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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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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最喜欢携带一种短马枪,后腔里可装十三粒子弹,所以叫做十三太保,背了那短枪,骑银鬃黄马,游龙门,很觉快意。
  当年有一种大风筝,也叫做十三太保。外祖父回忆说,那年间,放风筝是中原少年最喜欢的游艺。开封每年三月三四有缴筝会,在铁塔之下三官庙前的广场举行。少年和青年们拿出他们最得意的风筝到场比赛。大风筝的力量大,有的要用生丝编成手指粗的绳子才能拉得住。最有力的是蜈蚣筝,以下的有五星筝、七星筝、九星筝,乃至十三星,别名就是十三太保,高达屋顶。青少年们集合一起放风筝相缴,力气大的或者技术高的,会将别人的风筝缴下来。缴人者自然得意,被缴者也不会生气。相互之间都很友善。
  外祖父还记得,在中学生时代,除了到书店去买书籍文具之外,几乎没有自己到街上去买什么东西。有一个时期,听说开封鼓楼街上,新开了一家洋货店,叫做华盛公司。全城为之轰动,大家去看热闹。外祖父特地叫了一部人力车,说到华盛公司去。那车夫把他拉出南门,一直拉到火车站。外祖父找不到什么公司,只有回家。他也记得,开封青年会有电影,那只是幻灯,一张一张映出耶稣的事迹。偶然加映活动片子,也只是一条铁路上的旅行,过山洞,顺河沿,眼看着铁路向后退而已。
  因为寻常不上街买东西,有些同学买新缎子鞋,总比较窄小。一则窄小一点显得好看,二则不大合适,表示这鞋子不是他自己买,而是佣人去买的。外祖父自己从来不自己上街买鞋袜,因为衣服和鞋袜都是家庭自制的。
  那时近视眼在中学里很多,戴眼镜的同学也不少。但是一般社会把戴眼镜当作老年人的事。老年人戴“老三山”的镜子是应当的,年轻人为什么戴眼镜?平辈的人见面为礼,要把眼镜摘下,晚辈见长辈是不敢戴眼镜的。外祖父班上的数学老师张先生是近视眼,他上课时,一进讲堂就摘眼镜,一脚踏不上讲台就要跌倒,惹得全堂学生大笑。
  民国元年(1911年),因为曾外祖父调职,外祖父在河南没有读完中学,就回到湖北。然后曾外祖父希望外祖父在武汉继续学业,曾带他到武汉报考博文书院。博文书院当时在武昌大东门外,是卫理教会的学校。外祖父后来很得意地回忆,说他在考场上三个小时不到,就考完了国文、英文、数学三科。国文题目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论”,恰好是《三国志》上诸葛亮的话,落到外祖父手上,一篇文章写了三百多字,半小时交卷。
  外祖父考中了博文书院,但是没有去,而进了另一间学校。他在去考博文书院的路上,看见英文馆招考新生的招牌。回住处禀告曾外祖父,便去报考。进入考场之后,国文题目是“知中不知外,谓之盲瞽;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外祖父也是半小时交卷,而且考取,住校读书。外祖父在回忆那考题时补充说:从民国元年的考题,可以想见几十年以后的今日,一些高谈中西文化的人实在毫无长进。
  英文馆是郭复初和王璘阁两位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后来改做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外祖父当时已是高中四年级的程度,入英文馆分班,分在甲班,同班学生都是中学或中学以上程度。英语教师是英国人苏则南先生,一开始就教学生读莎士比亚的诗篇。国文教师是胡先生,国学馆毕业。历史教师是罗鹿宾先生,也是国学馆出身。修身课由方先生教授,是个老秀才。这几门课,都是选读些古文与史书。
  其间有两个小故事,很有趣。当时曾外祖父在湖北财政部任职,外祖父每每到财政部去见曾外祖父,取得几串钱,回学校缴纳伙食费。有一次他到财政部,发现曾外祖父调任黄陂县长,不在武汉了,他拿不到钱。于是学校伙房就贴出学生欠费通告,列出外祖父的名字,并且立刻停止他的伙食。直到后来,外祖父找其他在武汉的亲戚长辈要到伙食钱,才有饭吃。
  英文馆的两座楼后面,走上山坡就是树林。右边有一道矮墙,越过墙去,就是财政部后面的山坡。坡上有陈友谅墓,是武昌的名胜之一。英文馆的学生下课之后,经常上山一游。有一次财政部大印失踪,都知道是部里哪个职员偷去私印税单,可仍旧装模作样地寻找,前厅后院搜查。那天刚巧外祖父与几个同学越墙在陈友谅墓游玩,就被财政部工役们捉到,押解下山,送回学校。走过财政部房子,外祖父感觉十分窘迫,一怕被曾外祖父发现,当众责骂,二怕部里员工晓得他是曾外祖父的儿子,让曾外祖父脸上无光。
  外祖父在武汉英文馆读了一年半,便休学被曾外祖父接到黄陂任上。他没有在黄陂进学校,而是住家跟从曾外祖父读书。读史之外,曾外祖父教授外祖父读《古文辞类纂》,《唐宋诗醇》与《杜诗镜诠》,学作文和写诗。外祖父读完四史,又开始圈点《资治通鉴》;读完杜诗后,又开始读苏东坡诗。他会做史论,却无论如何不会做诗。曾外祖父责备之外,只有鼓励他多读、多背、多写。但是外祖父读诗时,多记诗中典故,实际上仍当作历史读了。多记典故,就可以做骈体文,外祖父曾尝试学做此类文章,但还是不会做诗。
  1915年,曾外祖父从黄陂调回武汉,外祖父跟着回乡,没有回英文馆,而是在家闲居。所谓闲居,也并不闲,一年时间里,他读了《资治通鉴》,又读《史兵略》,还读《老子》、《庄子》及诸子书。他每日用小楷抄录杜少陵、苏东坡、杜牧、李商隐以及温飞卿的诗集。除此,还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之类的书。外祖父那时自认在史论一门大有可为。每次自择题目,自写文章,每文有至二千字或三千字之多,直有“下笔不能自休”之概。
  外祖父自小就不大在乎身外之物,不在意整理衣服,夏天的白布衫往往穿成黄色,裤腰总是在裤带之外,而且向下搭。有个邻居姓柳,是镇上的巨绅,柳家少爷跟外祖父年纪相若。每当晚饭之后,各家眷属都在后门外纳凉。柳家少爷的裤带是向上撑,外祖父的裤带却往下搭。相形之下,外祖父大觉惭愧。后来读到《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少年时,见朱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才知书,见之自失。援兄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外祖父背下此句,衷心地以此自解。
