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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是善意的，他一方面对其笔下地主的庸俗空虚、浅薄无聊予以辛辣讽刺，另一方面又对其所属的地主阶级堕落到如此地步流露出痛惜之情；而吴敬梓则更多地为笔下人物的道德沦丧、精神沉论而痛心。在艺术风格上，《死魂灵》反映了作者的参与性，读作品时，总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就在身边帮你理解人物，而读《儒林外史》时，读者却感觉不到读者与作品间作者的存在。
《死魂灵》的成功获得跨时代、跨国界的意义。“钦差大臣”到中国
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是果戈理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戏剧作品。它又是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契诃夫的《樱桃园》和《三姊妹》、高尔基的《夜店》等一道，驰誉中国剧坛的俄罗斯名剧。
据茅盾回忆，二十年代初《巡按》（即《钦差大臣》）中译本出现之后，上海神州女校就首次排演了此剧。中国观众很快接受了俄国的“钦差大臣”。1935年11月，《巡按》正式在上海上演，从此走向全国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话剧舞台。1936年，导演史东山又将《巡按》改编成电影《狂欢之夜》，为了更适合中国普通百姓的口味，故事改为发生在二十年代中国江南的一小城。从此，《钦差大臣》在中国普及的范围更广了。在新中国的戏剧舞台上，《钦差大臣》同样受到青睐。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4年8月底近五年间的话剧演出，有这样的数字统计，1950年起演出《狂欢之夜》（鲁思根据《钦差大臣》改编）共20场；从1952年起演出《钦差大臣》共330场。不仅如此，海峡彼岸的台湾岛1950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大系》收进了果戈理的《巡按》。俄国的《钦差大臣》完全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接受了。
《钦差大臣》同《死魂灵》一样，都是果戈理根据挚友普希金提供的素材，并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写成的。它的内容是：在外省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市长及其官员们得到钦差大臣将微服私访的消息，惊慌失措，竟把路过此地住在小旅馆里的一个彼得堡十四等文官赫列斯塔科夫误认为钦差，争先恐后地巴结他，向他行贿。赫列斯塔科夫正好因赌博输光了钱，此时见市长亲自把他接到家中热情款待，实在有些得意忘形。于是他将错就错，饱吃饱喝，还逢场作戏，和市长的妻子、女儿调情。一向媚上欺下的市长巴不得跟这个能说会道的彼得堡大人物攀亲，答应将女儿许配给他。骗子赫列斯塔科夫将自己的“奇遇”写信告诉他在彼得堡的一个朋友，然后扬长离去。而这封信被当地的邮政局长偷拆。正当市长在家大宴亲朋，得意地庆贺佳婿入门，并对自己步步高升寄予愿望时，邮政局长跑来拆穿了骗局。官员们如梦初醒，互相指责、抱怨。就在他们吵闹不休的时候，卫兵通报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官员们顿时惊恐万状，呆若木鸡。
《钦差大臣》曾一炮打响俄国剧坛。1836年在彼得堡公演时，万人空巷，争购戏票，印数有限的剧本也很快供不应求。连彼得堡宫廷的大臣们都纷纷前往观看。据说沙皇看了《钦差大臣》后说：“在这儿所有的人都挨了一顿罚，尤其是我。”《钦差大臣》中的人物姓名第二天就成了众口相传的普通名词。“赫列斯塔科夫气质”已作为专有名词进入俄语常用词汇，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剧本的范围。
《钦差大臣》在中国的意义也不一般，它是中国人民认识历史，认识旧时代所遗留的各种恶习弊端的镜子，也是中国讽刺文学创作的优秀楷模。
对果戈理的作品一向怀有深厚感情的鲁迅对于果戈理戏剧的翻译演出，也一向予以特别的重视。翻译家丽尼曾回忆，1935年鲁迅观看了《钦差大臣》的演出，并就剧中小旅馆门应该朝里还是朝外开、市长妻子的扮相应该俊还是丑、仆人应是聪明还是傻而自作聪明等关键性的细节，提出了宝贵意见。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俄国文学传统的透彻感悟、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细致观察及对这部剧作的深刻理解。鲁迅的这些艺术见解，不仅推动了《钦差大臣》的演出，还帮助果戈理的爱好者进一步从整体上理解这部名剧。
《钦差大臣》驰名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和中国人对它的特殊领悟。剧中人物的脸谱，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们不由得从俄国官僚想到中国官僚，正如陈白尘所说：“它帮助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了中国的官僚政治，认识了自己当前的敌人。”此外，自己不具备的东西往往都会引起好奇心——在天性中，中国人是不善于喜剧性夸张的，因而这种适宜于喜剧性夸张的辐射形戏剧结构对中国读者和观众很有吸引力，进而波及到中国现当代作家们的创作：张天翼的小说《欢迎会》正是《钦差大臣》式的结构模式，各种形象和行为围绕着一个大人物的视察展开；陈白尘的三幕讽刺喜剧《升官图》并不刻意描写事件，而只是为剧中人物的活动制造一个合适的契机，这恰是对果戈理辐射结构的妙悟；老舍取材于真人真事的 《西望长安》采用的也是辐射形戏剧结构，但对这个结构的功能利用不够充分；沙叶新以一部《假如我是真的》为文革后的中国舞台重新唤回了对果戈理辐射形结构喜剧的记忆。该剧的夸张和谐感很是贴近《钦差大臣》，对骗子的处理与果戈理对骗子的塑造手法非常相似，同时作者注意挖掘人物的深层情感，获得了喜剧所特有的感染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严肃性，有别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粗犷豪放的随意性。中国人注意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上述三部戏剧的结局处理都不同于《钦差大臣》。中国人不会让骗子象赫列斯塔科夫那样，阴谋得逞后还逍遥法外，必须予以理性的惩办。
