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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讲人君之事者，其智多在巧避与转移临近的危难，而不在坚固合理的，使人君超然危难之上的常轨，这是真的。但是这种办法简直是与幸运之神争短长了。人们也应当小心，不可忽视或容忍变乱底资料之渐积，因为没有人能防止那星星之火，也没有人能够看出这火星子将从何方来也。人君事业中的艰难是多而且大的；然而其最大的艰难却常是在他们自己心里的。因为（如泰西塔斯所说）作帝王的人而有矛盾的欲望乃是常事也：“君王们底欲望多是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盖权势底自然弱点就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而却不肯忍受那必需的手段也。
为帝王者必须应付其邻国，后妃，子女，高级僧侣或教士，贵族，第二流的贵族或绅士，商人，平民，兵士；从所有的这些方面都可以兴起危难，假如他不小心谨慎的话。
先说他们底邻国。关于这点除了一条永远可靠的定理外别无普遍的定理可说，因为情势是十分易于变化的。那一条永远可靠的定理就是为人君者应当监视不懈，毋使任何邻国（或以领土之扩张，或由商业之吸引，或用外交的手腕，以及类此的种种）强大到比以先更能为患于本国的程度。要预料并防止这种情形是政府中某项永久机关底工作。在从前三大君主——就是英王亨利第八，法王法兰西斯第一，皇帝查理第五——为欧洲领袖的时候，他们三位之中谁不能得尺寸之土，若果有一位得着了尺寸之土，其余的两位立刻就要把那种情形纠正过来，其方法或以联盟，或以战争（如果必要的话），并且无论如何决不贪一时之利而与之讲和，其互相监视之严有如此者。又奈波尔斯王飞迭南，劳伦斯·麦地奇与卢道维喀斯·斯福尔察（二人都是霸君，一个是佛罗伦斯底，一个是米兰底）之间的那个联盟（即贵恰底尼所谓意大利之保障者）其所为亦与此相同。还有经院学派中某种学者底意见，以为无已成的伤害或挑衅的原因而作战，不能算是堂堂正正之师，这种意见是要不得的。因为敌人虽尚未给我们以打击，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恐惧临近的祸患，这也算是战争底正当原因，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后妃，她们之中是有残酷的例子的。里维亚因为毒害丈夫而著恶名；罗克撒拉那，梭利满底王后，就是杀害那位出名的王子苏丹穆斯塔发的人，并且在别的方面也曾搅乱其家庭及嗣续；英王爱德华第二底王后在废除并杀害她底丈夫之举中是主要人物。因此，最当防范这种危险的时候，就是当那为后妃者为了要扶立自己底所生而有阴谋的时候，否则就是当她们有外遇的时候。
至于子嗣，同样地，由他们而来的危难其所致的不幸也是很多的。一般地说来，父亲对儿子生疑忌之心者总是不幸的。穆斯塔发之死（上面已经说到的）对梭利满王室是一种致命伤，因为土耳其王室自梭利满以至今日的王位继承都有不正之嫌疑，恐是外来的血统；因为塞利马斯第二被人认为是私生子也。克瑞斯帕斯（一位非常温顺的青年王子）之见杀于康士坦丁努斯大帝，也同样地是他那个王室底致命伤；因为康士坦丁努斯底两个儿子，康士坦丁努斯和康士坦斯，都死于非命；他底另外的一个儿子，康士坦洽斯，结局也不见佳；他虽然确是病死的，但是他也是在玖利安努斯起兵之后死的。马其顿王腓力普第二底王子德米垂亚斯之死报在他父亲身上，因为他是悔恨而死的。类此的例子很多，但是为父亲的因这种猜疑之心而得到益处的例子却是很少或没有；唯有在做儿子的公然举兵反叛的时候，那可算是例外，如塞利马斯第一之征巴亚塞提，和英王亨利第二之三子是也。
至于高级僧侣，在他们骄纵有势的时候，也可以由他们发生危险的，如安塞尔马斯和坎特白雷大主教汤玛斯·拜开提底时代尤是也。这两个人几乎以他们底圭杖与帝王底刀剑相争，而奇者，他们所与之抗衡者竟是坚强骄傲的君主，即威廉·鲁夫斯，亨利第一与亨利第二是也。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僧侣阶级底本身，而是当他们倚仗国外的势力的时候才有的，或者在僧侣们进来及被选的时候，不受职于君主或任何个人而是由民众选出的，在这种时候，才有危险的。
至于贵族，对他们稍为疏远也不为过；可是压抑他们，也许可以使为帝王者君权更专，但是不甚安全，并且不容易把他心中所欲的事做到。在拙著《英王亨利第七本纪》中常见及此点，即亨利第七是压抑贵族的，因此他底时代乃是充满着艰难与祸乱的；因为那些贵族，虽然仍旧忠于亨利，然而却没有在他底事业上与他合作。因此他就不得不自己来办一切的事了。
至于那第二流的贵族，他们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散漫的团体。他们有时候也许放言高论，但是那是没有什么大害的；并且，他们是高级贵族底一种平衡力，使之不能增长得过于强大的；最后，他们因为是最与一般人民接近的掌权者，所以他们也是最能缓和民乱的。
至于商人，他们可算是“门静脉”；要是他们不繁荣，那末一个国家也许有好的四肢，但是其血管将是空的，其营养将甚为贫乏。加之于他们的赋税很少能于人君底收入有益的，因为他在小处得来的在大处失去了，那就是各项税率固然增加，而商业底总额则减削也。
至于平民，除非他们有伟大，多能的领袖，或者你对于宗教问题，或他们底风俗，或他们底生计加以干涉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
至于军人，当他们在一起过着团体生活，并且习于赏赐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危险阶级。如此的例子我们可于土耳其之亲卫兵与罗马之护卫军见之；但是训练一部分人，并分级予以武装，由好几个将帅统领，并且不加赏赐，则是自卫的举措而不含危险也。
