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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十年代末，对战争危险的预感就开始体现在俄罗斯诗歌中，有了这种准备，俄罗斯诗歌便能对突然爆发的卫国战争作出迅速的反应。最早对战争作出反应的是抒情诗，战争爆发的第二天（6月23日），《真理报》上就发表了苏尔科夫的《我们以胜利起誓》和阿谢耶夫的《胜利将属于我们》两首短诗。战争首先需要的是高声疾呼的诗，俄罗斯富有公民激情的诗歌传统在战时得到了积极的继承和发扬。战争初期的诗，充满热烈的呼唤，有极大的感召力。作为热情演说家的诗人们那一行行诗句，恰如一声声号角，其中又充溢满腔的愤怒：“前进！进攻！一步也不退后！我们的身后是莫斯科。”（苏尔科夫）“你见到他多少次，就杀死他多少回！（西蒙诺夫）“我们要让敌人俯首，让野兽和懦夫吃尽苦头。” （吉洪诺夫）“打击敌人，让他无力，让他在血泊中呛死。”（英贝尔）
有恨的诗，就有爱的歌。没有对祖国和亲人的爱，就没有对敌人的恨，战争促成了爱与恨的奇妙结合，爱，激发了人民对侵略者的恨，鼓起了人民生活的勇气，坚定了他们胜利的信念，正如诗人普罗科菲耶夫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为了使恨更为强烈，／让我们来谈谈爱。”战时脍灸人口的名篇——西蒙诺夫 （1915—1979）的《等着我吧》就是这样一首“爱的歌”。诗人试图表明，前线战士的无限思念和爱人 （已非某一具体女性）充满信心的等待，既是战士生命的寄托，也是未来胜利的保证：
等着我吧，我要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候。
等待着，当那秋天的雨
勾起你的忧愁。
等待着，当那雪花狂舞，等待着，当那暑热临头，等待着吧，当人们忘记昨天，不再等待他人的时候。
没有等待过的他们不明白，是你用自己的等候，在炮火中
将我拯救。
我是怎样生还的，只有你我知道——
那只是因为你啊，比任何人都更能等候。“等待”一词在这首诗中的反复出现（近二十次），吟出了感情的急切，也道出了信心的坚定，是前线将士心声的最好表达。因此，这首诗受到了他们超乎寻常的喜爱，有人将它抄录在致远方爱人的信中，有人将它从报上剪下来揣在贴心的口袋里，有人还将它的诗行醒目地刷在开往前线的军车上。
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诗歌创作中最为突出的是长诗的成就。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1941）、英贝尔的《普尔科夫子午线》（1943）、别尔戈利茨的《二月日记》和《列宁格勒之诗》（均 1942）、阿利格尔的《卓娅》 （1942）、安托科利斯基的《儿子》（1943）、普罗科菲耶夫的《俄罗斯》 （1944）、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1945）以及阿赫马托娃、卢戈夫斯科依、斯维特洛夫、马尔蒂诺夫、鲁奇耶夫等人的作品——短短的四年中，居然涌现出这么多名垂文学史的长诗杰作，确是俄罗斯诗歌史上一个较为罕见的现象。
吉洪诺夫（1896—1979）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是首长诗，但不是叙事诗，因为其中没有一个始终的情节，贯穿长诗的是前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战前已经去世的基洛夫的形象。深夜，被困的列宁格勒，身披军大衣的基洛夫在满城巡视。他遇到了海岸的哨兵、“基洛夫”工厂的老工人和青年救护队员，对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十分高兴。最后，基洛夫亲临郊外战场，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战斗。长诗中贯穿着的基洛夫的身影，使得某些批评家认为，长诗的意义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形象。实际上，颂扬基洛夫的这篇长诗，其重心却是对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的刻画和讴歌作者不过是通过基洛夫的双目，反映了列宁格勒人的光辉业绩；通过基洛夫的形象，集体体现了列宁格勒人的性格特征。作者后来回忆起这首诗的构思时，曾说它是描写革命家基洛夫和列宁格勒人民这两种愿望相结合的产物。
1942年夏，安托科利斯基（1896—1978）唯一的儿子沃洛佳在前线牺牲，诗人悲痛欲绝，以一个慈父的哀伤和思念织就了《儿子》这一首字字血、声声泪的诗篇。长诗以一个清晨父亲对儿子的呼唤开头，中间穿插着对儿子少时生活、对送儿上前线场面的深情回忆，接着写到儿子的壮烈牺牲，最后是父亲与爱子催人泪下的道别；
别了，我的太阳。别了，我的良心。
别了，我的青春，可爱的儿子。
别了，火车不会从那方驶来。
别了，飞机也飞不到那方去。
别了，什么样的奇迹都不会发生，我们只有梦，那些梦圆了又缺。
《儿子》的力量，不止于它道尽了一个父亲的哀伤，还在于它表达了千万个父亲共同的情感：恨敌人，爱儿子，为儿子的牺牲感到痛苦，也为他的殉国感到骄傲。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一名军官的儿子牺牲了，军官想写一本悼念儿子的书，但在读了《儿子》一诗后，他说：“我的书不需要了。这里写尽了我想说的一切。这是所有父亲们的话。”“所有父亲们的话”——这就是 《儿子》一诗的价值所在。
