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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В·米罗诺夫上校的步兵第107师在叶利尼亚打得很英勇。早在和平时期，该师就曾因军政训练成绩卓著得过流动红旗。战士们在战场上没有辜负这一崇高的奖励。他们消灭了敌人步兵近5个团，包括“帝国”党卫师的“元首”团。
我曾从师长的观察所目睹了Н·М·涅克拉索夫中校指挥的该师步兵第586团的激烈战斗。
该团以迅速的突击占领了沃洛斯科沃村，但不料陷入包围。涅克拉索夫中校尽管受了震伤，仍继续指挥战斗。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在第107师其他部队以及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这个团不但突破了包围，而且击溃了当面敌军，夺占了火车站这个重要支撑点。该团Н·Д·科津（现为少将）指挥的营，打得特别机智。我后来在别尔哥罗德和柏林的战斗中，也曾看到过他的高度的战术素养和个人勇敢。
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出这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敌军残部利用夜暗从尚未被堵死的咽喉部撤出了叶利尼亚地区，丢下大量尸体、伤员、打坏的坦克和重武器。敌人在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中共计损失了近5个师，死伤4。5—4。7万人。敌人为了守住叶利尼亚突出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军于9月6日晨进入叶利尼亚。躲避德军的居民很快就拥上了大街小巷。
我把叶利尼亚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扼要地报告了斯大林。我汇报了表现英勇的兵团、部队及其指挥员，汇报了德军的损失。据俘虏供称，有些部队已根本没有迫击炮和火炮了。后一阶段敌人把坦克和飞机编成独立群使用，而且只用来在最重要的地段抗击我军冲击。看来敌人把坦克和飞机调到其他方向上去了。
我们的炮兵，甚至新编师的炮兵部打得很好。火箭炮弹能轰平大片地区。我察看了射击地区，看到那里的防御工事被完全摧毁。敌人的主要防御枢纽——乌沙科沃遭到火箭炮的齐射后被完全摧毁，掩蔽部被炸毁和夷平。
我军追击敌人，于9月7日进抵斯特里亚纳河，渡过了该河并奉命协同П·П·索宾尼科夫将军的西方方面军军队集群继续发展进攻。
由于粉碎敌叶利尼亚集团的战役获胜，军队的士气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增强了。各部队更有信心地抗击敌人的冲击，以火力杀伤敌人，并协同一致地转入反冲击。尽管我军未能合围和俘虏敌叶利尼亚集团（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力量，特别是坦克），但是9月8日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在第24集团军左翼的对我们威胁很大的敌叶利尼亚突出部被铲除了。
当然并不是一切都顺利。我想谈一件令人懊丧的事情。第4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受领了在斯特里亚纳河西岸夺取登陆场的任务。该师渡河后没有采取措施保障自己的左翼，没有进行必要的侦察，就匆忙前进了。经验不足的年轻师长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战斗保障措施而铸成了大错。敌人立即利用这一错误。他们以坦克的反冲击打乱了该师的战斗队形。苏军士兵们顽强战斗，勇敢地击退了敌人的突击，使敌遭到很大损失。我军的反坦克炮兵和师属炮兵使敌人坦克部队遭到了尤其重大的损失。
现在很难评断究竟哪一方损失大。敌人的反冲击被击退了，但我们在这个地段上也被迫停止了进攻：这就是由于这个师的师长考虑不周而付出的代价。我不得不和师长在观察所一直忙到9月9日傍晚，以纠正所犯的错误，
白天，忽然接到沙波什尼科夫的电报，最高统帅要我在当天20点以前赶到最高统帅部。
电报没有谈到更多的内容，召我回去的原因令人莫测。应当动身。但是形势却需要我留下，把集团军左翼整顿好。而且我还要对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一系列其他的战斗号令。再说，到莫斯科的路程也不近。算了算时间，我可能迟到。
斯大林对应召迟到是从来不容许的。可是怎么办呢丫战场局势是不会迁就司令员的脾气的。需要的是正确地判定，哪个更重要——是把自己在战场上的任务彻底完成呢，还是不顾客观情况，在指定时间应召来到上级身边。
我认为，谁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他就不能担任司令员。我略微考虑了一下，给总参谋长发丁如下一份电报：“请报告最高统帅：由于这里的形势，我将迟到一个小时，”
坦率地说，我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一直在考虑，怎样向斯大林确切说明第24集团军左翼的情况，使他正确理解我迟到的原因。
我在黑暗中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宫。突然，一道剌眼的手电筒光束照到我的脸上，汽车停下了。我认出定来的军人是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我们互相问了好。
“最高统帅命令我接你并送你到他的宿舍。”
我下了汽车，跟在他的后面。
我没有向他打听情况，因为我知道反正也不会从他那儿得到我想知道的消息。
我上楼来到二层楼斯大林的宿舍寸，还没有想好怎样解释我迟到的原因。
我走进餐厅，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А·С·谢尔巴科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座。我说：“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个小时。”
斯大林看看自己的表说：
“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又说，“请坐，如果饿的话，请吃点东西。”
最高统帅全神贯注地看着列宁格勒形势图。人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我没有吃东西，也默默地坐着。斯大林终于离开地图，对我说：
“我们再次研究了列宁格勒的局势。敌人占领了施吕瑟尔堡，而且在9月8日轰炸了巴达耶夫食品库，毁坏了大量食品储备。我们同列宁格勒的陆上联系已被切断。居民的处境很困难。芬军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得到坦克第4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正从南面向城市进攻。”
最高统帅说完，又转向地图。
一位国防委员会委员说：
“我们刚才报告了斯大林同志，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首长恐怕不能扭转那里的局势。”
