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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产生于“开元盛世”的最后一年！这是巧合，抑或必然？我只相信一句话：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恕。
张鸣：游走于戏说历史与文化批判之间
？ 董国强
张鸣教授在国内学界崭露头角，始于《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和《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这两部学术专著的公开发表。但是他近来在书坊的走红却与他的通俗写作路线有关。大约自2002年开始，他的史学随笔类文字不断见诸国内知名的网站和报刊。这些文字不但受到学界同人的关注，而且受到众多普通读者的追捧。一些精明的书商闻风而动，先是于2003年推出了《直截了当的独白》，继而又于去年10月推出了《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着实借他的名头和文采狠赚了一些银子。
作为国内几家知名读书类刊物和文化网站的热心读者，我对张鸣先生的大名并不陌生。上述两部文集中收录的不少文章，我曾在其他地方先睹为快，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阅读《历史的坏脾气》一书时的快感。
同许多其他读者一样，首先吸引我眼球的，当然是书中的故事。虽然有些故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从张鸣先生的嘴里说出来，却有一番特别的味道。这大概与他读过不少古代话本小说，听过不少侯宝林的相声，看过不少各种电影、戏剧，并经常与一班酒肉朋友“大话……”有关。这些操练使他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语汇丰富且比喻生动贴切，丝毫没有一般文士的刻板、晦涩和酸气。如若不信，我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比如讲“马桶将军”王怀庆逸事：
“马桶将军”跟马桶的确有亲和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办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马桶，办公就在马桶上公干。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马抬着马桶随行。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攻山头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坐在“王”字的马桶上督战，风景好得紧。
再比如讲隋文帝杨坚的婚外恋悲剧：
皇帝怕老婆，以隋唐为最。大概是西晋末年，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登上中原的舞台之后，他们没有汉人那么多的礼教讲究，中原社会连同颇为得意的妇人之道，都被冲得七零八落，妇女们多少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我们的正史说，北朝嫁妇，先教使妒，说什么也不许丈夫纳妾，丈夫的家，至少要当一半多。接下来，隋朝杨家一统南北，据说是重光了汉家文物，但三从四德的妇道却依然阙如。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位强悍的皇后独孤氏，经常把杨坚管得一愣一愣的，苦不堪言。有次好不容易偷偷搞上了两个小妞，席不暇暖，即被独孤知道，马上将两个“狐狸精”逮去弄死。杨坚知道后，策马狂奔，说是皇帝不做了，做离家出走之状，结果被大臣拼命拦住，死拉活劝。眼见出走不成，杨坚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再比如讲乾隆私生子富康安吃溺的笑话：
富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儿都要吃白肉片。这白肉片非得用精选全猪，整个放锅里慢慢煨熟，方才合适。一次，途经四川的一个驿站，上面早就吩咐厨子安排大锅煮上全猪。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时候，厨子突然爬上大锅，解开裤子就向锅里撒尿。旁边的人大惊，厨子说，忘了买硝，只好拿这个顶了。
故事的结尾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过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觉甚好，说是一路上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赏了厨子一匹绸缎。
再比如说到古代“文治”政治传统下“武秀才”的尴尬地位：
清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有天一个武秀才扯了一个挑粪的农夫上堂告状，说是这个农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须加以惩罚。县太爷说，既然如此，那就让秀才打这挑粪的一百个嘴巴吧。于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来，打到七十的时候，县令突然说：停，我忘了问你这个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县令说，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现在你打多了，让这农夫还回来。于是，农夫劈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个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荤八素。
再比如谈到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他有如下酣畅淋漓的描述：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其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除了能够巧妙地借助民间说唱艺术的表述方式和丰富语汇，张鸣搞笑的另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会冷不丁地蹦出一些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汇和革命口号。比如泗水亭长出生的汉高祖刘邦，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当过几天‘大队干部’”；清代吴县一批秀才举人借顺治皇帝驾崩之机，以“哭庙”方式谴责县官的贪鄙，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一场“恶毒攻击领导”的“小小的‘学生运动’”；雍正年间发生的曾静谋反案件被他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而雍正皇帝处理这个案件的方式则被他冠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名；就连当下最时髦的语汇——“愤青”——也被他恰如其分地赠与了《苏报》案时期的章士钊……
