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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狭义“文化”是提取出普适“文明”之后的独特民族文化。“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若取这一义，就是民族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仅仅出于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动机，就会用“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为一切民族文化辩护。有些民族主义者不了解顺道江湖文化，仅知道悖道庙堂文化，因此总是为后者辩护。由于民族主义者为悖道文化辩护没有利益动机，因此更为狂热地自居高尚，所以人类历史上有无数文化灾难都由没有利益动机的狂热分子为中坚。头脑较为清醒的民族主义者也鄙视悖道文化，但出于民族感情，他只希望关起门来悄悄抛弃悖道文化，却不允许其他民族嘲笑，更不允许本民族的文化反思者批判，理由是家丑不可外扬，殊不知不许批判、不肯反省、不思进取是更大的家丑。
最狭义“文化”有两种，因此取最狭义的“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有两种：悖道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顺道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悖道的“文化相对主义”总是竭力压制、排斥、否定、剿灭顺道的江湖文化，而把悖道文化夸大为绝对的“文化恐龙”，却忘了其所主张的文化“相对”性，结果从“文化相对主义”走向“文化绝对主义”。悖道的“文化保守主义”总是竭力保守悖道文化，却对顺道文化无管窥之知、锥指之晓，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优良传统保之守之〔8〕。
为了增加迷惑性，悖道的“文化相对主义”常常假扮成民族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悖道的“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假扮成民族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唯有客观公正地去芜存精的“文化相对主义”，才是正确的“文化相对主义”；唯有站在悖道文化反面的顺道的“文化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
结 语
每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都分为两部分：以“文化”顺应“造化”的顺道文化；用“文化”违背“造化”的悖道文化。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同样分为两部分：以道家思想为精神支柱、得到炎黄子孙倾心守护的顺道江湖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得到专制制度倾力维护的悖道庙堂文化。
判定儒学是悖道文化，理由是儒学从其远祖孔子开始就违背人文公理，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0〕因此儒学在未被专制帝王确立为意识形态之前，就不允许其他文化形态自由存在。反对儒学的墨、道两家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就已遭到宣扬“王道”实为霸道的孟子毫不宽容的诋毁：“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1〕杨朱是道家激进派，像墨家一样，对儒学的形而下批判，具体而直接，更为通俗易懂，因而在儒学被确立为意识形态后，杨朱之学和墨家之学都被剿灭。后世以为“杨朱为我，故必无书”，这一未必是事实的主观判断不够精确，必须修正为：“杨朱为我，必不著书。”然而不自著书而经弟子记录成书者多有，苏格拉底、孔子、佛陀、惠能皆然，既然杨朱之言盈天下，那么若非剿灭，就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12〕。《老子》、《庄子》是道家温和派，其对儒学的形而上批判，根本而抽象，更为隐晦难懂，因而在儒学被确立为意识形态后，仅被边缘化和歪曲化。
自从“圣王有作”的汉武帝剥夺了“处士横议”的言论自由，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始终对专制庙堂效忠，为专制制度辩护，扼杀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由，遏制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禁锢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使先秦以前极其伟大、文明程度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衰退，最终在晚清跌入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谷底。
道家宗师庄子，正是为了反对一切悖道文化尤其是反对儒家悖道文化，才发明了“文化”的对词“造化”。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者，庄子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把孔子视为中国文化之父，是专制庙堂与儒家意识形态两千年来不断造势虚构出来的神话。这个虚构重塑的孔子偶像也仅仅是悖道的中国庙堂文化之父，而庄子才是顺道的中国江湖文化之父。不幸的是，《庄子》一书遭到了以郭象为首的儒家注疏者长达两千年的歪曲性阐释，致使庄学奥义千古沉埋，罕有识者。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唯有反抗、批判、否定儒家悖道文化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才能保守并弘扬古典中国的百家顺道文化。据此可以重新审视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儒家悖道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和专制意识形态的顽固维护者，张之洞把儒家悖道文化视为“中学”，而把西方暂时领先的文明视为“西学”，因而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以独特的中华顺道文化为体，以西方暂时领先的文明为用，才能确保当代中国在复兴文明的同时，复兴百家顺道文化。唯有中华顺道文化的复兴，才能确保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丧失成就其伟大的独特性，不丧失独一无二的文化特性和恢宏博大的精神家园，不沦为皈化异民族文化的文化难民。这就是我反对“全盘西化”的根本理由。
