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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Х·乔巴山因战斗指挥出色，被苏联政府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副总司令员——蒙古人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Ю·泽登巴尔因出色地指挥蒙古人民革命军作战并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被授予库图佐夫一级勋章。26人被授予红旗勋章，13人被授予光荣三级勋章，82人被授予“勇敢”奖章。194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总共奖励302人。
蒙古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友情。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给自己的孩子起俄国人名字的习惯，如奥罗斯（俄罗斯）、赛赛尔（苏联）、沃洛佳（表示对列宁的尊敬）、尤拉（表示对Ю·加加林的尊敬）等等，这就是证明。
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工业、农业、科学和先进技术在迅速发展。苏联及其他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对蒙古人民给予了大力援助。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其中央委员会。
……1940年5月初，我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去人民委员部另行分配工作。
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政府颁布决定，授予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将级军衔。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
几天以后，我被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
我以前没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在被接见时，我非常激动。
除斯大林以外，房间里还有М·И·加里宁、В·М·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同我问好以后，抽着烟斗，立即向我问道：
“你认为日军怎么样？”
“与我们在哈勒哈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我回答说，“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改装的‘鸥’型和伊—16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优越。在以Я·В·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一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到来以后，制空权就很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皇军。”
斯大林很注意地听我说的一切，然后他问道：
“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彼得罗夫指挥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和来自外贝加尔由加拉宁指挥的步兵第57师都打得很出色。由乌拉尔调来的步兵第82师开始打得不好。该师的战士和指挥员训练时间都很短。这个师在开赴蒙古以前不久才加以扩充，补充了刚应征入伍的新兵。
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苏联英雄雅科夫列夫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但БТ—5和БТ—7式坦克太容易起火。如果我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
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的优越，特别是在射击方面。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
蒙古部队从红军方面获得了经验，受到锻炼，得到支援，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英查岗山打得很好。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很大损失。”
斯大林又问：“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是怎么帮助你的？”
“沃罗诺夫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库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对他们很有帮助。”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斯大林，可以看出，他在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讲述。于是我继续说：
“对于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哈河的战斗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红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你谈一谈，我们的部队在哈勒哈河遇到些什么困难？”М·И·加里宁参加了谈话。
我回答说：“主要的困难是物资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650—700公里以外运来作战和生活必需品。离我们最近的供应站在外贝加尔军区。甚至烧饭用的劈柴也得从600公里以外运来。车辆来往一趟是1，300—1，400公里，这要消耗大量汽油，而汽油也得从苏联运来。
在克服这类困难方面，外贝加尔军区军事委员会和什捷尔恩上将及其部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哈勒哈河蚊子非常之多，这使我们部队非常伤脑筋。一到晚上蚊子就毫不客气地咬我们。日本人有专门的防蚊设备，可是我们没有，一直到很晚才装备了这类用品。”
М·И·加里宁又问：“你认为，日本政府组织入侵，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最近的目标是夺取哈勒哈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哈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斯大林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
当我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战斗行动的过程。利用这个机会，我问道：
“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
“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我回到“莫斯科”旅馆后，久久不能入睡，这次谈话时的情景萦绕在我的脑际。
斯大林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和具体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听取报告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八章 指挥基辅特别军区
任命我担任我国最大军区的司令员职务，我感到十分光荣，我要贡献自己的一切，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政府对我的高度信任。
基辅特别军区是一个先进军区。当我1922—1939年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时，我们非常尊重基辅军区的部队，高度评价该军区部队的战斗训练、其司令部及领导人的战役战术修养。
还有，在军区能和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一起工作，也使我非常高兴。他们中间不少人我是认识的，有许多人是从其他军官和将官口里听说过的，而有些同志则是同我一起工作过多年的。
当时基辅特别军区的参谋长是М·А·普尔卡耶夫中将。我和М·А·普尔卡耶夫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工作过，当时他是军区参谋长。他是一个有经验、精通本职工作的将军，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熟练的参谋人员。
军区炮兵司令员是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他在炮兵技术和战斗运用方面是个第一流的专家。分别指挥两个集团军的是И·Н·穆兹琴科将军和Ф·Я·科斯坚科将军，我和他们在顿河哥萨克第4师里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是П·Н·鲁布卓夫上校，他是我在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里工作时认识的。П·Н·鲁布卓夫的职务不久就由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接替了。И·Х·巴格拉米扬是一个深思熟虑、安静、勤勉、精通本行业务的干部。军区的供给主任是我的老朋友В·Е·别洛科斯科夫。
另外，我还想说两句赞美军区空军司令员Е·С·普图欣将军的好话。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和指挥员，是我们党的忠实的儿子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
短期内我熟悉了军区的其他领导干部。军区拥有一批能干、有教养的指挥人员。每次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均能熟练、准确并富有创造精神地完成。
熟悉了军区的情况以后，我认为我有责任去拜访一次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我向他们谈了我军在哈勒哈河粉碎日军第6集团军的情况及我对基辅军区的初步印象以后，请求他们在军区的物质生活保障方面给以帮助。我受到了热情的关怀，并且十分高兴，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在1940年6月份，我走遍了军区几乎所有的部队和兵团。然后我同军区司令部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杜布诺地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带通信工具的首长—司令部野外作业。就在这一带，一年以后即1941年，德国人根揩“巴巴罗萨计划”对乌克兰实施了主要突击。
作业表明，担任集团军、兵团及其司令部的领导职务的是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和将官。当然，他们还需要认真的战役战术训练，因为他们只是在不久前才从较低的职务提升上来的。领导上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40年夏秋两季，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斗训练。部队学习了红军与芬兰军队作战和与日军在哈勒哈河作战所取得的战术经验。在训练中也考虑了法西斯德军进攻一系列欧洲国家时的作战经验。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紧张地进行。早在1936年底德国与意大利已签订协定，结成臭名昭著的“柏林—罗马轴心”，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一协定表面是针对共产国际的，但实际上是侵略势力相互勾结以争夺世界霸权。1937年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一协定。同时日本也再次发动战争，妄图吞并中国。1938年独立的奥地利被吞并了。与此同时，武装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已迫在眉睫。苏联政府向爱好和平的国家建议：“如果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强国，对于集体拯救和平的问题采取坚定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立场，现在还为时不晚，再拖延恐怕就来不及了。”
苏联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在1938年9月29—30日西方强国举行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让给德国，以便“拯救和平于最后一分钟”。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紧闭的大门外等待着自己国家命运的决定。苏联则完全被排除在会谈之外。
我们已准备好支援捷克斯洛伐克。飞机和坦克已做好战斗准备。在苏联西部边界附近集中了近40个师。但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集团拒绝我们的帮助，宁愿屈辱地投降。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了布拉格。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获得了自然的结果。
这样的转变（苏联不止一次地预言过这种转变）在英国和法国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受他们唆使矛头指向东方的希特勒突然转向了西方呢？于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了又一轮谈判、会见、会议，以达到用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