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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翁，你的世界很精彩
今天，当回望八十多年来托尔斯泰与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发现，若论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各个时期的传播广度及其受欢迎和重视的程度，《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家庭幸福》和《克莱采奏鸣曲》等道德题材的小说最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这些作品饱含的道德力量对中国影响最大，其中的原因笔者已在前面几部分作过详细分析，不再赘言。
善于吸收东方古老文化精华的托尔斯泰，使他的学说带有大量的东方成份、中国色彩。他的作品，作为他的思想学说的载体，反弹回中国，就难怪中国读者大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惊奇感和亲切感了。
中国读者被托尔斯泰感动——他们从一个俄国高等贵族实现平民化的历程中，看到追求自我完善的神奇力量；中国的知识分子赞赏托尔斯泰“为人生”的艺术—一他们象托尔斯泰一样，身体力行，苦苦探索人生意义；中国的现代作家感受到托尔斯泰艺术世界中强烈的道德感——他们在“五四”之后努力向传统的“文以载道”回归；中国的当代作家们仍重视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义——中国当代文学中大量出现的“正面主人公”，恐怕就来源于托尔斯泰的道德主体。
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几千年来“士”或“士大夫”继承和维护的这一传统，在“五四”时期仍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延续，只不过在“民主与科学”的旌旗摇荡、大反传统文化的四面喊声中，这一传统潜伏在人们的深层意识里。从“五四”时代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一面将中国传统道德加以托尔斯泰化，一面将托尔斯泰道德主义加以政治化。从此，托尔斯泰更象东方人了，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也就摆脱不掉道德与政治的制约。
不管怎么看，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意识。
自托尔斯泰传入中国，中国人对他的译介、研究远远超过对其他俄国作家的关注。
我们前面说过，托尔斯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同我们民族的传统意识较一致，他的道德主义、“忏悔意识”与“五四”时代刚刚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需求相契合，他对宗教正统思想、教会的伪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无情的批判力量正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需要……这一切说明托尔斯泰在昨日中国的影响是说得通的。
前辈们如此钟爱托尔斯泰，并不等于我们也必须象父辈们一样。今日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会不会讨厌这个爱“侃”的俄国老头呢？我们有理由这样想，因为时代毕竟变了，不同世代之间的感觉往往会有较大的差距；我们应该这样想，因为托尔斯泰不同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早已跨越国界、跨越民族，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畴，在世界产生过而且正在产生着非文学的影响；我们早该这样想，因为在这样一位世界级的伟大作家身上，肯定具有世界公认的代表人类共通性的某些恒定的东西。它是什么？
国门洞开，八方风来。中国人在发出“世界真奇妙”感叹的同时，带着新思维、带着新眼光重新打量起我们所熟悉的固有的一切。当代读者讲求多向思维、多向选择，而托尔斯泰的世界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广阔天地。
重新拜读托尔斯泰，我们恍然大悟，托尔斯泰这么具有“超前意识”：一个多世纪前他就将目光从令他失望的西方移开，投向梦醒时分的东方。果然，二十世纪的今天，他不迷信的西方文明开始放下架子，东进取经来了。托尔斯泰料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个文明都不能千秋万岁。重读拜读托尔斯泰，我们猛然发现，原来他身上还有这么多的“全球意识：”他的作品无一不是以俄罗斯生活为素材，但在运用这些素材时，他始终围绕着“改善全人类生活”这一圆心。我们竟能从他的作品中随时抽象出带有人类普遍性的哲学、宗教、法律、道德、政治等多方面的问题。这种凌驾于社会与时代意识之上的气质与才能，正是成为一个世界级文化巨人的必备素质。也许我们的前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只不过由于斗争的需要，大家一直都沉浸在发现他的“为人生”艺术的兴奋之中，还来不及评点、论说更深一层的东西。
沿托尔斯泰这条大河逆流而上，我们幡然领悟，俄罗斯文化中的“超越”因素原来就十分强大。没有它，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不可能在短短的一百年间，以令世人难以相信的程度，造就出一颗接一颗的巨星；以令世人吃惊的速度，创造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缺少“超越”因素，中国人没有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的观念，中国文学太拘泥于“改良社会”、“批判现实”、“宣传主义”。我们少的正是俄罗斯文学那种既平易近人又超然大气的浩荡气势——平民意识加沙皇气派制造出的强大魅力。
站在与下个世纪交接的大门前，我们回望你这脚跨两个世纪的伟人——托尔斯泰，从中国人亲切地唤你作“托翁”之日起，你就成为我们可亲可近的师长与朋友。我们与你的神交比你的生命还长。你伴随我们度过“战争与和平”的风风雨雨，你使许许多多你的异国知音踏上“复活”、新生的旅程。
世代在一代一代地轮转，历史和文化在这轮转中变易……人事无论怎样代谢，难得的都是像你这样的朋友。
契诃夫——你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
