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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格物”一说，《大学》里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唐君毅是“以亲敬心格物也”，“此处正须以菩萨心肠，金刚手腕，自树学问之规模，自严学术之阵地，方可望有以立于今之世，以续绝学于当今”。胡氏格物，几乎无事不格，“弟以为文明首在于格物。格物之义，似甚难说明，然若以获物与制物喻之，则可明白矣。最低的阶级是获物，例如禽鱼鸟兽的捕获或采获食物。及至人类，则由获物而进于制物，制作器物而用之的制物。自石器时代人的始知发明火与制造工具，乃至今天的能制作人工卫星，虽程度相去甚远了，但皆不出于制物的阶段。一切逻辑、方法论等等，亦皆只是属于制物的领域。而最高的阶段则是格物，与物相亲相忘。如此，俎豆乃可以为礼，钟鼓乃可为乐。格物非以制物的方法所可求得者，是故，获物是禽兽的阶段，制物才是人类的阶段，但亦未即跳出无明。格物才是文明。是故西洋的哲学与孔孟的圣贤之学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西洋的宗教是其制格的游离脱幅，而未能到得格物。”“王阳明格物，格亭前的竹子，我今却是格忧患。”在他这一格之下，西洋的一切自是黯淡没有前程，因其不谙格物之道；胡氏格物乃是直见性命的感发式心灵触动，“万事皆可作审美式观照”，一拍脑门，顿时成悟，周遭之“物”在此一“格”之下，可以“恩怨相忘与利害相忘”。如他在杭州读书时，曾借住斯家，“其后大约过了半年，我又出来杭州，仍住在斯家为客，这路费也只有我的厚脸皮，可是来得个自然，斯伯母亦毫无芥蒂，相敬重如故。梁元帝采莲赋：‘畏倾船而谊笑，恐沾裳而敛裙。’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他这一拍脑门，转得也着实叫快，悔恨、负疚、感恩之类的沉重的话题已转而为“倾侧摇荡”的超拔与美感了。他格物的方式虽则优雅，但本质上却是不仁的，与儒家的亲敬观相去甚远。他不仅仅是拿来格“忧患”，还用来格“人”，格“是非”，“马一浮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我写《今世今世》，虽乱世的人与物亦如在仙境佛地，此是格物的真本领。我不以他人的批评来高低我的书的地位，倒是他对我的书的批评如何而看出他这人的程度与真实道德”。有如此开脱顿悟的本事，也就不难理解这个登徒子对待女人的态度了，更不难理解这个小汉奸几无愧疚之心了。
对于胡的书，除他自己外，叫好者实在寥寥。胡说，《山河岁月》一书，“牟宗三、唐君毅皆喜欢，并介绍给自己的学生”。他还说钱穆讲学时被坍塌的天花板压伤了，读了《山河岁月》，“觉得我们的民族尚如此有希望，毛病都为之好”云云。有一次，钱穆到日本，胡与之见面，提及《山河岁月》，钱只是说：“你的书我内人在读。”此外不再提及。读完《今生今世》，唐君毅开他的玩笑：“不知者读之，只是羡慕你老婆多。”胡也心有戚戚焉，“世俗之人，但能读之不生厌倦，此即其中必有知之者了”。然则心又“怅然”，“觉今时解人寥寥”。他有一幅字，书曰：“平生知己乃在敌人与妇人。”乃夫子自道。
才子风流向来被传为佳话，但到胡兰成这里却让人觉得恶心，亦舒说胡兰成“下作”、“不上路”、“完全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不无道理。胡氏自言，他是个“不宜家室”的人。“世上人家惟是深稳，但是亦是要有像霍去病樊梨花林黛玉这样不宜家室，看来像离经叛道的人，才深稳里还有风光泼辣”。有了这种认识，四处留情、“永结无情契”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先是在杭州读书时，胡兰成住同学斯家一年，对人家十六岁的小妹雅珊起了坏心思，直到斯少爷写信来要他离开，他“只觉得自己真是不好”，但旋即又“别有豁然”。后来娶了玉凤，他也知道一夫一妇本是人伦之正，但依然“无心发花花满枝”，在南京与张爱玲，在武汉办报时与护士小周，在温州逃亡时与范秀美和后来的一枝、佘爱珍、应小姐，一路走来一路情。胡氏对其庶母亦是自小留恋，其妻玉凤病重，他到庶母家里借药钱，先是遭回绝，胡兰成竟“赌气与撒娇的”掉头便走，想了半日，又不以为意的回转来一住三日，像个无事人，直到家人来报玉凤死讯，方才拿了钱去买棺木。胡兰成是浪子本色，对女人是绝少留恋与牵挂的，连鳄鱼的眼泪都少有。在温州，他给张爱玲写信，信中说“邻妇有时来我灯下坐语”，他根本就不屑于隐瞒，一则他一生猎艳无数，受挫极少，每每“奢侈成了习惯”；再则，他有浪子情怀，即使失去了女人，亦“如花开水流两无情，我这相思只是志气不坠”，重新回到天地之初，“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仁”，像个无事人了。更要紧的是，他那一套格物的本事，他那一套自我升华的本事，使他对人对事愈发冷静无心起来。他将格物化为审美的绝技和逃遁术，将自己从容地从现实里抽拔而出，自以为摆脱了人世的诸般牵拌，“当下解脱”。他对女人，亦是格物，如此一来，女人便只是一个隐喻或象征，“成了可感觉而超感觉的物”。于是用情只是一时，爱与不爱都成当然，并且仅让它停留于审美的表象，自我超脱起来易如反掌，悔改亦只是一瞬间，“不知如何，当下就又洒然”了。张爱玲千里迢迢前往温州探视，当知悉自己的男人到处留情后，终于看清了浪子本色，临行涕泣伫立船舷久之，吐出“我将只是萎谢了”的伤心之言，其实是绝望了。而胡兰成对此的反应不过是“我与爱玲一起，从来是在仙境，不可以有哀愁”。刻意经营出一种超脱世俗、不滞于物的洒脱形象，而把张爱玲变成他的被格之物，爱与哀愁已然与己无涉，还颇有些洋洋自得。其实无论怎样的洒脱，怎样的狡狯，到底还是一个无情，还是一个不仁、不义、不敬、不亲。