每个民族的文明都趋向于不断进步。当其顺道文化促进文明进步时，民族文明就与人类文明同步。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趋向于不断丰富。当其顺道文化日益丰富精美时，民族文化就与自然造化同功。
注释：
〔1〕“不啻于父母”，郭庆藩《庄子集释》作“不翅于父母”。
〔2〕“络马首”、“无以德殉名”、“返其真”，王先谦《庄子集解》作“落马首”、“无以得殉名”、“反其真”。
〔3〕《荀子·解蔽》。
〔4〕《荀子·性恶》。
〔5〕《论语·公冶长》。
〔6〕《庄子杂篇·知北游第二十二》所引略异：“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这证明老聃语录经数百年口耳相传，直到战国中期才写定为《道德经》或《德道经》，即今本《老子》，写定者掺入了“偏将军”、“上将军”等战国时期才有的术语。
〔7〕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第二十四章《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及中卷相关章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版。
〔8〕《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用管窥天，用锥指地。”
〔9〕《论语·季氏》。
〔10〕《论语·泰伯》。
〔11〕《孟子·滕文公下》。“杨”即指道家，先秦尚无“道家”之名。
〔12〕杨朱之学今已不存，晋人所造伪书《列子·杨朱》或存部分踪影。
抄袭与学术发展
？ 章益国
最近几年来，“抄袭”等不良学术行为成了学术界受人瞩目的一个现象，一些抄袭公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圈外大众的道德关注，使这个问题甚至跃出学术领域而成了“公共话题”。与此同时，“反抄袭”也迅速成为一种流行论调。
其实，单单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上，“反抄袭”这个话题是谈不深的。没有深度的话题被重复讨论，本身就可能会导致“抄袭”。坦率地讲，不少的“反抄袭”文章，本身却呈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怪相。当然，同任何一个热门话题一样，在众声喧哗之中，也总会有精品产生，这些真知灼见的文章往往指引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学术产品的生产规律”及这一规律在当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不考虑到这些问题，对抄袭的道德讨伐只会流于形式，成为这个时代各种“作秀”中的一种。
“抄袭”与“模仿”
从“学术产品生产规律”的角度来审视“抄袭”行为，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怕是很多人认为不成问题的：在人文学科领域内，“抄”与“不抄”究竟该如何划分？
学术发展必须依靠学术继承。每一个学术入门者，都会被告诫要详尽了解前人成果，学习前人的治学方法。我所知道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找几个质性相类、心仪神往的名家，亦步亦趋、处处模仿，体规画圆、准方作矩，最后至于“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借赵孟钇薰艿罆N给赵的一首情诗）的境界。所以，模仿是学术进步的阶梯，模仿行为有着深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合理性。法国学者塔尔德甚至称：社会依靠模仿而存在。他在1890年出版的《模仿的定律》一书中，分模仿为三种，即“惯例模仿”、“习俗模仿”和“时代模仿”，以为一切发明要基于模仿传播、流传。〔1〕这个道理当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应用到学术领域，谁都不大会反对这样一个结论：学术继承基于模仿。
但“模仿”与“抄袭”的区别在哪里呢？黄庭坚有“点铁成金”和“脱胎换骨”的说法，前者指“取古人之陈言”而换个意思，后者则指意思不换而换个说法。两句话“世以为名言”，王若虚却称这不过“特剽窃之黠也”，扒了黄庭坚的皮。黄庭坚在创作中实践他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是很刻意的。此外还有无意的情形，马克·吐温有一次很幽默的演讲，叫《无意的剽窃》〔2〕，讲他自己早年十分欣赏某人的文字，时刻玩味揣摩，笔下无意有意地模仿。多年后看到那个人的作品，第一反应却是自己被人剽窃了，直想宰了那家伙！——这心态一如中国有句机巧的古诗说的“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僧文兆语）。考虑到这种心理学中所谓的“内隐记忆”，模仿和抄袭往往是一步之差。科学社会学的泰斗默顿曾经总结：“对于科学家（和其他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总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他最喜爱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可能实际上是他已经忘记了的他以前在别的地方曾经读到或听到的什么东西的记忆痕迹。”〔3〕
人文学的规范本身就规训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引经据典。如钱钟书说的：“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4〕我们写论文，一个见解，不引述人家的既有观点么？自己没自信，也不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引了大量的他人论述么？人家已经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威尔逊·米兹纳说：如果你抄袭一个作家，这是剽窃；如果你能博采众家，这是研究。这话听来俏皮，其中有些道理在——就是要抄很多人。
当然，完全把“抄袭和模仿”说成异名同实显然是不正确的，但不可否认，“抄袭和模仿”本在似是而非之间，当我们将“抄袭”作为打击目标时，自然要通彻地讨论“模仿”，避免误炸。这里的情形或可分为两种，前人有过比喻：有如蚂蚁搬家，人家的东西，只是搬来而已；也有如蜜蜂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