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髁擞舸锓蛘飧鋈舜永锏酵猓罢且桓龆懒⑿愿瘛⒆灾饕馐逗图岢肿陨砣说募壑档娜恕薄�8〕。这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信条，也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一种很难得的精神品格。这些，通过郁氏的“自我暴露”，不但在前期的小说中，也在后期“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不同程度地或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何以言之？首先，还要回到“郁王婚变”上来。如前所述，是许某这个人的插足，导致了郁王的毁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避而不谈入室作恶的强盗，却揪住被害者反抗的“举动”不放，说那是“成了病态”，是“习惯不改”，这算哪一家的逻辑？那个厅长许君绍棣，先之以与他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等人；继之以偷得郁氏之妻兀自快活，而且又是郁氏老母被日机轰炸而死的时候，又是抗战初起、国土大片沦丧的时候。国破家欲亡之际，面对一个党国的党棍如此行恶，早已秉承独立意志的正直知识分子，怎能咽下这口气？没有那几封撕碎了的许某给王氏的情书，何来郁氏批量影印“分发证据”〔9〕？没有“碧湖”一类苟且之事，王氏又扔下老小不辞而别，哪来郁氏“寻人启事”？没有郁氏好端端家庭被毁的悲剧，何来《毁家诗纪》？如果说六十年前，郁王婚恋内幕若明若暗之时，郭氏说了那样的话，尚有历史局限性原因；在“郁王婚变”已大白于天下的今日，朱女士仍重复郭氏之论，把罪责加在郁氏“自我暴露”身上，则很不应该。
其次，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能过则过，过不了就散，你郁氏又何必这样“自我暴露”，“家丑偏偏要外扬”，弄出这么大响动呢？这话貌似有理，也合乎“人之常情”，更投合国人“爱面子”、“和为贵”的普遍心理。大多数人也是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比如徐志摩之于陆小曼。甚至有人会就此对比，赞扬徐的宽容，批评郁之狭窄。其实也并不尽然，郁风在谈《毁家诗纪》时曾说到郁氏一个重要特点：“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话下了。”〔10〕特立独行之人，必做特立独行之事，郁就是这样一个旷世的特立独行之人。不然，他怎会那般轰轰烈烈去追求王映霞？现在，和王氏就这么分手吗？他太爱她了，太在乎她了，办不到。就这么忍受着，睁一眼闭一眼过下去吗？他的性格气质更办不到。于是，郁达夫在又爱又恨又想离又不忍的火焰中，撑持着痛苦着煎熬着呼叫着发泄着过了三四年。只有发泄，他心里才能取得一时的平静。此时，他始终的深爱包裹着他的映霞；他恨的毒雾又折磨着他的映霞，那真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于是就有了那些“自我暴露”的“举动”，有了震惊世人的《毁家诗纪》。也因此，我们后人才会透过郁氏“自我暴露”，在近乎违背常情的纷乱现象和乖张文字中，看见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痛怆与无奈、人性的变异和扭曲……看见一颗鲜活透明的心！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代代读者喜欢郁达夫的重要原因吧？所以，惊异也罢，怪责也罢，归根结底，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婚恋中的“自我暴露”，又何错之有？这与宽容、狭窄无关，更与“大男子主义”和“习惯”无涉。性也，情也，势也，人格也。
还有，“自我暴露”，似可分为文学作品中的与平时为人为事个人话语行动中的两种吧？果如是，对郁氏重要文学作品多有肯定，而对其生活中的或有批评，也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还是到处暴露自己的郁达夫？例如，郁氏流亡到苏门答腊，一个偶然机会暴露了自己的日语特长，给自己引来了许多后患。还有一次，郁碰上了那个向日本人揭发自己身份的小走狗洪某人，上去就把他从车上拽下，扇了他几个耳光斥曰：“让你再去告我的密！”这样的“自我暴露”，也只能是郁达夫才会有的作为，天真、冲动得让人担心。同样，郁的“自我暴露”又必然会加剧郁王感情的分离，这也是不言而喻却又没办法的事情。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生活中与文学作品中的郁达夫是高度统一的。都说“文如其人”，实际上，几多作家能真正“文如其人”？郁达夫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自己掘地三尺，把自己弱点完全展示给人看的，郁达夫是一个，卢梭是一个，瞿秋白也是一个。凤毛麟角，了不起啊！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真正做到了“自我暴露”的堂堂正正的人，是“文如其人”的大写的人。
