可立论以教人”，“立论教人则不能不经历曲折，尽其繁杂，于是乃有学术”。胡对于学院一派学问颇不以为然，他倒从张爱玲处顿悟出另一套方法：“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体系这样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如此一来，严密的文章体系被他摒弃，繁难的逻辑论证亦不再重要，他开始主张直见性命，主张诗性感应，“可比京戏，我是上戏台上演唱的，而新亚教学生得实在背后化妆，背台词，分派生旦净丑等角色，到底亦不曾到得前台演唱……我以为说圣贤之学不如说学圣贤，稍稍从学问解散如何呢？”他这一解散，便彻底没了骨架，没了逻辑，也没了规范，犹如昔日之清谈者与禅宗之徒，虽刊落枝叶而归于简易，但到底是一种当下的抽搐或顿悟。唐君毅认为，你见解虽高，但也要让人知道，即使在最低限度上，“让原该属于不可说的成为可说的”，这是一种去魅；而胡兰成的路径则相反，他采取的是自我神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