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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实际出发，发掘汉语词汇的文化积蕴，注重语言学的应用性，为读者解决常见、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最重要的治学方法。元好问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老师的著作不单教给了我们知识，更度给了我们金针。
二、深入浅出
我总怀疑“深入浅出”的内部逻辑结构是前因后果——能够浅显地讲清要说的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对该问题进行了真正深入的钻研。《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是介绍古代文化的著作中比较好读的一本。这不仅体现在书中列举大量古代诗文对所论加以印证时为这些诗文略加了注释，更重要的是老师对所论了然于胸，故能一言中的。如“深衣”，今人十分陌生。清人有过专考，然因深衣有异称，其考证繁琐而使人不得要领。老师指出深衣与襦相对，故为长衣，深衣外有罩衫，故为中衣，是深衣即为贴身长衣（见第一编·衣与裳）。令人涣然冰释。
能深入，源于对研究对象的热爱。与同龄人相比，老师更像经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老一辈学者，对国家民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充满炽热情感。其研究之专注投入，学林罕见。如为了解古天文知识，老师曾在仲夏夜于学校操场仰望星空，拿着用红布蒙着的手电筒与手中星图对照，来识别星的方位、等级，记忆星宿位置。这样“笨”的学习、研究方式，恐怕是今天很多学者不屑学，也学不了的。这种下苦功夫对中华文化进行基础性研究，正是对中华文化热爱关注的体现。
要深入，就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上文提到的从语言实际出发，发掘汉语词汇的文化积蕴，注重语言学的应用性，为读者解决常见、急需解决的问题等宏观方法外，老师还注重语言资料的积累。从通读的大量古代文献中搜集、积累第一手材料的具体方法，也是这本书成功的重要因素。老师年轻时惯于在吃饭时、公共汽车上乃至走路时读书，推想起来是只能诵读而不便落笔的，而我们这些学生当年见到老师并不太多的藏书时，印象最深的却是上面画满了各种记号，老师亲手摘录的语料卡片数量也曾大大地震撼过我们。这一点从《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征引诗文例证之丰赡可见一斑。这些例证，不是简单地通过《经籍籑诂》之类的工具书就能检索得到的。即使在电脑和网络资料已十分丰富的今天，也还不可能轻松地检索到这么多切合适用的例证。更不用说《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所举相关诗文还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以文化证语言，是对其中词义的发明考释了。
执着钻研，无徵不信，真正全面把握研究对象，浅出就有了基础。而表达的流畅生动，则来源于老师的深厚文学功底和长期的教学实践。这也是北师大中文系老一辈学者的传统，陆颖明、俞叔迟、启元白等先生均以此见长。而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老师的《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及《古语趣谈》（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自是典范。
三、系统周密
科研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地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分类成功与否，体现了研究者对客观世界、研究对象的认识程度。《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内部有着严谨的结构与层次。如论‘头衣”（帽子），首先分为头衣、头饰两大类，在头衣下又分出贵族头衣、平民头衣两小类，于贵族头衣下又分论头衣的形制和头衣的质料，而在头衣形制下再分述平时头衣、战时头衣，平时头衣下复分冠与冕、弁两类。通过这样分层分类的介绍，虽然仅是一本小书中的一个章节，却已为读者勾勒出了古代头衣的完整内部系统。而全书则构成了古人服饰、饮食、宫室、车马的系统基础知识库。当然，这样的知识库，建立在对古代文化整体把握了解的基础上。
其实，老师原本打算撰写有关古代礼俗的一套著作，分论古代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族宗法、姓名避讳、迷信禁忌、医疗保健、朝野礼仪，然后在这基础上再撰写总论中国文化的专著。但教务和政务占去了老师太多的时间精力，目前完成的还只有《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这一种。王国维说王念孙欲为《释始》、《释君》诸篇而未就，令人有俄空之憾，然其所成之《释大》已足示后人治诂训之矩矱，“盖大家之书，足以启迪来学者，固不以完阙异也。”（《观堂集林》３９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出版）从治学方法的角度，我想只好以观堂之论暂释老师不能遂其初愿的遗憾了。
