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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斯等等名字而没有“神”之一字似的）；这就足见甚至这些野蛮人也有关于神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是没有文明人关于神的观念之广大与精深的。因此，在反对无神论者这一宗事上，野蛮人和最深远的哲学家是在一起的。思想家的无神论者是很少的：一个戴俄高拉斯、一个巴昂、也许一个鲁先和其他的几位而已；然而就连他们也好象外表胜于实际，因为凡是对于既立的宗教或迷信倡异议的人总被反对者加以无神论者之名也。但是实实在在的无神论者乃是伪善者；他们老在搬弄神圣的东西而毫无所感；因此他们终久是要被炙的。无神论底原因是：宗教分成多派（因为任何分为主要的两大派是会增加人底热诚的；但是派别过多就要引起无神论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僧侣底失德；就如圣波纳所说的情形一样：“我们现在不能说僧侣有如一般人，因为一般人现在是比僧侣强了”。第三个原因是一种亵渎和嘲弄神圣事物的风习，这种风习一点一点地毁损了宗教底尊严。最后还有一种理由，就是学术昌盛的时代，尤其是同时享有太平与繁荣的时代；因为祸乱与困厄较能使人心倾向宗教也。否认有神的人是毁灭人类底尊贵的；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的确是与禽兽相近的；如果人类在精神方面再不与神相类的话，那末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了。同样，无神论也毁灭英雄气概与人性底提高；如以一条狗为例，看他在发现自己受一个人底护持的时候显得是如何的高贵勇武，一个人对于他就是一位神灵，或者是一种更高的品性；这是由于那条狗对于一种较自己底天性更高的天性有信仰的原故。这种勇武显然是那个动物若无这种信仰则永不能达到的。人也是这样，当他信赖神灵底保护及恩惠，并以之自励的时候，就能聚积一种力量和信心来，这种力量和信心单凭人性底本身是得不到的。因此，无神论在一切的方面可恨，在这一方面也如此，就是它削夺了人性所赖以自拔于人类底弱点的助力。这在个人如此，在民族亦如此，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如罗马之壮伟者。关于这个国家且听西塞罗之所言：“无论我们自视多高，然而我们在人数上胜不过西班牙人，在体力上胜不过高尔人，在狡黠上胜不过迦太基人，在艺术上胜不过希腊人，并且在那些天生的，属于人民与土地的乡土之感上，连土著的意大利人和拉丁人也胜不过；然而在慈孝上，在宗教上，并且在那唯一的大智慧上——就是认明世间底一切是由众神底意志管理并支配的——在这些上我们是胜过一切的国家与民族的”。
培根论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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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论迷信
关于神、宁可毫无意见，也比有意见而这种意见是与神不称的好。因为前者是不信而后者是侮辱也，迷信则的确是侮辱神明的。关于这一点普卢塔克说得很好。他说：“我宁愿人家说从没有过普卢塔克这么一个人，而不愿人家说从前有一个普卢塔克，他底儿女一生下来他就要把他们吃了。”——就如诗人们关于塞特恩的所言一样。这种对神的侮辱越大则其对人的危险也越大。无神论把人类交给理性，交给哲学，交给天然的亲子之情，交给法律，交给好名之心；所有这些东西，虽没有宗教底存在，也可以引导人类使有一种外表上的道德；但是迷信却卸除这一切，而在人底心里树立一种绝对的君主专制。因此，无神论从没有扰乱过国家，因为无神论使人谨慎自谋，因为人们除了自己底福利而外没有别的顾虑也：所以我们看见那些倾向无神论的时代（如奥古斯塔斯大帝之世）都是太平时代。但是迷信曾经扰乱过许多国家，它带来了一个新的第九重天，这第九重天是要把政府底诸天都强引得离开常轨的。迷信底主人公是民众；在一切迷信之中，有智的人是随从着愚人的，并且理论是跟着一种颠倒的次序，拿来适应行为的。在串特会议中——在该会议中经院派的学者们是很占优势的——有些高级教士曾有如下的意味甚深的话。他们说经院派中人有如天文学家。天文学家假设离心圈、本轮、及此类的轨道诸说以解释天文上的现象，虽然他们知道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同样，经院派的学者们构造了许多奥妙复杂的原理和定律以解释教会底行为。迷信底原因是：悦人耳目诸官的礼仪；过度的注重外观与法利赛式的虔诚；对传习的过度尊崇，这种传习是一定要给教会加以压迫的；高级僧侣为私人底野心或财富而设的计谋；过于爱重个人底“良好用意”，而这种用意是足以引起自专及标新立异的；以人间的事理而测度神明，这是一定要产生杂乱的狂想的；最后，还有野蛮的时代，尤其是与灾祸有关的时代。迷信若无遮掩则是一种残缺丑恶的东西；譬如一只猿猴，因为它太象人了所以更加丑恶；所以迷信的类似宗教之处也使其更为丑恶。又，有如好肉腐化而成小蛆一般，良好的仪式及规律也可以腐化而成为许多琐细的仪节。
有时人们以为他们若对于以往的迷信离得最远那就是最好的行为，在这种时候就有了一种反迷信的迷信；因此应当留心不要（象涤除体内积毒而施术不善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把好的同坏的一齐去掉了；这种事情当一般民众来做改革家的时候是会做出来的。
