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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曾建议吸收第一副总参谋长Н·Ф·瓦杜丁参加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但斯大林没有同意。
最高统帅部曾设立过一个研究各种问题的顾问组。实际上这个组是有名无实的，因为所有的顾问很快都接受了其他的任命，同时又没有另外的人来接替他们的职务。
整个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莫斯科，这有着巨大的精神作用。7月初，鉴于敌空袭的威胁，最高统帅部自克里姆林宫转移到了基洛夫门街区一家不大的院子里。那里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和通信联络设施。一个月之后，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人员，也迁到了离这个院子不远的地铁基洛夫车站站台工作。
1941年6月30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外国军事干涉和内战时期列宁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大体形式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这一非常机关。
国防委员会成了集中全部权力的有权威的国防领导机关。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都必须执行它的一切决定和命令。为了检查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情况，在各边区、各州、各军事工业人民委员部、各主要企业和基建工程单位，国防委员会都派有自己的代表。
国防委员会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或斯大林的别墅里随时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各种最重要的问题。各次军事行动计划是由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共同审议的，开会时并邀请负责战役保障的人民委员参加。这使我们一有机会就能在最重要的方向上集中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战略领导上执行统一的方针，同时通过有组织的后方支援，把军队的战斗活动同全国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论，而且意见又往往提得很肯定，很尖锐。如果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则马上由争论的双方派出代表组成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经过协商一致的建议。
整个战争期间，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将近一万项有关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决定和决议。这些决议和命令得到了严格而坚决的执行。围绕着这些决议和命令，人们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以保证党领导国家生活的统一方针能在这一艰难的时期得到贯彻执行。
1941年7月10日，为了改善对军队的领导，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统帅部改组为总统帅部，而8月8日，总统帅部又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战争期间参加过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总参谋长依次有：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最后一次变动发生于1945年2月17日，当时国防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最高统帅部由И·В·斯大林，Г·К·朱可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Н·А·布尔加宁，Н·Г·库兹涅佐夫组成。——作者注）。从那时开始到战争结束，斯大林一直担任最高统帅。
由于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的领导都是同一个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因而随着国防委员会的组成和最高统帅部的建立，也就完成了国家系统和军事系统战争领导机构的组建。党中央委员会则负责保证党、国家、军事和经济机构的统一行动。
这时，我开始直接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过去我没有同他这样接近过，因此，开始阶段，当他在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拘束。加上我在战略问题上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对自己提出的一些估计是否准确也没有把握。
最初，斯大林很少跟我谈话。可以感觉得出，他正在仔细地观察我，当时他对我这个总参谋长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看法。
可是后来，随着我逐步积累了经验并变得比较大胆而自信地谈论自己的见解时，我发现，斯大林也就开始越来越注意听取我所发表的意见了。
1941年7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发布命令，任命斯大林为国防人民委员。
应当说，自从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和国防人民委员之后，在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中央各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政府和国民经济的其他机关便立即感觉到了他那坚强而有力的领导。
国防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受领有具体任务，并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严格负责。有的负责坦克生产，有的负责炮兵装备生产，有的负责飞机生产，有的负责弹药、给养和服装的供给等等。斯大林亲自责成各兵种司令员直接同国防委员会的各委员联系，以帮助他们保质按时地完成一定的军工生产计划。
由于党的政治工作发挥了作用，军队指挥的艺术有了提高，同时又积累了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因此，对敌人的抵抗得到了加强。各军兵种的指战员在战斗中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军队的纪律有了明显的加强。
可是，不管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指挥部采取多么坚决的措施，各条战线的情况却仍在继续恶化。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逼迫下，我军退入了本国腹地。前面我已经说过，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的情况最为严重。苏军的战略防御是在战况发展不利于我国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防御的特点是积极防御的形式和顽强斗争。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对我国国土防空的状况极为关心，因为德国法西斯的空军活动得很疯狂。敌人对其空军曾寄予了极大希望。他们指望用大量飞机的突击来破坏我国西部地区的动员，打乱我浅近后方、运输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摧毁我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希特勒对这批空中强盗及其首领戈林倍加宠信，大肆奖赏。