以上是我再次学习《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的体会，出版社和责编陈金华同志还命我介绍一下这本书出版以来的社会影响。囿于见闻，我就不敢置喙了。我只知道国外的一些学者曾多次来信向老师索要此书，这当然不足据以论其“影响”。我还知道，在此前此后所公开刊行的一些谈古代文化的书本（恕我就不称之为“论著”了）不重事实者有之，以洋说中者有之，断章取义者有之，歪批错解者有之（当然，袭用老师的论述而不注明者亦有之）。不是还有把《尔雅·释诂》中的文字断句为“林烝、天帝”，从而判定古人把树林称为上帝的吗？所以，我非常理解那些在没有购到《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而图书馆所藏又很不容易借到的情况下不得不破费复印此书的学生。北京出版社慧眼识珠，决定重版此书，于这些学生不啻福音，我这里预先替他们为出版社喝彩。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匆识于香山
“大家小书”序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第一编 服装和佩饰
一、头衣
我们之所以沿用“头衣”这个古代的说法，而不说“帽子”，是因为上古文献中没有“帽”字。直至秦汉时期，头衣还没定名为帽（冒）。
古代的头衣又称元服。因为元本指头。《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先轸（晋大夫）］免冑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仪礼·士冠礼》：“令月（好月份）吉日始加元服。”郑玄注：“元，首也。”《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头衣，元服，都是统称。细分起来，上古贵族男子的头衣有冠、冕、弁。
l．冠
冠，是一般贵族所戴的普通帽子。男子长到二十岁要行冠礼。《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冠”与“字”都是动词。冠读去声guàn，贯。字，另取别名。）行冠礼时有很繁缛的仪节。少年男子一经行过冠礼，社会和家庭就按成人的标准要求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合于封建道德。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把戴冠看成是一种“礼”。《晏子春秋·内谏下》：“首服（元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晋语》：“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于是冠就成了贵族的常服。《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述卫国内乱，子路被人砍断了系冠的缨，他说：“君子死，冠不免。”于是，停下战斗来“结缨”，被对方杀死了。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当冠而不冠是“非礼”的。例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载：“［齐］景公……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返之，曰：‘尔非吾君也。’景公惭而不朝。”（闺：宫门。刖跪：因罪被砍去脚的人，这里指受过刖刑而守闺门的人。）不仅帝王将相如此，有“教养”的平民也如此。《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未做官时“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
这种规矩一直贯穿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先左丞平居，朝章（朝服）之外，惟服帽衫。归乡，幕客来，亦必著帽与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从其子赴仕，必著帽，遍别乡曲。”如果犯了罪，就如同奴仆罪犯，不应戴冠。所以当战国时的赵国公子平原君得罪了信陵君，信陵君准备离开赵国时，平原君要“免冠谢，固留公子”。（《史记·魏公子列传》）摘去冠，以示自己有过错，自降身份。
正因为冠是贵族到了一定年龄所必戴，所以也就成了他们区别于平民百姓的标志，成了达官贵人的代称。李白《古风》二十四：“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盖：车盖。）鲍照《代放歌行》：“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如果与“童子”等表示年龄的词语对称，“冠”的意思便偏重于指成人（当然也不是庶民）。《论语·先进》：“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沂：水名，在今山东省。风：吹风、乘凉。舞雩：祭神求雨的坛。雩：yú，鱼。）《曲礼上》又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意思是从十岁到不满二十是幼年，任务是学习；二十至二十九岁是弱年，进入这个阶段时要行冠礼。后代即以“弱冠”连称表示年岁。王勃《滕王阁序》：“等终军之弱冠。”按，《汉书·终军传》载，终军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谒者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