  其实博文书院和英文馆虽然不够正牌大学的水平,却已经高过普通高中,可以算是学院级的学校。外祖父当时才十四五岁,只是中学生年龄,所以仍当作中学来读,我在这里也就记做中学了。
  外祖父还记得,他初中在河南曾外祖父官府里住的时候,就读过佛教的《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曾外祖父去世,外祖父在家居丧期间,为了解除心中的悲痛,更曾用心诵读《法华经》、《圆觉经》、《阿弥陀经》、《楞迦经》、《成唯识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等,还手抄过《金刚经》。虽然那时他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但做到这些功课,仍旧实在很让人惊奇,他毕竟只有十七岁。

  再忆《大公报》的几位老友

  
  ? 吴永良
  1957年北京《大公报》所划右派中,有四位总字号的人物,他们是:时任总编辑的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原《大刚报》社长毛健吾和原《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朱沛人,他们都曾活跃在抗日战争年代,在新闻界留下自己的脚印。
  赵恩源是1930年燕京大学新闻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即加入天津《大公报》,历任编辑、北平办事处主任。抗战八年间,随同报社奔波于汉口、昆明、香港、重庆等地,属于资深的《大公报》人。在许多有关《大公报》的书籍中,对他的事迹多有记载,这里不赘述了。
  其余三位和老《大公报》并无渊源,因而不见于有关《大公报》史的文章中。日月逝矣,他们获得改正都有二十多年了,这里简述我所了解的三位的情况,聊表纪念之意。
  一
  袁、毛、朱三位的案情和我有些关联的,是袁毓明。算不上同案犯,只是在所谓”老报人诉苦文章”问题上有点牵扯。文章是我根据一个座谈会的纪录整理而成。批准发表的是袁毓明。至于另外给他网罗了哪些罪名,我已经记不清了。
  袁毓明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干部,1937年毕业于北平进德中学,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家乡河北邢台参加八路军组织的冀西游击队,历任报纸编辑、新华社记者。抗日战争时期,所写战地通讯,曾汇成《太行人民打蛇记》一书,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49年进军大西南,在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创办《川北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他曾深情地回忆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说耀邦非常重视报纸的工作,晚间常常到报社来串门,和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心。在他的感染下,大家精神奋发,心情愉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重庆《新华日报》(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办的一份报纸)的总编辑。1954年报纸随西南局撤销而停办,袁毓明和社长常芝青、副社长高丽生一同调到北京,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总编辑。
  他是1954年秋冬之交到职的。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典型的一张北方人面孔。当时报社还在东城史家胡同二十四号大院,他在后院办公,但并不把自己关在办公室,而喜欢到处走走,找人了解工作情况。
  来后不久,报社里悄悄传说着一件有关他生活方面的小事:他的妻子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在战争年代曾经掩护他躲避了敌人的追捕,因此结为夫妇。以后,虽然进了城,家庭并没有“重组”。而家庭发生重组,以城里女学生取代乡下黄脸婆的事,那时是时有所闻的。当然,这无关革命大节。但是在小人物们看来,似乎也并非区区小事。
  他和大家很快熟悉起来。中午饭后,他常常端着一个大白茶缸子,从办公室踱出来,到编辑室找人下象棋。他的棋艺不错,能和他对弈的,只有朱启平等报社的一流高手。他下起棋来,神采飞扬,把棋子敲得砰砰作响,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你这只马,走投无路了吧!”气氛显得热烈紧张。
  我和他接触不多,感觉他说活比较随便。他有时候就站在院子里和大家谈工作,不像有的官员,把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满脸严肃,说话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向外吐,给人一种从头到脚都很神秘的感觉。
  他来自重庆。我正在重庆建立记者站,人地生疏,遇到些困难。因为和他初次接触,我只是顺便说起。出乎意料的是,他十分关心,并且主动写信介绍我去找《四川日报》一位负责人,从而得到了很多帮助。
  还有一个小镜头使我常常记起。1955年报社肃反运动中,一次几个小组联席会上,一位肃反对象和质询者们顶起牛来,相持不下。质询者们声音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致纷纷站起来,要冲向前去。关键时刻,坐在前排的袁毓明站起身来,高声批评肃反对象,喝令他下去好好检查交代。这位对象离去后,他又向与会者宣传注意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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