斯大林不满意地看了说话人一眼，但仍然沉默着，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他突然问道：
“朱可夫同志，你对莫斯科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通盘考虑各方面军的形势。但我没有马上回答。
“我认为，德国人目前肯定要大力补充自己的军队。据从‘中央’集团军群捉来的俘虏供称，敌人伤亡很大。有些部队，损失达50％。此外，德国人如果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不与芬军会合，未必能够在莫斯科方向上展开进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希特勒当局可能会有另外的打算和计划。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莫斯科方向上必须随时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
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紧接着又问：
“那么，第24集团军打得怎么样？”
“打得很好，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特别是步兵第100、127、153和161师。”
“而你，朱可夫同志，对这几个师的胜利和集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才能有什么看法呢？”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留神地听我讲了15分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说：
“好样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接着，他突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斯大林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我还是回答说，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很好。”斯大林说。
“不过请你注意”，斯大林继续说。“你要飞过战线或者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才能到达列宁格勒。”
说完，最高统帅默默地拿起放在桌上的便条本，用奔放有力的笔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折起便条，交给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亲手交给伏罗希洛夫同志。”
便条上写着：“请将方面军交给朱可夫指挥，然后立即飞回莫斯科。”斯大林又补充说：
“最高统帅部关于你任职的命令，等你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再下达。”
我明白，在这句话里包含着对我的旅途的担心。
临行前，我请求最高统帅允许我带两三位将军一起去，到那里任用。
“你愿意带谁就带谁去吧。”斯大林说。
稍稍停顿了一会以后，他又说：
“西南方向的情况很糟糕。我们决定改组那里的总指挥部。你认为应当派谁去那里？”
“铁木辛哥元帅最近一个时期在组织作战方面受到了很大锻炼，而且他对乌克兰又很熟悉，我建议派他去。”我回答道。
“看来你是对的。那末让谁接替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呢？”
“第19集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中将。”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立即电话指示沙波什尼科夫召回铁木辛哥元帅，任命И·С·科涅夫接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当我正要告别的时候，斯大林问道：
“关于敌人下一步的计划和可能性，你有什么看法？”
于是，我又一次有机会提清最高统帅部重视乌克兰的危险局势。
“当前，除列宁格勒以外，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地段是西南方面军。”我说。“我认为，不久那里可能出现严重的形势。‘中央’集团军群进抵切尔尼戈夫—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区以后，可能击溃第21集团军而突进到西南方面军的后方。我相信在克列缅丘格地区占领了桥头堡的‘南方’集团军群，将同古德里安所部协同作战。西南方面军面临严重的威胁，我再次建议立刻把全部基辅集团撤回到第聂伯河东岸，用以在科诺托普地区某处建立预备队？”
“基辅怎么办？”
“斯大林同志，无论多么令人痛心，基辅也必须放弃。我们别无其他出路，”
斯大林摘下听筒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
“我们对基辅集团怎么办？”他问道。“朱可夫坚持建议要他们立即撤退？”
我没有听见沙波什尼科夫的回答，但斯大林最后说：
“铁木辛哥明天回来，你同他研究研究这个问题，晚上我们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商量一下。”
两天以后，9月11日，最高统帅部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进行了这次谈话，内容如下：
接谈者：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图皮科夫。
谈话人：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铁木辛哥。
斯大林：你们关于把军队撤到你们知道的那条河一线的建议，我看是危险的……
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目前情况下，你们建议我军撤退，将意味着我军被合围，因为敌人不但将从科诺托普方面，即从北面向你们进攻，而且将从南面，即从克列缅丘格方面，和从西面进攻。因为一俟我军撤离第聂伯河，敌军将立即占领第聂伯河东岸并开始进攻。如果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同克列缅丘格集团会合，你们就将被包围。
看来，你们关于立即撤退军队的建议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应预先在普肖尔河构筑防御地区；第二，协同布良斯克方面军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实行猛烈进攻。我重复一遍，如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撤退军队的建议就是危险的，并可能招致惨败。出路何在呢？可能的出路是：
第一，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哪怕是从基辅筑垒地域和其他部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