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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哲学家中的诗人，他的敏感使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他身上，他的“疯话”显露的就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危机，而是欧洲文明的精神危机。尼采关于上帝死亡的寓言久久地回荡在历史的天空。人们并没有反省一个暴躁的愤世者对文明的诅咒预报了时代危机的即将来临，而以崇尚尼采哲学傲人，以为不如此便体现不出新时代人格的阳刚之气和挣脱迂腐教条的叛逆性，自由的人应该敢于藐视天庭，睥睨上帝，颐指气使地像对待群畜一样对待庸庸碌碌的小人物；真理的表达必须如尼采哲学那样滔滔不绝、气势汹汹，甚至离经叛道、蛮不讲理。尼采崇尚希腊阿波罗（太阳神）和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但他扭曲了二者，希腊人理性的热情被他扭曲为理性的狂热。狂热的理性既没有荷马竖琴中悲凉的沉雄，更缺乏泰勒斯追问世界本原的冷静；他既不理解摩西律法的普世性意义，也不懂得耶稣关于爱人如己为最大诫命的世界意义。
人类是宇宙中理性的动物（起码在地球上是最具理性的动物），正是在这种理性动物目光的观照下，宇宙历史才获得了秩序性的历史描述。什么是“理性主义”在理性主义看来不是一种标榜，而是自我反思的开始。与古代希腊半岛相呼应，近代德国是哲人的故乡，哲学的德国是近代欧洲理性精神的发源地——判断并不错，但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哲学的德国是近代欧洲动乱的策源地。那么“哲学”也就不是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当愤怒让诗和理性工具泛滥自己，愤怒的能量就容易使理性主义变态为它的否定形式。德国并不是弱肉强食的始作俑者，但他们一旦成为弱肉强食的受损者，他们就会把弱肉强食的逻辑推演到极致。我注意到辜鸿铭先生对德国人的评价：对不义的极端仇恨使他们对不义者采取极端的不义。一个人打了你右脸，耶稣说，你就把左脸让他打，尼采说，这是奴隶的道德。德国人认为尼采是对的，他们决心杀死那个打他们右脸的人——但这显然不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者不是无能的哭泣者，也不是暴虐的复仇者，他需要必要的忍耐，他还有对天法的信心，并能把信心转化为实现天法的力量。
欧洲为什么丧失了对天法的信心呢？英国的殖民主义如果是不公正的，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必要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有民族主义意义，尼采的哲学也就是合理的。问题是不道德的世界是否要用更不道德的世界代替。是否因为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中国的义和团就应该到伦敦和巴黎街头强奸妇女杀戮孩子﹖用罪恶代替罪恶显然并不就是善的世界。正义具有相对性，但正义还有绝对性，即使凡尔赛和约有不合理成分，这也并不能证明德国人的侵略、集中营、大屠杀的正义。问题是历史没有提供后悔的投票箱，历史的章节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历史理性只有在长的历史段落才能被人类后验地有所体察。
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不能同时作为观众观看自己，历史中的大众不能站在远处反思自己。由于时代意识不断更新又不断遗忘，人类似乎永远在幼稚与成熟之间轮回。人类今天反省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疯狂，就有一种成年人回顾自己狂热幼稚时代的感觉。人类是一个总体的集合类，在这个集合类中，人类当然不能因非理性主义者的反人类行为而认为他们不属于这个集合类。人类的任何思想都不是人类文明之外的天外来客，尽管它们之于人类文明的人道主义传统具有异质性。
哲学家的判断可以作为人类思想的先驱，也可以是人类思想或时代精神的晴雨表，作为后者的尼采敏感地体察到了人类信仰的危机，他期待着神殿倒塌，道德倾覆，一切价值重估，他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嘴向所有人宣布超人哲学；他期待着危机以一次大规模的爆炸释放出来——尼采说“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尼采直率地表达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人类思想的无神论能量不断积聚，像将到的大洪水那样传来轰鸣的隆隆声，欲冲决传统信仰——否定上帝的意识从来没有像彼时那样汹汹奔涌。来自何处的力量会动摇人类对上帝的信心、狂妄自大到否定上帝呢？回答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尼采蔑视上帝的超人自信正是得自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怂恿：既然思辨理性可以在自然中把上帝驱逐，那么道德领域必定也可以驱逐上帝，我们何必要悬设一个上帝呢，我们的逻辑思维足以取代道德上帝了。自然科学取得了在当时人看来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二十世纪以前，人类科学的发展主要可以简略归纳为两个：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
古希腊人尽管有探索宇宙奥秘的理性想像力，但他们的观察和数学知识还不足以建立宇宙图景的数学模型，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粗浅模型；到中世纪，人类的形而上学尤其以上帝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唯理论尽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宇宙论并没有重大进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动摇了以地球为中心的中世纪宇宙论，欧洲人便开始了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宇宙图景的努力，从开普勒、伽利略直到牛顿，完美的宇宙数学模型建立起来。这个模型出奇地优美、精确、完善，以致人们有充足理由认为，上帝并没有什么玄妙的奥秘，他的奥秘都可以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写在纸上，物理学定律就是宇宙方程，就是上帝的全部奥秘。
