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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鲁迅性格的称颂，也没有脱离社会政治背景。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而在毛泽东所说的“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已不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那末，“骨头是最硬的”一类“硬骨头”，岂不很可能有被视为“反骨”的危险了吗？
苏联文学界，在十月革命初期，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同路人作家。后来，随着苏联国内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党内高层的分化影响于全局的政治生活，这些同路人也分化了，犹如鲁迅目击过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同路人”乃变成贬义词。在中国，“同路人”这一词语的强调提出，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声中，康生在《红旗》杂志撰文，把不能紧跟他们搞极“左”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都说成原本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只能同一段路，到社会主义站口就得分道扬镳了。这个意思，在1957年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派运动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中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即运动中落马的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如冯雪峰、丁玲等人，都是只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民主派”，到社会主义阶段，便显得格格不入了。这一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改定的。十几年后的“文革”当中，周扬也已被打下去了，在“批邓”声中，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外，又提出“抓民主派”的口号，部署斗争。后来因为毛泽东逝世，这一切宣告中止。
假设鲁迅不幸而活到1976年，而侥幸他得以在前此的所有关隘脱身，最后怕也还是难逃“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谥号的：资产阶级可因世界观来划定，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或同情革命的人也都是“民主派”，其在社会主义关头合该打倒，言出法随，似乎也成了天经地义了。尽管毛泽东说过“共产主义的鲁迅”，那又怎样？彭德怀不是曾被尊为“惟我彭大将军”，刘少奇不是曾被尊为“白区工作的模范”吗？选集上白纸黑字，那怕什么，下回重印，删掉就是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圣之时者”，此之谓欤！？
2003年3月11日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50节 要继承什么样的鲁迅遗产？（1）
——黄宗江先生访谈录陈丹青记
陈丹青（以下称丹）：新世纪伊始，由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首先披露的“毛罗对话——假如鲁迅还活着”设问求答，一直成为文化人关注的话题。令妹黄宗英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同时发表，震动了海内外文坛。这被公认为新世纪文化界第一件大事。您是怎样看待这件大事的呢？
黄宗江（以下称黄）：本来么，这原是个史料考证的题目。1957年夏“毛罗对话”很简短，表面上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小小不言的插曲。经过这么众多文化人的反复研讨，看来大有深意在焉。因为这关系到对于2０世纪两大代表人物的正确认识和评价。鲁迅与毛泽东的存在与影响，非同小可。
丹：这个“设问求答”，引发出许多深刻的反思。
黄：鲁迅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留给后人非常复杂而丰富的遗产。在中国历史上，可与儒家和道家的影响相比，而现实意义更为巨大。这两宗精神思想遗产，只要讨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甚至面对21世纪的现实和瞻望未来社会时，都不能回避。
丹：我们讨论鲁迅的命运，实际上是讨论文化人自身的命运。这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文化人必须认真对待的。
黄：其实，宗英妹从开始起草《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数月内几易其稿的过程中，她作为一个历尽磨难的文化人，也有重重顾虑。真是难为她了！
丹：听说，您作为黄宗英的长兄，对于这篇文章的诞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多年以来有云：“天下文章数舍妹，舍妹文章由我改”。不过，这一次宗英的文章全是由她独立完成的。她的担子真重啊，但果真挑起来了。
丹：此话怎讲？
黄：因为这个四十多年前的回忆，完全是由她独一份儿。兄长我无缘列席1957年7月7日在上海的那次聚会，怎能代替舍妹来回忆？不过，再三鼓励她独立完成，倒是确有其事。
丹：令妹笔端多灵气，她还有什么顾虑？
黄：怕再挨整呗。四十余年，心有余悸！不仅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66年以后的“十年浩劫”，一直到1980年10月，妹夫赵丹临终的一席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遭受的围攻，死后都不得安身，全是因为“说真话”招致没顶之灾。何况现今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亟需最后关怀。要是别人，乐得三缄其口，何苦惹是生非！