为人君者有如天上的星宿，能致福亦能致祸，受很多的尊敬但是没有休息。一切关于帝王的箴言，实际是包含在这两句铭语里的；“记住你是个人”和“记住你是个神或者神底代表”。头一句话约束他们底权力，后一句话控制他们底意志。
培根论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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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论谏议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因为在别的信托之中人们不过是把生活底一部分委托于人，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某项个别事务是也；但是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言官或诤友的人，他们是把生活底全部都委托了；由此可见这些有言责的人是更应当如何严守信实与坚贞也。人君中极聪明者也不必以为借助于言论就有损于他们底伟大或有伤于他们底能名。
连上帝自己也是不能少它的，他并且把进言这件事定为他底圣嗣底尊号之一：就是“进言者”或“规劝者”。所罗门曾经说过：“安全是在忠言之中的”。凡事必有初动与次动；若不在言论底辩驳上颠簸，必将在幸运底波涛上颠簸，并且要有始无终，成败不定，好象一个醉人底蹒跚一样。所罗门底儿子发见了言论底力量，就如同他父亲发见了言论底必要一样。因为上帝所最宠爱的那个国家是最先由邪说分裂破坏的；这邪说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可说是天意特赋予它，以教训世人如何可以永远看出邪恶的言论来的；就是，这种言论，在人底方面，是年青人底言论；在事底方面，是主张暴力的言论。
帝王与言论之一体相关而不可分离以及帝王当如何善用言论之道，这二者都由古人以譬喻说出了。其一，古人说久辟特曾娶米娣司，这位米娣司就是言论，古人借这个寓言表示君权是与言论一体的。其二就是这故事底下文，古人说久辟特娶了米娣司之后，她怀了孕。但是久辟特不肯让她等到生产的时候，反之，他把她吞入腹内，因此他自己竟怀孕在身，后来就由头中产生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这个荒唐的故事暗寓君道底秘密；是说人君应当如何利用朝议的。第一，为帝王者应当把事务交付朝议，这就好象授胎使孕一样；但是当这些事务在议论底腹中已受？营，捏搓，造形之后，那时为帝王者就不让朝议去决断并支配这些事务，好象非仗着他们不可似的；反之，却要把事务拿回到自己底手里，并且要使世人看来那号令及最后的决断（这些号令及决断，因为它们发出的时候是审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就可譬全副武装的帕拉斯）是从他们自己出的，并且不仅是从他们底威权，而且是从他们底脑筋及智谋而来的（这样就更可以增加他们自己底名望了）。
现在且一谈言论底害处及其救济之道。求言与用言底害处其
？人见及者有三。第一，事务为人所知，机密于是不固。第二，人君之威权减弱，好象他们作事不能全仗自己似的。第三是奸言底危险，所说的话于进言者比纳言者更为有利。因为这三种害处，所以意大利底理论和法兰西底实行（在某几位君王底时代）曾创密议或“内阁会议”之制；这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坏的治疗术。
说到秘密，为人君者不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通知所有的言事之臣；反之，他是可以选择的。并且，那问人他应当怎样办的人也不一定要宣布他将要怎么办。然而为人君者却须提防，不可使事机底泄露，出自他们本身。至于那些秘密会议，下面这句话可为它们底座右铭，就是“我满是漏洞”（
Plenusrimarumsum）。一个喋喋多言，以告人秘密为荣的人，其为害之烈，虽有许多懂得保密的责任的人也是挽救不过来的。有些事件需要极度的秘密，除了君主本人，不会有一两个以上的人知道的，这是真的；然而这一两个人底言论也不见得没有好处；因为，在保守秘密之外，这些言论还能继续依着同一方针进行而不受扰乱也。可是要达到这种情形，那为帝王者就必须要是一位明主，一位自己有力量办事的人君；并且那些参与机密的议事官也须是有智之人，尤须是忠于君主底目的者才行；英王亨利第七，他在最重大的事件中从不把秘密告诉任何人，除非是摩吞和福克斯，这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威权之减弱，上述的寓言已经表明那补救之道了。不特如此，帝王底尊严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参与议论而削减不如说是反而增高了；并且从来也没有过人君因为接受言论而失去臣仆的；惟有在某一个言事的人不次升擢或某几个言事的人组织过密的时候，那算是例外；但是这些情形是容易发觉并补救的。
再说那最后的一件害处，就是人们会存私心而进言。无疑地，“他在地面上将找不到忠诚”这句话底用意是形容一个时代而非指所有的个人的。有些人底天性是忠实、诚恳、质朴、爽直，而不是狡猾曲折的；为人君者当首先把有这样天性的人吸引到身边来。再者，言事之臣并非都是团结一致的，反之，他们常常是一个监视一个的；因此若有一个人底言论是为党争或私心而发的，这种情形多半是要传到君主底耳朵里来的。但是最好的救治之方就是人君要懂得言官，如言官之懂得人君：
“人君之至德在乎知人”。
在另一方面，言论之臣也不可过于喜欢察究他们底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