培根论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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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论游历
游历在年轻人是教育底一部分；在年长的人是经验底一部分。还未学会一点某国底语言而即往某国游历者可说是去上学，而不是去游历。少年人应当随着导师或带着可靠的从者去游历，愚亦赞成；只要那导师或从者是一个懂得所去的国中底语言，并且曾经到过那里的就是了；因为如此他就可以告诉那同去的少年在所去的那个国家里何者当看，何人当识，并有何种的阅历训练可得也。如不然者，少年人去到外国将如鹰隼之戴着头巾，不会怎样往外面看也。在航海的时候，除了天和海以外，别无什么可看的，然而人们却常写日记；在陆地上旅行的时候，可观察者甚多，而人们却常省略写日记之举；好象偶见的事物比专心去观察的事物反倒较为值得记载似的，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日记是应当记的。在游历中应当观览考察的事物是：君主底朝廷，尤其是当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法庭，当他们开庭问案的时候；还有宗教法院；教堂及僧院，和其中遗留的纪念品；城市底墙垣与堡垒；商埠与港湾；古物与遗迹；图书馆；学院，辩论会，演讲，（如果有的话）；航业与海军；大城附近的壮丽的建筑与花园，武库；兵工厂；国家仓库；交易所；堆栈；马术训练；剑术；军操，以及此类的事物；上流人士所去的戏院；珠玉衣服之珍藏；木器与珍玩；并且，最后，任何当地值得记忆的事物。关于这一切那做导师或仆人的人们是应当仔细访问的；至于那些盛典、宫剧、宴会、婚礼、出殡、杀人以及类此的景象，是无须乎令人记忆的；然而也不可把它们忽略了。如果你要一个年轻人把他底游历限于一个小的地域，并且要他在短时间内得到许多知识的话，他就一定非如此做不可。第一，如上所述，在他去的以前他一定要稍会所去的国中底语言。又如上述，他也得有一个熟习那个国家底情形的仆从或导师。他也得随身带上些描述他所要去的国家的地图或书籍；这些书籍对于他底访问观察将为一种良好的引导。他也应当记日记。他在一个城或镇中不可住的过久；他居留期间之长短应当合乎那地方底价值，但是不可过长。不但如此，当他住在一个城市中的时候，他应当把住所由城市底一端或一部分迁移到另外的一端或一部分；这样就大可以吸引许多相识了。他应当和他底本国人分开，不要常常来往，并且在那可以遇见所在国中底上流人士的地方吃饭。在他从一处迁往别处的时候，他应当设法得到介绍，可以往见所去的地方底名人，为的是这人可以在他所想见到或了解的事物上替他帮忙。如此他就可以缩短他底游历底期间而同时获得不少的益处了。至于说到在游历中应当寻求的友谊，那最有益处的就是和各国使节底书记或私人秘书的交际，如此，一个人虽在一国中游历却可以吸收关于许多国家的知识也。这个游历的人也应当去见各界中在国外有大名的名流或巨子；为的是也许他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底真正为人与他们底声名有多少相符之处。至于争斗，那是务须谨慎避免的。争斗底原因普通多是为情人、饮祝、座次以及言语的。一个人并且应当注意如何与善怒喜争之人交往；因为这些人是会把他卷入他们自己底争斗中的。一个旅行者回到本国之后，不可把曾经游历的国家完全置之脑后，而应当与他所结交的最有价值的异国朋友继续通信。再者，他底游历顶好是在他底谈话中出现而不要在他底服装和举止中出现；而在他底谈话中他也顶好是审慎答问而不要争先叙述他底
？历；他并且应当让人家看他并不是以外国底习惯来替代本国底习惯，而仅仅是把他从国外学来的某种最好的事物移植入本国底风习中而已。
培根论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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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论王权
所欲者甚少而所畏者甚多，这种心理是一种痛苦可怜的心理；然而为帝王者其情形多是如此。他们因为尊贵已极，所以没有什么可希冀的，这就使得他们底精神萎靡不振；同时他们又有许多关于危难暗祸的想象，这又使他们底心智不宁了。这也就是《圣经》中所谓“君心难测”的那种情形底原因之一。因为畏忌多端而没有一宗主要的欲望可以指挥并约束其余的欲望，这种心理会使得任何人底心都是难以测度也。因此有许多君王常为自己造欲望，并专心于细事；这些细事有时是一座建筑，有时是建立一个教宗，有时是擢升一人，有时是要专精一艺或一技，如尼罗之于琴，道密先之于射，可谟达斯之于剑，卡剌卡拉之于御，以及类此者皆是也。这对于那些不知道下列的原理的人好象是不可思议的，那原理就是人底心理乐于在小事上得益，而不乐于在大事上滞留。我们也常见那些在早年曾为幸运的胜利者的帝王，因为他们不能永远进取，而在幸运中不得不受限制的原故，在晚年变为迷信而且寡欢；例如亚历山大大帝，代奥克里贤；还有我们都记得的查理第五，以及其他的君王之所为是也。因为那一向惯于进取的人，在后来碰了钉子的时节，不免要自轻自贱，非复故我的。
现在且说王权底真气质；那是很不容易保持的；因为真的气质和失调的气质二者都是由矛盾冲突之物所成者也。然而搀和相反的事物为一事，交换相反的事物又为一事。阿波郎尼亚斯答外斯帕显的话是满含最好的教训的。外斯帕显问他：“招致尼罗底颠覆者是什么”？他答道：“尼罗善于调弦弄琴；可是在政治上，他把轴栓有时拧得太紧，有时放得太松了”。无疑地，忽然大施威迫，忽然过度松弛，这种不平衡不合时的政策之变换，再没有比它更能破坏威权的了。
近代的讲人君之事者，其智多在巧避与转移临近的危难，而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