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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还是读书(1)-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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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的统治阶层,保卫中国古代资本主义是他们共同的利益。
而日本是严格的阶级制度,有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区分,武士是封建的支配阶层,本身还分了20多种等级。各等级是世袭的,不能流动。富农、商人、高利贷即使买入土地,在法律上也不承认。即使拥有土地,也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进入统治阶层。下级武士也不能获得高的官位。日本的封建社会,货币权和土地权对立,被支配阶级和支配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道路是闭锁的,是非常严格的等级制社会。
中国早已具备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各阶层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人格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主要靠自由契约的经济联系,但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其一,整个旧大陆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引发技术突破。其二、经济长期稳定导致人口过剩,没有提高机械效率的动机。其三,社会缺乏中层组织,不适合大工业时代的复杂管理。事实上,由于中国长期稳定,在社会结构上〃早熟〃,封建时代的组织资源过早消亡,在大工业-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际,竟手足无措。反观日本,虽然也引进了中国的儒教,但大量武士却一直直接管理经济,虽然这种制度在16世纪后阻碍了自由经济的扩张,却与大工业时代,军事-经济-政治一体化,大批管理人员层次化的特征非常符合,最终在19世纪支持了日本的腾飞。
第五节 开国与维新
第五节 开国与维新
1840年鸦片战争失利,中国被打开国门。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攻击日本,日本国门也被打开。《南京条约》的内容无庸赘述,下面着重讲述日本的经历。佩里对日本有三个要求,第一是保护在日本沿海遭难避风的美国船只的乘员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是为船只提供补给;第三是促进日美两国贸易。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进展,纺织业飞跃发展,需要开拓亚洲市场,日本是绝好的中继站,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便于船只的补给。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规定了诸如治外法权、不得自订关税、割租界、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但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和清朝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稍有些有利内容,如禁止鸦片输入、外商不得在特许地以外贸易等。虽然日本中国签订的条约多少有些差异,但都在战争失利后被强制纳入西方的单方面自由贸易体制。
1859年,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长崎、箱馆开港,世界霸主英帝国迅速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横滨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进出口额急剧上升。1865…1868年间,横滨的出口占总出口的8、9成,进口占7、8成。主要的出口货物为生丝、蚕种、茶、海产物等第一产业的生产物,进口是毛织物、棉织物、金属、武器、舰船等工业制品。这体现了显著的内外经济落差。外国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以及背后经工业革命改造的生产体系,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
开港使横滨及关东地区的经济空前繁荣,大量的农田变桑田、茶园。但是,由于生丝大量输出,价格急剧上涨,以生丝为主要原料的绢织物生产地带关西地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日棉纺物的大量输入,又使棉纺地带受到了很大打击。日本固然从贸易中得到一些利润,但对于前工业化国家而言,没有贸易利润转移支付给受打击的产业与人口的能力。于是富人奢侈消费,物价飞涨,靠固定俸禄生活的下级武士生活更加困难。地域和阶层差距急剧扩大,不满在酝酿。
同一时期,中国的上海也由小渔村迅速成长为新兴国际大都市,非常繁荣。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单方面自由贸易的恶果一时并不显著。日本的武士阶层规模巨大,靠出口资源无法维持全体统治阶级的生活。中国则不同,文士-官僚阶层的相对数目很小,无须独立自主,当买办,依靠出口原料和人口的利润就可以活的很好。于是,中日两国的〃士〃对开国带来的刺激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武士以攘夷为动力,推动建立中央集权,团结一致对抗外压。外压使日本松散的封建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中央集权。中国文士则没有捍卫国家的动力,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大循环,彻底放弃了工业化的道路,只是依靠各国殖民者的妥协才能维系名义上的统一政权,从八国联军到九国公约,莫不如此。
日本开国使少数高级贵族和商人得益,物价上涨,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使拿固定俸禄的下级武士,部分手工业主、商人受到很大打击。一些下级武士在豪农豪商的支持下开始了攘夷运动。1863年的萨英战争和1864年的长州攘夷战争,均告失败,英美等国仅以不到10艘军舰进行炮击,就轻松摧垮了攘夷派的军队,攘夷志士们意识到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直接攘夷不能成功,从而转向了倒幕,因为幕府是日本的买办势力,代表少数从贸易中受益的高层贵族,要建立统一的日本,用全国的资源来进行贸易。在这种气氛下,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同时打出〃尊王〃的旗帜,使倒幕派有〃大义名分〃,于伏见鸟羽一战大败幕府军队,1868建立了新的明治政府。
