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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认为，人类这种生命“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另一个欲望就立刻产生了”。当基本欲望未满足时，更高级的需求并非没有，而是不太急迫，尚未成为当务之急；一旦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尚未满足的高一级需求立刻成为全部注意的中心，低一级的需求由于已经得到满足，就不再占据注意中心而处于“静止的、不起作用的状态”。
马斯洛提出的检验是否属于基本需求的测试条件如下：“一、缺少它引起疾病；二、有了它免于疾病；三、恢复它治愈疾病；四、丧失它的人宁愿优先寻求它，而不是寻求其他的满足。”马斯洛排出的需求顺序依次是：“一、生理需求（食、色）；二、安全需求；三、归属和爱的需求；四、尊重需求；五、求知需求；六、审美需求。”
马斯洛认为，六大基本需求是从低级到高级有序出现的，当最基本的第一级需求满足之后，高一级的第二级需求立刻就成为首要需求；第二级需求又满足以后，更高的第三级需求又立刻成为最迫切的需求……
但他又认为人类这种生命“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因此我认为必须补充的是，实际上需求不仅是有序的，而且是循环的，即最初只要求最低限度的基本满足，比如先求不饿，然而就要求相对比较安全，等到六大基本需求在最低水平上达到满足后，一个轮回完成，需求就会发生循环。这时就不仅是要求不饿，还会追求（注意“要求”和“追求”的区别）吃饱吃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稀有的山珍海味，吃禁食的有鱼与熊掌，最后还可能畸形发展到用催吐剂把已经吃下去的食物吐出来再接着吃别的食物……甚至饮茶、喝酒、抽烟、吸毒（茶、酒、烟、毒肯定不能列入基本需求，但也许可以归入审美需求）。可见，仅仅在吃这一最低级的基本需求层次上，人类就会争奇斗艳永不满足，使最低级、最简单的需求不断高级化、复杂化。同理，其他每一项基本需求都有类似的从低级到高级、从最简单到复杂的几乎没有止境的“追求”，因此人类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关于六大基本需求的立项及其顺序，我基本上同意马斯洛的概括，要增减项目尤其是争论顺序当然是可能的，比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顺序就与马斯洛的“六大需求”的顺序有所不同。
罗斯福列于首位的“思想言论的自由”，部分相当于马斯洛列第四的“尊重需求”（但不完全重合）；罗斯福列为第二的“宗教信仰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列第三的“归属与爱的需求”；罗斯福列为第三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列第一的“生理需求”，罗斯福列为第四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的“安全需求”。
尽管顺序不同，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正好与马斯洛的前四大基本需求基本相当。不难发现：马斯洛的排序法是由低至高，而罗斯福的排序法是由高至低。为了便于比较，我把马斯洛的前四项基本需求由高至低重新排列如下：
一、尊重需求；二、归属和爱的需求；三、安全需求；四、生理需求（食、色）。
现在再把马斯洛的四大需求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比较一下：
一、思想言论的自由；二、宗教信仰的自由；三、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难发现，前两项属于高级需求或高级自由，两人所排次序完全一致，虽然措辞因表述者之社会角色有别而侧重不同，但可以认为首项都是关于世俗政治权力的，而次项都是关于超越性精神权力的。
后两项属于低级需求或低级自由，两人所排次序正好相反。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以社会群体为思维出发点，故认为自己的职责以保证民众的生存（免于匮乏）为首务，而以这种生存不受威胁（免于恐惧）为保障。故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生命如果必须作为代价，应该在所不计“丢卒保车”。例如，为了不让纳粹获悉盟国已经掌握了纳粹密码，以供更必要时之急需，邱吉尔听任希特勒按“月光奏鸣曲”计划轰炸考文垂市，而未通知该市市民事先撤离或防范。作为科学家，马斯洛以人类个体为思考出发点，故认为每一个体必然视避免不测事件为首务：安全第一，享受（食、色）第二。因为政治家的“政治正确”是保卫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牺牲少数人，还有大局在。而每个人的“生存策略”是保存自我及其亲人，自己这个“卒”，正是自己要保的最大之“车”。
不必对两者的惊人一致感到意外（我坚信两者不可能互相抄袭，也许在我撰写此文之前，还从未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过）。政治与科学就是如此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社会真理或人文公理，就是一切理智健全者能够达成普世共识的基本结论。
或许可以认为，罗斯福之所以没有列举马斯洛的“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没有把四大自由说扩充为六大自由说，并非他认为“求知”和“审美”不重要，而是基于下述原因：一、他认为这两项已经包括在“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两大自由中了。二、作为政治家，他不仅不必像科学家那样严谨，而且应该力避繁琐。三、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自古以来就是欧洲文明不言而喻的自由，作为西方人，罗斯福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文明民族会对几乎无害的求知和审美妄加干涉，即便是在他的演讲针对的被纳粹征服的土地上，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也基本存在。