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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的南翼与防守基辅及其接近地的西南方面军相毗连。
我中央方面军因处于对“中央”集团军群威胁甚大的这种态势，所以可用来对该敌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敌人在基辅以南多处进逼第聂伯河，但暂时未能渡过该河。敌主要集团正力图占领克列缅丘格地区。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敌人在该地段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得出了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希特勒当局看来不能也不敢置“中央”集团军群的危险地段右翼于不顾，他们将力图在短期内消灭我中央方面军。
如果敌人得逞，他们就会进至我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粉碎该方面军，然后占领基辅，取得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作战的主动权。因此，敌人只有在消除西南方向对其中央集团翼侧的威胁之后，才可能开始对莫斯科进攻。
至于西北方向，我们认为，敌人将大力加强“北方”集团军群，以便在短期内夺取列宁格勒，同芬军会合，然后也挥师指向莫斯科，从东北方向实施迂回。希特勒当局将力图通过此战役消除我对其莫斯科方向突击集团左翼的威胁。
通过对战场总形势的分析，我们得出了有关法西斯德军当前作战趋势的上述结论。
我经过对所有情况和我军兵力兵器的再三衡量和计算，深信我们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决定立即报告最高统帅。行动一定要快。我们一致认为，准备和实行反措施方面的任何一点延误，都会被握有战役战略主动权的敌人所利用。
7月29日，我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有紧急事情向他报告。最高统帅说：“你来吧。”
我带着一张战略形势图、一张德军部署图，以及关于我军状况、各方面军的和中央的物质技术储备的材料，来到接待室。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在那里，我请他通报一声。他说：“请坐，叫等一等梅赫利斯。”
10分钟以后，我见到了斯大林。梅赫利斯已经在那里。
“来吧，报告你的想法吧，”斯大林说。
我把带来的地图摊在桌上，详细地报告情况，从西北方向一直讲到西南方向。我列举了各个方面军基本损失的数字，报告了编组预备队的进程，详细指明了敌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敌人近期可能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仔细听着。他停止踱步，来到桌前微微俯身仔细察看地图和图上的各种细小注记。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的？”Л·З·梅赫利斯突然生硬地插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德军的行动计划，”我回答说，“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作法。我们的推测是根据对敌重兵集团首先是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和部署的分析作出的。”
“继续讲下去吧，”斯大林说。
“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到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13和第21集团军人员很少，装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警觉起来。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3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1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1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1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Н·Ф·瓦杜丁担任。”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12—15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8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1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Л·З·梅赫利斯挖苦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5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我问道。
我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我本人看来当前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我断然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汇报：
“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
“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我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末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寂。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我的话，但已经息怒了，他十分平静地说：“你去工作吧，我们
一会儿叫你来。”
我收起地图，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办公室。大约半小时以后，我詖叫到最高统帅那里。
“是这样，”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
我们想叫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有在实战条件下指挥部队的丰富经验。在作战部队你肯定会发挥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命令我到什么地方去？”
“你愿意到哪里？”
“我可以作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冷静些，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
停顿了一下，斯大林又说：
“必须把勒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上各预备队集团军的行动统一起来。我们任命你担任
预备队方面军
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一个小时以后。”
“沙波什尼科夫很快就去总参谋部，你把工作交给他以后就可以动身。”
“我可以走了吗？”
“再坐一会，我们一起喝会儿茶，我们还可以谈谈别的，”斯大林说，脸上已经露出笑容。
我们坐下来喝茶，但是再也没有谈到别的。
第二天，发布了最高统帅部命令。
上前线的准备时间不长，不久沙波什尼科夫就来到总参谋部。我把总参谋长的工作交给他后，就动身到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格扎茨克。各集团军补充人员和装备的工作刚刚结束，方面军补充器材计算表已调制出来。
我早就认识并且熟悉预备队方面军参谋长
П·И·利亚平少将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Л·А·戈沃罗夫少将。他们都是精通军事的行家。能同他们一起共事，我感到高兴。
在方面军司令部停留的时间不长。П·И·利亚平和他的助手们汇报了方面军的作战情况和敌情。我们特别仔细地研究了影响准备和实施旨在消灭敌集团的当前这个战役的各种条件。当天，我同Д·А·戈沃罗夫和其他军官一起动身去第24集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的部队正在和敌人进行对射。一路上，亚尔采沃、叶利尼亚附近和维亚济马以西等地的大火映得夜空一片通红。
不知道是什么着了火，但大火使人心情沉重。大火吞噬着人民的财富，吞噬着苏联人民长期劳动的果实。我不禁自问：法西斯匪徒欠下的血债，苏联人民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回答呢？用剑，只有用剑来无情地消灭凶恶的敌人——这就是唯一的回答……
我们很晚才来到第24集团军司令部。迎接我们的有集团军司令员К·И·拉库京和所属各兵种司令员。我过去不认识拉库京。他在报告本集团军的情况和部署时，给我的印象很好。但是我感到，他的战役战术素养显然较差，他同以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工作过的许多军官和将军一样，有共同的缺陷，几乎没有机会在战役学方面得到深造。
第二天清早，我同К·И·拉库京一起前往叶利尼亚地区进行现地勘察。那里正在同敌人进行火力战。我们来到阵地前沿，同部队和兵团指挥员研究了情况。最后我们确信，德军的防御构筑得很好，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德军在防御前沿和纵深把坦克、强击火炮和其他火炮都配置在掩体内，叶利尼亚突出部成了一个独特的筑垒地域。
通过现地的情况研究，我们还发现，德军防御的火力配系还远远没有查清。因此，我们的部队主要不是对准已查明的敌真实的火力点，而是对准自己推测的火力点实施炮兵和迫击炮射击。这样的射击，效果通常很小，非但不能消灭敌人的火器，反倒消耗大量弹药。至于实施反突击的兵力兵器，第24集团军显然也不够。
情况逐渐明朗了，需要坐下来进行计算。
我们同集团军司令员和各兵种司令员交换意见之后得出结论，对这次战役的准备来说，还有大量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必须增调2—3个师和炮兵部队，更深入地研究敌整个防御配系，前送物质技术保障器材。为此至少需要10—12天的时间。因此，进攻不会早于8月下半月。
为了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意图和破坏我们的战役，必须对这次突击的准备工作严守秘密。这就是说，在进攻开始前不应改变我们防御行动的方式。还要继续用过去的方式给敌人造成损失，主要是用火炮、迫击炮和步机枪的不间断射击疲惫敌人。同时，秘密地为坚决的行动变更兵力兵器的部署。
8月12日，我审问了俘虏米特曼。他19岁，父亲是纳粹党徒，本人加入了《少年队》（法西斯德国的纳粹少年组织。——译者注）。他随他所在的师到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南斯拉夫打过仗。
在审问时他供认：“我们师的大多数士兵都在19—20岁之间。加入本师的人要经过特别挑选。我们师是随坦克第10师之后来到叶利尼亚地区的。”
米特曼把叶利尼亚地区看成是继续向苏联内地进攻的前进阵地。他认为德军在叶利尼亚地区受阻3周之久并转入防御，是因为德军统帅部想要赢得时间，向前线调集预备队和增援兵力。
俘虏说：“坦克集群司令古德里安将军的特别命令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