这样一个机关算尽、搬弄聪明、不敢负责的人，你说他“人文双修”，难道不觉得牵强？这样一个把祖国的日月山河描述得如此美妙入神的人，最终却背叛了自己的国家，爱国却爱到了反面，还要为人世制礼乐，难道不觉得好笑？这样一个将每桩感情都搞得轰轰烈烈、如临水照花人般亲诣的才子，最终不过是个最无情的浪子，难道仅以“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之类的“顿悟”就能开脱？这个浪荡子自以为参透了宇宙人生，最终却在真实的生活中一败涂地；自以为优雅通透，最终却是不仁，披着温柔才子的面纱在现实生活中荒谬地杀戮和伤人。
看过胡兰成，再来读柏桦的文章，其鄙陋之处已历历在目。说什么“他从不为悲苦所扰，要么化苦为美，要么就享受有限的人生，即便遇到大祸大难，他也持以温润从容的态度”。说什么“但陡地一着妙手回春，翻转过来，以举重若轻之口气下大慨叹，慨叹之大，动辄盛世江山，有气派，又笃定，而且还十分落实熨帖”。说什么“这一写法换一般文人来写必无气无息，只能滥调，但胡兰成就用得飘逸踏实，婉转顺手。真是文如其人，一看便知这世间只有他一人懂得生命流逝的秘密气息”。还说什么“杨键与胡兰成是相通的，二人都不扭捏造作，更不会用翻译体去折磨汉语”。其实都是摸象之言，也是一拍脑门的顿悟式论文。他是不为悲苦所扰，因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是感慨下得大，因为他以此作金蝉脱壳之计；他是文如其人，但肯定不止他一人懂得生命流逝的秘密气息；他是不会用翻译体去折磨汉语，但他会用别的方式去折磨汉语；说他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只能说柏老师阅人少矣；说他是“中国民间之美”，其实他只是个浪荡子，是情非情，儒家谓之“不仁”。
另外谈杨键的文字，结论亦是下得大胆而惊人。说杨的诗“在和平之中注入道德、良心和责任担当的强力”，与屈子、杜子美、龚自珍、吴梅村好有一比，如此比附实在是精神错乱；说他扛起了“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切苦难”，口气之大实在惊人；说《暮晚》是“一部当代杰出的汉语诗歌总集”，我只知道能担当“诗歌总集”者惟《诗经》而已。
柏桦是我尊敬的汉语诗人，我实在不想冒犯他，只是恰巧刚读过胡兰成，有些想法过于强烈，因此形诸笔端，多有得罪。我知道柏老师已是驻校作家，大学教授，要完成些科研任务，随手为文，未及深思，也是有的。只是以柏老师之水准、之品位、之声誉，似不好随意拼贴为文，更不好犯“夸人没边”之时下大弊。
雅志难违还是君命难违
——说唐玄宗《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
？ 任晓勇
一
北宋学者宋敏求所编《唐大诏令集》卷四十《诸王·王妃入道》类收录了一篇文章（仅此一篇），题为《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在清人所编《全唐文》里它属于唐元（玄）宗名下。
翻检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可知，寿王是指唐玄宗第十八子李瑁；其妃是指杨玉环，也就是后来成为玄宗贵妃的那个著名的美女。
李瑁是由武惠妃所生，大约出生于开元九年（720年）。杨玉环是蜀州司户杨玄琰之女，出生于开元八年（719年），父亲早亡，从蜀中被送到东都洛阳，过继给叔父——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一说杨玄珪）抚养。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736年2月10日），杨玉环被册封为寿王妃，当时李瑁约十五岁，杨玉环十六岁。从此这对少年夫妇作为最上流的社会成员开始了新的生活，享受着大唐帝国鼎盛时期的荣华富贵。但是，五年后，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杨玉环出家，被度为女道士。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此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二（741年1月23日）。于是就有了《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这篇文章，并且留存千载。
文章属于“圣旨”一类，实际是由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执笔，不过是“代圣人立言”而已。从时间上推测，可能出自中书舍人、诏诰名家孙逖之手。官样文章，难称杰构，但与历史名人有关，其内容不仅关涉当事人命运转折，而且又耐人咀嚼，所以姑且名之曰另类奇文。原文如下：
圣人用心，方悟真宰。妇女勤道，自昔罕闻。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懿，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精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此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
为便于理解，笔者今译如下：
先祖老子潜心思索，才终于领悟了天地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