象冈察洛夫一样，契诃夫 （1860—1904），这位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最后一个巨匠，也曾到过中国。
契诃夫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兴趣。1890年，在前往沙俄最大的苦役场——萨哈林岛调查囚犯的监禁生活时，契诃夫路经我国黑龙江，记下了他当时对中国的印象。匆匆过客，浮光掠影。不过这也许就是一种预兆：在他身后八十九年间，他的作品长驱直入中国腹地，为大江南北的中国读者所接受、熟悉。
兼短篇小说巨匠和戏剧革新大师于一身的契诃夫，对于我国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复杂又微妙。
跨越世纪，走近我们——契诃夫到中国
契诃夫属于最早一批被介绍到中国的俄国作家。
1907年，吴梼从日文翻译了契诃夫的小说《黑衣修士》。1910年，包天笑又将契诃夫的小说《六号室》（即《第六病室》）译介给中国读者，但包氏译文有许多夸张的引申，而这正是契诃夫故意不说，留有回味余地的一贯风格，也是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独特体现。与此同时，契诃夫的两个短篇《戚施》和《塞外》被鲁迅与胞弟周作人收入他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但该集上下两册仅卖出二十本，其影响可想而知。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译成中文的契诃夫短篇作品还有：《庄中》、《生计》、《写真帖》。这时期，契诃夫作品的单行译本有两种，但这些译作都影响极小。这与“五四”以前的俄国文学译介在翻译文学中地位较低是一致的。“五四”以前，我国译者只对契诃夫作品中的短篇小说感兴趣，对他的剧作却冷落一旁。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翻译界对俄国作家作品的选择译介中。
契诃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是在二十年代初。
1919年，沈颖发表了契诃夫《神学院学生》的译文。1920年，天津《新社会》连载契诃夫《唉，众人》的译文、《解放与改造》发表契诃夫戏剧《熊》的译文；同年，《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也发表几部契诃夫的译作，它们是 《戏言》、《犯罪》、《赌胜》和《阴雨》。
1921年，契诃夫的照片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号外不仅刊载了他的照片和传记，而且还有他的译作——王统照译的《异邦》和邓演存译的《一夕谈》（《静诺奇卡》）。在这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丰收年里，俄国戏剧翻译异军突起，打破了译坛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郑振铎将耿济之译的《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和他本人译的《海鸥》一并收入他编的《俄国戏曲集》。至此，契诃夫五个多幕剧中的四个都被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1923年，耿济之、耿勉之合译的《柴霍甫短篇小说集》出版，这是最早的一个契诃夫小说集，收入七篇短篇小说。1924年，瞿秋白译自俄文的《好人》发表。
1925—1927年间，北京出版了曹靖华译的契诃夫另一个多幕剧《三姊妹》和独幕剧 《蠢货》、《求婚》、《婚礼》和《纪念日》。这样，契诃夫的五部著名多幕剧全被翻译了过来，而且马上就有重版本出现，不止一次被搬上舞台。
契诃夫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之后，翻译数量和种类直线上升，越来越受到重视。在1917—1927年的十年间，单行本的俄国文学作品有六十五种，其中契诃夫十种，仅次于托尔斯泰（十二种）。二十年代以后，契诃夫作品的发行量愈发长盛不衰。
三十年代，赵景深从英文译出八集《柴霍甫短篇杰作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除小说和剧本外，契诃夫的传记、札记、日记及通信集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有好几个译本，如《宝贝儿》、《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一个小公务员的死》、《草原》、《樱桃园》等。四十年代，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都在中国名重一时。比较系统全面译介俄国名家名作成为许多译者的心愿，普希金、莱蒙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契诃夫等作家的选集都被列入出版计划，但只有《契诃夫戏剧选集》出齐了六种译作。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伴随着这些译作，四十年代涌现的一批文学、外语造诣均深的契诃夫译者逐渐为中国读者熟悉，象汝龙、曹靖华、焦菊隐、丽尼、满涛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契诃夫的中文译者阵容相当强大，其中不少人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作家、评论家——鲁迅、周作人、包天笑、徐志摩、傅斯年、王统照、瞿秋白、郑振铎……
四、五十年代是我国译介契诃夫的高峰时期。1950—1958年上海推出汝龙译自英文的二十七集《契诃夫小说集》，该集收入契诃夫中、短篇小说二百二十篇。
六、七十年代，我国大陆的俄国文学翻译跌入低谷。契诃夫也象其他俄国作家一样被打入冷宫。
八十年代，俄国文学翻译重新回到正轨上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建国以来的最大规模，根据俄文十二卷本《契诃夫文集》，推出十二卷《契诃夫文集》中译本。这是自契诃夫作品被介绍进入中国之后，八十多年来最有连续性、质量最精的契诃夫作品中译本。
通观契诃夫的创作，他的一些在中国版本最多的作品是《樱桃园》、《伊凡诺夫》、《三姊妹》、《万尼亚舅舅》、《万卡》、《套中人》、《第六病室》、《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其中，《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变色龙》这两部被列入世界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