罗斯福是这样说的：“我们决心为这些被（纳粹法西斯或日本军阀）征服的民族，恢复人类的尊严，使为本身命运的主宰，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可见他认为不需要在纳粹征服的土地上恢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这两项自由即便在被纳粹征服的战时欧洲也基本存在。但他显然不知道，在被“日本军阀”征服的远东，自古以来就没有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从孔子的“恶郑声”到中古时代声讨的“亡国之音”到现代批判的“靡靡之音”，连无害的自由在专制的土地上也是不存在的。所以罗斯福在演讲中把“日本军阀”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只不过是顺便提到前者，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虽然正是日本人的攻击把美国人拖入二战的，但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征服”美国的土地。
马斯洛也许不会同意增减基本需求的项目，但他却同意，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需求顺序是可能改变的，比如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他强调了“个性”的作用。个性尤其在四大自由或四大需求之外发生作用，如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哪个更重要？在求知需求中还能细分，是自然真理还是社会真理更具吸引力？在审美需求中也能细分，是声之审美（音乐）还是色之审美（美术）更令人陶醉？这些都因人而异，而且主要是因天性而异。
另外，世事洞明的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基本需求的顺序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意义有所不同：“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色”属于生理需求，它被孔子视为少年人的最迫切需求；“斗”属于尊重需求，它被孔子视为中年人的最迫切需求；“得”属于安全需求，它被孔子视为老年人的最迫切需求。不难发现，这三大需求同样没有越出马斯洛的四大需求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又决非偶然地正好没有罗斯福因文明人普遍都不缺乏而忽略的两项自由：“求知”和“审美”。
但真正发人深省的是，在马斯洛的四大需求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孔子惟一没有涉及的偏偏是马斯洛视为次高级的“归属和爱的需求”以及罗斯福同样视为次高级的“宗教信仰的自由”。理由是一目了然的：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度。而这与孔子创立的儒学具有极大的关系。孔子本人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需求，顶多只是装模做样地“祭神如神在”，像后世善男信女以烧香拜佛为名，行踏青郊游之实完全一样。中国人不考虑“归属”问题，并非没有归属问题，而是没有选择归属的自由。因为考虑归属问题，必以选择自由为前提。既然中国人之全体（除庄子等极少数道家人物）都归属和依附于帝王，那么这个问题就根本是不允许提出的。另外，“爱”在儒家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性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传宗接代的世俗意义，而不可能升华出精神超越的形而上意义。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儒学礼教禁锢下，中国人几千年不知爱情为何物——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懂得。
二
绕了一大圈，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证明《告别五千年》中的“五身段”说决非比喻了。我认为基本需求的项目和顺序不仅依人的个性（如马斯洛所言）、年龄（如孔子所言）、性别（无须举例）而有所不同，而且会依民族文化的根性而有所不同（如罗斯福所忽略）。正如每个人的个别天性可以归纳为“个性”一样，每个民族的群体特性则可以归纳为“民族性”。为了避免种族主义之嫌，有人主张族群没有一般倾向。但种族主义者强调民族性是指差别的先天性，我强调民族性则是指差别的后天性，即文化特性和传统特性。我的观点与种族主义者的差别是：种族主义者认为族群有先天的特性，而我认为先天的特性只存在于个体之中，不存在于族群之中——存在于族群中的先天共性必是全体人类的先天共性，无须强调。此族群与彼族群不同的共同特性，一定是后天的、环境的、文化的、传统的。个体的天性有更多的先天成分，很难改造，而且也没有必要改造，除非是个体借助外力主动自发的自然改变，则纯属其个人自由。但群体的共同特性有更多的后天成分，因而不仅可以改造，对有进取心的落后民族而言则必须改造。但改造民族性应该是全体国民达成共识后的集体努力，而非以个别政治领袖的主观意志为标准加以强制改造。总之，个体的先天个性，应该“上帝的归上帝”；但群体的后天特性，却不能“恺撒的归恺撒”——因为现代文明的普世公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恺撒合法地存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告别五千年》中探讨了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的后天特性或曰传统特性。“五阶段说”正是我长期思考中华帝国衰亡史后作出的概括。采用肢体标志，是为了使这篇面向大众的哲学随笔中的思想得以形象化，既非随意的比附，也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以人为本”的实证主义。任何理论，如果不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据，必定是凿空之谈、虚幻之说。“五阶段说”其实就是我的“五大需求说”，但在撰写《告别五千年》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过马斯洛、罗斯福或孔子、庄子，我的思想总是从现实中来，而非从别人的思想中来。现在列举上述他人的思想，只是为了说明：我的形象化表达，都是穿着文学外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