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在教化上推崇儒家“内敛型人格”的价值取向。所以，“自我压缩”也就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循循相因的常态，甚至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自我压缩”的人格是与张扬个性、尊重个体的“自我暴露”型人格针锋相对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暴露”又是鲜见的。这也就难怪，八十多年前青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石破天惊；同样，也难怪，六十多年前“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的发表，又一个石破天惊。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抗日圣战中，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在只能听命于自己心灵指令的时刻，他以打着鲜明个性印记的独特方式，进行了一场一个人的抗战，终于惨死天涯孤岛，留下了国人半个多世纪的悬念。那是他“自我暴露”的最后一次闪光，是他道德人格的最后自我完成，也是他最后一次石破天惊。是的，他曾经醇酒妇人，他曾经低回沉迷。但终其一生，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其重大关节处（包括声明退出“左联”），哪一次“自我暴露”不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即如那部毁誉交加的《毁家诗纪》，认真剖露遭遇第三者迫害，感情流变到了至深之处，文笔情思又那般卓然不群者，实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性爱的婚姻的社会的诗艺的悲剧心理的伦理的角度，对之进行认真分析鉴赏，那也许就是郁达夫留给我们的一篇在某个领域至今无可替代的绝响。
注释：
〔1〕〔2〕〔4〕〔9〕袁庆丰：《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418、418、340页。
〔3〕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241、又见186页。
〔5〕〔7〕郭沫若：《论郁达夫》，见《郭沫若随笔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7页。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8〕贾植芳：《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见（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0〕郁风：《盖棺论定的晚期》，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千古奇拍
千 古 奇 拍
？ 思 晨
狗年说狗的文章真可谓多，不由人也想写点关于狗的文字。
确切地说，我并不清楚中国的属相始于何年？但翻书时看到竟有人借属相而拍马，只是被拍者不是属马而是属狗和属猪，所以也就顾不得通与不通，将其称之为拍“狗屁”与拍“猪屁”了。
据《曲洧旧闻》载：宋代崇宁初，范致虚（此人宋史有传）上书皇帝说：“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崇宁是宋徽宗的年号，表明宋徽宗属狗无疑。这位北宋的亡国之君还真信了范致虚的话，下旨禁天下杀狗，并且赏范致虚钱至二万。平心而论，这个狗屁还真拍出了效益，一拍而得二万，于史可谓难得一见。这消息传到太学，当时有太学生当了众人的面提出疑问：“当今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年，当年未闻禁畜猫也。”太学生的意思是说朝廷总爱拿神宗时的熙宁、元丰年来说事，可神宗生于戊子年，是属鼠的，并没听说神宗时就禁止天下人养猫。这话说的确有几分道理，大约也只有当时的读书人才有这样的巧思，发出这样的提问。但放在封建大格局下去看，这话又绝无道理可言，因为在专制社会不仅马屁通吃，狗屁可以无往而不胜，就是猪屁也会有人拍得山响。
拍猪屁的事发生在明朝武宗年间。明正德十四年，自称“钦差总督军务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的明武宗巡行到了扬州。兵部左侍郎王宪（此人明史有传）抄奉出了这样的钧帖：“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这告示实际上说的是明武宗属猪，加之姓朱，所以不准养猪杀猪，如有违反，严惩不贷。至于说吃了猪肉随生疮疾那纯属鬼话中的鬼话。至此我们算是领教了不仅有人会拍马屁，还有人会拍狗屁，甚至有人会拍猪屁。而这拍狗与拍猪者还真得了不少好处。拍狗屁的范致虚后随宋高宗南渡，官拜宰相；而拍猪屁的王宪到明朝世宗时官拜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我不知道这能否算千古绝拍，可这样的拍怎么都可称为千古奇拍，但就百姓而言必为此等奇拍所伤。遥想当年宋朝将有多少以屠狗为业的百姓因此失业，明朝又会有多少养猪的百姓因此遭殃，史无记载不敢妄言，但此等奇拍不仅为个人的仕途铺平了道路，也断送了许多百姓的生计则是一定的。
然而这等千古奇拍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恐怕还不能算最恶劣的，最恶劣的奇拍恐怕真超出了常人的想像。以常理去想，无论什么朝代，也无论怎样的官员，面对一地发生灾害，死了很多人，这怎么说都是件值得悲哀与可叹的事。可在明朝，这等悲哀之事也有官员上章称贺，这就把千古奇拍也比得有点黯然失色了。《明史·列传》第六十八就记载了康永韶以灾为祥之事。此人是明宪宗时人，当时陕西大饥，他上书说：“今春星变当有大咎，赖秦民饥死，足当之，诚国家无疆福。”而明宪宗居然“甚悦”。倘不是史书如此白纸黑字地写着，真不敢相信受传统文化熏陶了那样久的朝廷官员会如此说话，会拍出让千古奇拍也黯然失色的恶拍。这充分表明专制足以让人变态，任你有怎样的学问，任你有怎样的文化，都难抵专制之威，在专制的格局下，任何奇怪之事都可能发生，任何奇怪之人都可能出现。
今天当不会再有这等天下奇拍了，但反腐中揭露的各类大案和小案都显示了“拍”在今天仍然存在，就是日常生活中，也不难见识到一些人不经意间就拍了一把。因时间的优势，我们可以嘲笑古人，但嘲笑之余就不该反思我们自己？
微风宿雾图
？ 王 镛 画
乌篷的船（沅江）
？ 萧沛苍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