《钦差大臣》在中国“巡行”半个多世纪不衰。今天，从未读过《钦差大臣》的中国读者，如果去翻翻这部作品，也许会大吃一惊：怎么一百五十八年前，充盈于旧俄罗斯偏僻小城中种种乌七八糟的东西———贪污行贿，敲诈勒索，媚上欺下和愚昧不化……我们并不陌生？对了，正象巴金论及《假如我是真的》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我不能不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还有非现代的东西，甚至还有果戈理在一八三六年遗留的东西。”
从“外套”里钻出的范老老师
吴先生、汪文宣……
果戈理《彼得堡故事》中最著名的一篇《外套》被公认是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直接描写小人物的又一佳作。诞生于1842年的《外套》与《钦差大臣》同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到1927年《外套》已经有两个以上的中译本。
和果戈理的其它小说一样，《外套》的情节十分简单：九品小文官巴什马奇金为人老实忠于职守。职位低微、生活穷困的他，因老穿着一件补丁落补丁的外套到部里上班，时时受到大人物的奚落。他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做了一件过冬的新外套，可第二天晚上赴宴回家途中被人剥走。去告状，他的不幸遭遇不但没得到同情，反受到大人物一顿斥责。这个一贯逆来顺受、受尽欺辱的可怜虫从此一病不起，最终悄无声息地死去。
《外套》忠实地再现了当时俄国生活中小人物的本来面目，没有偏见蔑视，也没有美化拔高。它同 《狂人日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体现着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民主性和人道精神。《外套》对俄国后来出现的“自然派”作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十九世纪下半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 《外套》中孕育出来的。”这种塑造小人物的方法确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鲁迅、张天翼、沙汀等一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正是在较深地理解了果戈理，尤其是《彼得堡故事》中的果戈理之后，才把目光转移到中国社会的“小人物”身上。《外套》一进入中国、便成功地调动了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讽刺文学写凡间小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于是，中国文坛出现了巴什马奇全式的“小人物”。如沙汀笔下的范老老师（《范老老师》）、张天翼笔下的陆宝田（《陆宝田》）、叶圣陶笔下的吴先生（《饭》）。甚至连巴金这样激情四溢的作家也不免写出了又一个中国的巴什马奇金——唯唯懦懦、忍辱苟安的悲剧人物汪文宣（《寒夜》）。从其他一些中国作家写小人物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果戈理《外套》的烙印。
果戈理的作品魅力四射。他笔下那些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仍能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唯利是图、荒淫无耻、卑鄙奸诈、阿谀奉承等人类的劣根性时有表现，乞乞科夫、赫列斯塔科夫、巴什马奇金式的人物不时出现。
1852年，四十三岁的果戈理拖着病体，将《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扔进火里。随着多年的心血化成灰烬，这位从乌克兰乡间走来的一代大师孤独地离开了人世。五十五年后，他那不死的魂灵走入中国。
从1907年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最初介绍果戈理至今，中国读者所知的这位文坛巨人的作品已远不止限于《狂人日记》、《死魂灵》、《钦差大臣》、《外套》这几部，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肖像》、《鼻子》、《塔拉斯·布尔巴》、《婚事》等佳作在鲁迅、瞿秋白、耿济之、姜椿芳、韦素园、鲁彦、孟十还、魏荒弩等几代翻译家的共同努力下，为更多的中国读者熟悉、接受。
从前面的行文中，读者已不难猜到，在众多的译介者里，鲁迅不仅是最初结识和最早介绍果戈理给中国的人，而且也是研究和翻译果戈理作品最力的一位。鲁迅一生先后译介过二十一个国家的一百六十六位作家，其中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共四十七位，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果戈理，又是鲁迅评论最多、翻译其作品最多、见解最精的一位。从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到逝世前翻译《死魂灵》，鲁迅曾在十九篇文章和通信中谈到果戈理。鲁迅一生如此重视研究果戈理，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鼓励别人评介果戈理。果戈理对鲁迅影响之深、更从鲁迅本人的创作中体现尽致。前文已作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果戈理的文学遗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曾经历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除鲁迅之外，张天翼、沙汀、鲁彦、叶圣陶、陈白尘、老舍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学习借鉴过果戈理。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当东西方文学交流空前频繁时，果戈理的位置已失去了往日的醒目，但在当代中国讽刺文学中，我们还是不难从蒋子龙的《找“帽子”》、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贤亮的《黑炮事件》等作品中听到果戈理的声音，尽管中国的讽刺文学至今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
果戈理当初是以“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丁玲语）的姿态步入中国新文学的。几十年来，我们对果戈理的研究一直是沿袭社会批判的思维模式进行的。这给果戈理研究蒙上了极深的社会政治色彩。这样做实际是降低了果戈理应有的档次。好在新一代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