可是人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宇宙模型中，实际上，人类的社会活动，他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在这个完美的牛顿力学的宇宙模型之外。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后，问题似乎有了进展，人类也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生物，他们的智力是地球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一步步进化来的。
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使唯物主义无神论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当旧时代的问题已经解决，而新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容易认为——我们的科学知识已经达到了全知的边界，剩余的问题只不过是些次要的修补工作，宇宙中任何现象不仅都可以得到物质运动的解释，而且解释的精度可以达到完全决定论，宇宙中没有什么现象不可以通过数学精确地计算出来。这种时代意识营造了一种人类已经或者起码是即将获得全部宇宙定律的信心，以致到了尼采，他便可以轻松地说：“出于本能，无神论是不言自明的。”
（三）
中学教师出身但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开创了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尽管他之前的莱布尼兹、伏尔泰、歌德、黑格尔对世界各种文明的兴趣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了文化（或哲学、思想）的比较工作。文化和文明在斯宾格勒眼中有概念含义的截然不同，我们忽略这种不同只对我们自己的行文是方便的，因为在我们一般理解中，文明肇始于文字形成的时代，而对于文字形成以前的时代，我们往往也称那些具有充沛创造力的先民的生活遗迹为“文化”，如中国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希腊文明所渊源的米诺斯文化，等等。而在斯宾格勒的用语中，文化的意义是指诸如中国先秦、古印度、古埃及、希伯来、苏美尔、古希腊、墨西哥的玛雅时代、前印加帝国时代等文字形成后的创造性的文化群；而文明是指物质文明，是各文化圈在文化成熟后的衰败阶段。在西方，文明是指文艺复兴后的现代文明，这个文明丧失了文化的原创性。“西方的没落”也就是“文明”这个词——在斯宾格勒——本身的意义：文化的衰败。与西方一般历史学家的观念相背，斯宾格勒认为中世纪是西方文化的高峰，文艺复兴以后就开始了没落，到现代已经达到几近崩坏的程度。人类历史是一个逐渐进化的历史（从黑铁时代到黄金时代），还是逐渐堕落的历史（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这个问题在差不多的各种文化圈都曾产生过，当然二者之外还有循环论，三者都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自己的历史观是正确的，因此都有理由说其他二者是错谬的。对于斯宾格勒来说，他眼里的历史——不仅是西方历史——就是人类文明退化和衰败的历史，当然他关于文明发展春夏秋冬的轮回论，也表明他同时也是历史循环论者。在斯宾格勒看来，没落的意义不是文明不够强大，恰恰相反，近现代文明的强大是其衰落的证据，因此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远不如遥远的古代文化时代。可以对斯宾格勒的思想做一点通俗的简化，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不是希腊的文艺，而是另一种东西的独大的开始——科学理性发扬所带动的物质文明的膨胀，所以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文明没落的肇始。
或者可以说，研究历史学的思想家都是古代先知、智者的现代遗存，他们对历史的诠释包含着对历史的预言，但就人类接受历史学家的预言来说，预言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与预言的内容一致。修希底德说，雅典人认为自己不可避免地与斯巴达会有一战的看法成为雅典与斯巴达开战的原因；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对文明没落的预言成为刺激文明更新的力量。我的分析表明，科学理性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在斯宾格勒等于文化的没落——会反过来对文明以刺激，“没落”也就意味着新生。
文明的危机最终还是要归结为心灵的危机，人类精神－“心”可以划分为三个构成：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理性。如果不求太严格地表述则可以用比喻来代替，所谓思辨理性就是我们大脑用来做数学题的思维力，或曰逻辑思维与理性想像力；所谓实践理性，就是个人行为即为人处世的方式，或曰道德；所谓判断力理性，是我们欣赏美好事物的思维力，或曰审美。思辨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理性三者还可以翻译为大众语汇，就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本欲和能力。危机正在于前者的独大，而后二者被前者僭越。
逻辑－思辨理性－求真，这一人类理性层面的发达是西方文明昂然崛起于世界各种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欧洲人以自我为中心（欧洲为中心）看待世界的骄傲心理之所原。欧洲人求真精神使他们的思辨理性－科学理性在认识论中开辟了其他文化圈所没有的深度，因此也使自己的物质文明获得超越地位，于是才有力量像世界的主人翁一样去征服和教化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地区。他们以自己的文明为中心的骄傲心理似乎理直气壮，而没有意识到这种重强力而慢道德的心理会反过来伤害自己。
我们不能否认道德与审美也蕴涵着思辨理性，正像思辨理性也不是完全与实践理性与判断力理性无关一样，因为人类理性总是综合运用的，但以前者代替后二者无论如何是思维的误区。当人们不假思索地说“科学的道德观”、“科学的艺术理论”时，是在很大程度上对人类理性自身三种层次区分的误解。人们相信：科学认识论可以科学地制订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没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