卫国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长诗，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这篇代表卫国战争时期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杰作，有如下一些特点：一、结构的开放性。紧密抱合着的三十个章落，各自又可独立成篇，各为一完整的故事，作者自称这本“一个战士的书”是“无头无尾”的，无头，因为“从头叙起时间不够”，无尾，原因是“舍不得年轻的主人公”，在长诗的创作过程中，许多读者不断给作者写信，提供素材或询问结局，作者因而在《答＜瓦西里·焦尔金＞的读者》一文中肯定这部作品是他与前线读者共同创作的。这种罕见的作者和读者创作过程中的密切配合和交流，是形成这部长诗开放结构的原因之一。二、主人公的典型性。作者不想将焦尔金变成一个可敬不可亲的英雄，他反复强调焦尔金是一个“平常的小伙子”，“这样的小伙子，每个连里总会有，每个排中也找得到”。但焦尔金身上无疑集中着前线士兵们的主要性格特征，如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爱，对侵略者刻骨铭心的恨，作战的勇敢机智，行军宿营时的幽默俏皮，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等等。每一个勇敢的前线士兵，都可以在焦尔金身上看到自己。焦尔金是当时文学中最成功的典型之一。三、作品的记实性。这首长诗的创作史与卫国战争的历史在时间上是基本吻合的。“这些诗行，这些书页，是岁月和进程的特殊记载：从西部的国界，到自己的首都，从自己的首都，打回西部的国界，又从西部的国界，打到了敌国的首都”。战争的每一进程，都在诗中得到了相应的反映，使这部长诗具有编年史的性质，更有人将它称为“卫国战争的百科全书”。四、风格的抒情性。这一点主要是通过诗中以“作者的话”、“谈谈自己”等为题的七个整章的抒情插笔表现出来的。在这几章中，作者探索了焦尔金性格的社会、历史基础，歌颂了焦尔金和他的战友们的勇敢精神，预言了苏联人民的必然胜利。这几章，不仅起到了作品结构上的联结作用，更主要地是以强烈的抒情性保持了长诗情绪上的统一。
第三节 战时的小说创作
战时的散文、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由政论、短篇进而中篇、长篇的体载扩大过程。在内容上，则一直是以战争为主题，这一题材，甚至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被继续着。战时的小说创作，不仅记录下了俄罗斯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而且为作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重要分支之一的“战争文学”、“军事文学”开创了先河。
在战时的四年时间中，中、短篇小说是多见的体载，长篇小说则较少见。在中、短篇小说中，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的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最具代表性。
中篇《人民是不朽的》写于1942年，是同类体裁作品中出现较早的一部。在这个中篇中，格罗斯曼 （1905—1964）以一个团中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塑造了团政委鲍加列夫、团长梅尔察洛夫、侦察员伊格纳季耶夫这三个主要人物。三个人物虽然同为一个团中的指战员，作者却赋予了每一个人物以象征性的含义；政委体现了党对军队、对战争的领导，因为是政委帮助团长克服了骄傲和盲目等缺点；团长和侦察员在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中表现出的勇敢无畏精神，是人民军队全体将士风骨的集中体现；在结尾处，负伤的政委与侦察兵互相搀扶，表达了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就这样，作者试图通过同一环境中的不同人物，表达出小说题目所包含的概括意义，使这个描写具体的人和事的中篇具有了某种宏大的气势。若干年后，它的作者在另一部巨著《生活和命运》中更加充分地显示了他的史诗气魂。
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1944）是一个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小说写道：坦克手德略莫夫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容颜被毁，由一个英俊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残疾人。当他探亲时，父母和未婚妻都未能认出他，他因此而痛苦，经过一番沉思，他决心不“暴露身份”，不给亲人增添痛苦，于是重新返回部队。而父母得知真情后，为他而自豪，未婚妻也表达了她忠贞不渝的爱情。作者通过对这几个人物白描般的记述，表达出了俄罗斯普通人高尚的胸怀。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归纳到：“是的，你们看看这几个人，他们听代表的就是俄罗斯性格！一个人看样子似乎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但是一旦严重的灾难临头，在他身上就会产生出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人性的美。”在小说的最开头，作者曾担心地写了这么一句：“俄罗斯性格！对于一个篇幅不长的故事来说，这个题目未免太大了。”可是，读完小说后，人们发现，作者成功地在一个短短的故事中完成了对民族性格的概括，这一性格就是勇敢和忠诚，就是对痛苦的承受能力。这一性格，是俄罗斯人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1944）写的是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作者用新闻体的手法，对萨布洛夫营修筑工事、进行巷战的“日日夜夜”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描写。小说中还细腻地描写了营长萨布洛夫对女护士阿妮雅的爱情，但为了战争，为了胜利，这对互相倾慕的有情人却不约而同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他们 （还有作者）相信，他们只有在胜利之后才有权利享受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幸福。这既表现了主人公的坚强，也表达了他们对胜利的坚定信念。这部小说在发表后立即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战争胜利后不久，大批在战时写作、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纷纷面世，其中不乏佳作，如波列沃依的描写一位勇敢的红军飞行员密烈西耶夫在被截去双腿后仍以坚强的毅力重返蓝天的《真正的人》（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