丹：今非昔比。令妹的出场做证，博得文化人普遍的好评！在她澄清史实的基础上，论证转入了一个新阶段。
黄：可称为“向纵深发展”了。文章很多，美不胜收。其中要推荐一篇文章，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很有意思。
丹：我也有我个人的看法。秋石论文中，“在第十一遍读完《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后，用排比句的笔法，一连提出四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鲁迅的后代，还是万千热爱鲁迅的读者，应当说，目标是一致的”。但我看各人的目标，在这问题上并不都“一致”，也不能强求一致。比如某些人对于周海婴、周令飞的人身攻击，跟我的看法就很不一致。
黄：学术讨论中的人身攻击是最不可取的。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不必作的”。这本是文化人论辩的基本规则之一。
丹：秋石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为由，再三推销他写的研究萧红萧军的宏文，他说“面对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价，海婴先生依旧是一言不发”。
黄：自己给自己作广告也未尝不可。
丹：这当然应予宽容。但是，据秋石自称已经有了“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价”，他尚嫌不足，居然斥责周海婴对他“一言不发”无暇捧场，这就难以理解了。难道秋石“需要的鲁迅遗产”就是点名要海婴先生为他捧场，否则就不吝辱骂和人身攻击吗？
黄：何必理会。我想海婴也不至于跟这位秋石（不知真名）一般见识。
丹：秋石文章后半部有点儿费解。
黄：但也有他可取之处，就是提出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这个重大课题，值得大家深入探讨。
丹：是的。对于“鲁迅遗产”究竟是什么，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这也是“假如鲁迅活着”设问求答的核心问题。多少年来，文化界配合政治任务，对于“鲁迅遗产”往往一味强调他的战斗性和自我牺牲精神。
黄：“韧”的战斗也罢、自我牺牲也罢，“横眉冷对”也罢、“孺子牛”也罢，毕竟是表现形式。我倒要问：究竟为何而战斗？为何而牺牲？鲁迅的根本目的何在？总不能说为战斗而战斗，为牺牲而牺牲吧？当然可以说是“为人民”，但这太笼统。
丹：“战斗观、牺牲观”是完全彻底为政治服务的。发展到“文革”达到极端，强调“鲁迅遗产”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日。“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空前的纪念大会。由陈伯达主持，姚文元作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基调报告，主题为“红卫兵战士们对剥削阶级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相应地，又强调“鲁迅遗产”就是“牺牲精神”，要求“革命造反派”极左派无条件、无代价地牺牲个人独立与自由，绝对服从所谓民族或国家或集团的“整体利益”，绝对服从所谓“革命需要”，成为“小小螺丝钉”也就是驯服工具。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却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们自己的私利肆无忌惮地恶性膨胀，自己当“革命工头”，当“奴隶总管”，而一味要求别人甘心情愿做奴隶、奴才，完全为主子做牺牲。这就必须装模做样、假惺惺地做戏（难怪整整十年里只有那么几出“样板戏”）。假大空、打砸抢，这些“做戏的虚无党”完全违背了鲁迅精神。
黄：十年浩劫期间几乎禁止一切“封资修”的书籍，只准读《毛选》和《鲁迅全集》。许多被“专政”的文化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通读了鲁迅著作。我认为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反专制、反虚伪，反对“瞒和骗”，反对扼杀言论自由，反对图书审查制度；鲁迅主张力争人权、人性、人道，主张“人学”即“仁学”。因而鲁迅如果活着，一定会反对“文革”，痛斥“造反派”为流氓痞子恶霸的！这真是极大的讽刺。鲁迅如果还活着，绝对不能宽恕“造反派”对他的歪曲、利用和嘲弄。鲁迅如果还活着，一定会面对血腥镇压和大屠杀写出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血债要用血来还”，并且将匕首投枪直对专制魔王刽子手，“一个也不宽恕”！
丹：此地必须讨论究竟什么才是“宽容”的原则。这个问题容易混淆不清，引起误解。我认为宽容主要是对人的，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宽容是人权的保障，是一种民主的社会制度。宽容是对于当权者、执政者的要求。宽容决不是对于暴政、暴行的宽恕！对于扼杀人权、残害人命的坏事，不能“宽恕”。鲁迅精神的实质，正是对人的爱、对人权的宽容，同时对恶的憎恨、对专制暴政、对罪恶的坏事不能宽恕纵容！
黄：我还要补充，我认为“鲁迅遗产”的精华是“真”——说真话、辩真相、干真事、求真理。
丹：我同意。说真话就是反虚伪、揭穿“假面”、反对“瞒和骗”。然而仅仅“说真话”还是不够的，因为“说真话”、“写真实”只表明叙述者、作者主观上应有的起码的道德、基本的诚实态度。但有各种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观上说的写的虽然自以为是“真话”，但其中可能包含观察过程中的欠缺、认识过程中的误会、片面，以至于造成客观上的“假象”；且有时主观上说真话者、写真实者，因不明客观的真相而上当受骗，所以还必须揭露假象、辩明事物的真相，这就是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伪存真”。再有，单单辩明真相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干真事，认真、坚忍不拔、不马虎、不敷衍，付诸实践行动，负责到底。说了真话、辩了真相、干了真事，最终才能求真理。这些原则，在鲁迅著述中经常提到，但未能系统化。我们有责任来进一步阐明，对此很值得写一部关于“真”的专著。
黄：鲁迅思想以一贯之，就是把人人当作人，一切为了人。他最早探讨“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