最高统帅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并考虑到国家要地防空状况的不利前景便精力充沛地着手加强对空防御。他请来了一批防空部门的领导干部，限他们在两天之内提出关于加强防空兵力兵器、改进防空系统的组织结构和指挥的原则性意见。红军炮兵主任Н·Н·沃罗诺夫将军，以及М·С·格罗马金将军、Д·А·茹拉夫廖夫将军、П·Ф·日加列夫将军、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等人曾给斯大林提出了大量有用的意见。
当时对空防御最主要的任务是：掩护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那些生产坦克、飞机、炮兵装备，开采石油，有重要铁路交通干线通过，以及拥有动力和通信设施的大工业中心。
防空兵力兵器配备得最强的是莫斯科。7月份，莫斯科就已经拥有585架歼击机、964门高射炮、166挺大口径高射机枪、近一千具探照灯和大量的拦阻气球。
莫斯科的这样一种防空体系是十分有效的。实施密集空袭的法西斯空军遭受了极大损失，但仍然没有能成批地突入莫斯科。他们参加空袭的轰炸机加在一起有好几千架，但能够窜入城市上空的飞机却是屈指可数的（约占百分之二、三），而且就是这些少数的飞机也都不得不把它们携带的杀人武器盲目地到处乱扔。
在敌航空兵袭击莫斯科的时候，最高统帅不止一次地来到了首都防空指挥所的地下工事，亲自观察抗击敌空军的工作。茹拉夫廖夫将军在这里冷静沉着而有条不紊地指挥作战。空袭以后，斯大林通常还要再呆一会儿，并同指挥所的军官谈话，询问他们，要使对空防御能完成本身的任务，首先是能掩护好莫斯科，大本营还应该做些什么。
在战争的后几年，对空防御一直在继续不断改进，并在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到现在还是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列宁格勒城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防空人员；这些部队的战士和军官英勇巧妙地抗击了敌航空兵对城市和舰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大规模空袭。
当然，建立苏联战略领导机构曾花费了一定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大的变动，这些变动是由战争进程和当时军事战略形势的特点所造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军事科学根据早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就已积累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军队指挥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和政工干部以及参谋人员基本上都是挑选得好的，而且都是从年轻的、精力充沛、能力强的军官和将军中挑选的。他们工作热情高，经常注意提高自己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的知识。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机关、各方面军、海军舰队、各军区的司令员和他们的司令部，在使军队保持最大战斗力和赢得胜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可是，由于我们在法西斯德国发动进攻的时刻缺乏象最高统帅部这样一种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因而在一开始就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指挥，不能不影响到初期战役的结果和总的战役战略态势。何况敌人已经在欧洲取得了不少关于组织战争、以突击兵力突然入侵他国的经验。应当承认，各方向总指挥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在战争初期的军队指挥方面是有重大缺点的。这也对武装斗争的结果产生了不良影响。
人们有时候问我，为什么与法西斯德国开战前，我们实际上没有完全准备好对战争的领导和对各方面军军队的指挥呢？
首先我想公正地指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许多领导人过于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大部分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人员，其中包括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理论上都已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特点和作战方法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他们却按老框框准备战争。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的战争与过去一样从边境交战开始，然后敌人的主要兵力才开始进攻。但是这次战争却出乎预料，希特勒德国的所有陆军和空军从一开始就立即采取了进攻行动。
同样应当承认的是，国防人民委员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对于军队战前准备工作中的缺点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而我，作为当时的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最亲密的助手，对这些缺点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最后，还有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情况是，斯大林直到最后时刻，即直到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之前，还没有放弃推迟战争的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使他直到1941年春都没有能向斯大林提出建立统帅部的方案。
在这一年的春末，我只得又一次而且是坚决地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向斯大林报告，说明有必要研究一下总参谋部起草的有关组建统帅部的计划方案，同时请求批准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首长司令部演习来实际检验这一设想。这一次，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而且斯大林同意进行这样一次演习，只是距国境线要远一些，提出要在瓦尔代—奥尔沙—戈梅利—普肖尔河一线进行，然后再向他呈报关于统帅部的编制、职权范围和工作机构的设想方案。
1941年5月，对演习地区进行了勘察，但演习却没有能进行。由于没有时间，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实际筹备统帅部及其机关的措施也没有得到研究。
在我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