书中有那么多有趣的小故事，加上张鸣如此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一旦上手，想叫人不读下去都难。
然而，如果仅仅将张鸣看成一个“侃大山”的好手，将他的那些故事当成一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显然是对张鸣的误读。虽然他一直提倡史学著述的通俗化，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专门从事通俗故事写作的作家。他对历史的“另类观察”，与那些受到商业化媒体操纵、专为迎合小市民病态欣赏趣味的“戏说历史”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在该书的前言中一再强调，当他面对那些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时候，更在意的往往是这些故事背后的东西。如果不能从这些故事中发掘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东西，那他百分之百是不会动笔的。因此，那些看似信手拈来、零散杂乱的故事，其实都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故事只是文章的佐料和引人入胜的策略，而贯穿于这些故事背后的潜在思想主题，则是以一种现代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劣根性进行批判与反思。那些有趣的故事当然不可放过，但是作者对那些故事的精彩点评和学理性分析才是本书的真正亮点。
大体说来，《历史的坏脾气》一书中的文字贯穿着以下几条主线：
第一部分的军阀系列和散见于第二、三、四部分的帝王（后）系列，是为历代（主要是近代）专制统治者所做的漫画肖像。在这部分文字中，作者对封建君主和新旧军阀的愚昧颟顸、刚愎自用、贪财好色、附庸风雅极尽嘲讽与批判之能事。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些掌握着国家政治命脉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成天琢磨的都是一些什么事，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在那些故事的结尾，作者并没有忘记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病象，其实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都是所谓“现代性”惹的祸。因为近代中国的政治资源其实并不尽是西方的，还有不少是本土的；而那些本土的政治资源也不尽是来源于典籍和先贤，神话传说、邪教方术、“猛人”故事和民间说唱艺术所包含的庞杂内容也参与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共建。不但一般老百姓，就连大权在握的西太后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其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受到传统戏剧和通俗小说的显著影响。这些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本土资源中所包含的神秘主义、权威崇拜、空想主义、狭隘的畛域观念和个人恩仇意识，在张鸣先生看来都是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下三滥”货色。
在《“官屠”刀钝》和《可人张之洞》等文章中，作者集中讨论了与“清官”问题相关的一些话题，比较全面的揭示了封建时代的为官之道和封建官僚双重人格的形成、表现及其政治影响。他指出：“清官”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蒙昧政治意识的产物。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符合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压抑的心境。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老百姓的上述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张鸣先生并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在更多的情况下，“清流”姿态只是官僚政客猎取政治名声的一种手段，“清官”直言进谏的表象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话语伪装下的官僚集团内部争斗。关于张之洞的故事是上述观点的最好说明。晚清权臣张之洞早年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清流的领袖），按照一般看法当然应该算是一位“清官”。但是只要看看书中给出的事例，我们便不难发现，因他“直言进谏”而倒霉的，不过是一些低级官员和没有实权的维新派人士。张之洞一方面背负“牛角”盛名，一方面官运亨通，关键在于他审时度势的眼力和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他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所以“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牴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这与其说是刚正不阿，不如说是世故圆滑。所以张鸣先生赠给他一顶“可人”（招人喜欢的人）的帽子，真可谓一针见血。而“官屠”岑春煊的故事则表明，封建时代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是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要想真正肃清贪污，整顿吏治，如果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将是无效的。在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岑春煊基于唐·吉珂德式的理想主义激情而发起的那场反贪运动，无疑是一个人对一个体制的战争，这场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张鸣先生还指出：岑春煊在反贪问题上之所以那么硬气，乃是靠着“老佛爷”的宠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