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前期是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萨摩人),大久保利通(萨摩人),木户孝允(长州人)。后期是伊藤博文(长州人),山县有朋(长州人)。这些维新志士都是下级武士出身。维新首先是废藩置县,藩主的领地被剥夺,打破封建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然后是〃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允许自由通婚,自由择业,土地自由买卖。武士的俸禄被剥夺,不再垄断军政职位,平民也可以从政从军。由于政府可以对藩主和上级武士进行赎买,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如成为商人、地主、资本家等,组成了新的组织结构,但在重工业体系建立之前,下级武士只有破产一途。于是部分武士又造反反对新政府,1877年,西南士族拥戴西乡隆盛反乱,爆发了西南战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维新同志间刀枪相见,最后西乡隆盛兵败自杀,同年木户孝允病死,而获胜的大久保利通在1878年被武士暗杀。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战争中,特权商人三井给政府提供物资,三菱为政府军运送军火和给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明治后财阀的基础。后来,西乡隆盛被平反,并于1891年在东京上野公园为他立了个铜像,西乡隆盛是日本武士的象征。
1871年,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到美欧视察,细致考察了美欧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回国后写下了《米欧回览实记》,其中美英各20卷,最为详细,德国10卷。回国后,大久保利通以英国为蓝本,开始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1850年代,幕藩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从外国购买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技工,创办了一些的枪炮、火药、造船、制铁等现代工业,一部分藩为了增强经济实力,还引进了纺织等轻工业。维新后,这些现代工厂被明治政府接收和重组,设立了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海军造兵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由陆海军省直接经营。1870年,日本设立工部省,致力于铁道建设、矿山的开发、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基础,从英国引进高炉技术,设立釜石制铁所,确立了采矿…制铁…机械制造的近代重工业。在政府向重工业投资的同时,华族(原来的公卿、藩主等封建贵族)大量投资现代工业,是日本最初的民营企业。后来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负担,把大量的官营事业免费或极低的价格交给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经营,并提供大量的经营补助金。三井、三菱等特权商人反过来为政府提供资金,左右政府的运行。这些亦官亦商的财阀,被称为〃政商〃。 大久保利通视察美欧回国后设立了内务省,自任省长,致力创建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内务省以官业为中心,对民间近代产业进行严格的规划指导。
日本在维新以后的殖产兴业,坚决限制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和合资,对历史遗留的外国控制事业,不惜高价赎买回收利权。如1872年,高桥…横滨间的日本第一条铁路,是举外债,聘请英国的技术人员自主修建,自主经营,坚决贯彻排除外国的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与同期清国坚持单方面开国的政策成了鲜明对照。
1892年,日本的工业企业共2746家,总投资6901。6万元,水陆交通业319家,总投资9474。5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1亿6376。1万元。作为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0年代才开始发展,比日本的起步时间稍晚,且产业投资的规模和系统性完整性远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根据1894年的统计,洋务派设立的工矿业企业数15个,总投资额1545。7万元,交通运输类企业数7个,总投资额1250。9万元。两者合计总投资额2796。6万元。1880年代开始,中国地主、商人也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到1894年,设立了160个制造企业,途中破产的很少,总投资额约461。5万元,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采掘类企业20个,总投资额约261万元。也出现了小型汽船制造和经营,但投资的规模很小。民间的投资总额约722。5万元。洋务派和民间资本家两者合计,总投资额仅3519。1万元。远远小于日本对近代工业的投资。
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指导思想没有多少不同,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是〃和魂西体〃,积极导入西方的近代工业,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日本原来是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取消武士俸禄,使原来藩主、高级武士等占有的资源让了出来。明治初年,用于安置藩主、武士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3(秩禄处分)。这样政府就有财力对工业投资。至于农民,租贡负担并没有减少,明治政府早期岁入依然要靠土地税,占总岁入的约85%。农民的生活困苦,各种暴动维新后依然不断。不过,允许农民自由择业,自由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武士阶层虽然被取消,但武士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组织纪律性,为推行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为早期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人力资源。幕藩时代,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一直由政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封建时代亦官亦商的〃政商〃,与幕藩财政共生,明治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各项事业在民营和国营之间来回转换,并没有什么阻力。
中国则不同,因为早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改革的对象。没有封建贵族可供革命,没有剩余的财源可剥夺,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割地赔款导致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承担更多的租贡,因为中国农民早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勤奋劳动或刻苦读书而进入上层社会,简单的说自由民权没有意义。另外中国传统上政经分离,中央小政府,很少干涉经济,对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缺乏经验。各商人、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政府很难采取象日本那样的针对性的扶持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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