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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某些以太理论家（如开尔芬）不信任迈克耳孙的“实验技巧”，洛伦兹指出，尽管迈克耳孙作了朴素的断言，但是就连他的新实验也“未能为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任何证据”。人们完全可以把菲涅尔的理论看成解释性理论，它解释事实，而不为事实所反驳。然后，洛伦兹证明，“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教给我们某些关于量纲变化的事情”：物体的量钢受它们通过以太的运动的影响。洛伦兹以极大的独创性造成了菲涅尔纲领中这一“创造性的转换”，从而声称“消除了菲涅尔理论与迈克耳孙实验结果之间的矛盾”。但他承认，“由于我们完全不知道分子力的性质，要检验这一假说是不可能的”：至少暂时它不能预测任何新颖事实。
同时，在1897年，迈克耳孙进行了他长期计划的在山顶上测量以太风速度的实验，但他没有发现任何以太风。由于他早先认为他已证明了斯托克司的理论，该理论预测在较高的高度上有以太风，他现在不知所措了。如果斯托克司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那么以太速度的梯度必定是很小的。迈克耳孙只得断言说，“地球对以太的影响延伸到相当于地球直径的距离上”。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结果，并断定1887年他从自己的实验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必须拒斥的应该是斯托克司的理论，而菲涅尔的理论必须予以接受。他决定要接受任何可以拯救菲涅尔理论的合理的辅助假说，包括洛伦兹1892年的理论。现在他似乎喜欢菲茨杰拉德…洛伦兹的收缩理论，到了1904年，他在卡斯的同事们试图发现这种收缩是否因材料的不同而改变。
多数物理学家试图在以太纲领的框框内解释迈克耳孙的实验，爱因斯坦都没注意迈克耳孙、菲茨杰拉德和洛伦兹，他主要受马赫对牛顿力学所作批评的激励，制定了一个新的进步的研究纲领。这个新纲领不仅“预测”并说明了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结果，而且还预测了一系列以前未曾梦想过的事实，这些事实得到了戏剧性的证认。只是到了这时，即二十五年之后，迈克耳孙…莫雷实验才开始被看成“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否定实验”。但这一点是不会被立即看到的。即使实验是否定的，当时也不清楚究竟否定了什么？而且，迈克耳孙在1881年认为他的实验也是肯定的：他坚持说他反驳了菲涅尔的理论，但证实了斯托克司的理论。迈克耳孙本人，然后是菲茨杰拉德和洛伦兹，还在以太纲领之内肯定地说明了这一实验结果。同一切实验结果一样，它对旧纲领的否定性只是后来才得以确立的，这是通过慢慢积累起来的在退化的旧钢领内部解释该实验的特设尝试、通过逐渐确立一个新的进步的胜利纲领从而把该实验变成一个肯定的证例而确立的。但永远也不能合理地排除恢复“退化的”旧纲领的某一部分的可能性。
只有通过极端困难而无限漫长的过程才能确定一个研究纲领取代了其对手；过于鲁莽地使用“判决性实验”这一术语是不明智的。即使人们认为一个研究纲领被原有的纲领淘汰了，它也不是被某个“判决性”实验淘汰的；即使后来把握不大地称这样一种实验为判决性实验，如果这个旧纲领没有一个有力的进步高潮，也是无法阻挡新纲领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否定性及重要性主要在于该实验所有力支持的新研究纲领中的进步转换，该实验的“伟大”不过反映了所涉及到的两个纲领的伟大。
仔细分析一下气运渐衰的以太理论中的竞争转换，是很有趣的。但是在朴素证伪主义的影响下，迈克耳孙的“判决性实验”之后的以太理论最有趣的退化阶段被多数爱因斯坦论者干脆忽视了。他们相信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单枪匹马地打败了以太理论，以太理论的顽固性只不过是由于蒙昧主义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反爱因斯坦论者也没有批判地检查迈克耳孙之后这一时期的以太理论，他们认为以太理论根本未受任何挫折：爱因斯坦理论中的长处在洛伦兹的以太理论中本质上都有，爱因斯坦的胜利不过是由于实证主义的风尚。但事实上，从1881年到1935年，迈克耳孙所做的一系列用来检验以太纲领的相继变体的实验提供了一个退化问题转换的有趣例子。（但研究纲领可以摆脱退化的低潮。众所周知，可以很容易地加强洛伦兹的以太理论，即使它在一有趣的意义上变得同爱因斯坦的非以太理论等值。在一个重大的“创造性转换”的范围内，以太可能会再回来的。）
我们需要以事后之明鉴来评价实验，这个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在1881年到1886年的文献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迈克耳孙的实验。甚至当一位法国物理学家保梯向迈克耳孙指出他1881年的错误时，迈克耳孙决定不发表纠正按语。他在1887年3月写给瑞利的一封信中解释这一决定的原因说：“我一再试图使我的科学界朋友们对这一实验发生兴趣，但没能成功。我从未发表这一更正（我羞于承认这一点）的原因是，这一工作得到的注意很少，这使我感到沮丧。我认为更正是不值得的。”顺便说一下，这封信是对瑞利的一封信的回答，瑞利的信使迈克耳孙注意到了洛伦兹的论文，这封信导致了1887年的实验。但即使在1887年之后，甚至在1905年之后，一般也不认为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充分有理地证伪了以太的存在。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迈克耳孙获得诺贝尔奖金（1907年）不是因为他“反驳了以太理论”，而是“因为他的精密光学仪器和分光仪，以及在这些仪器帮助下进行的方法论的研究。”还说明了为什么授奖演说中甚至没有提到迈克耳孙－莫雷实验。迈克耳孙在他的“诺贝尔演讲”中也没有提到迈克耳孙－莫雷实验；他闭口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他最初有可能设计出他的仪器来精确地测量光速，但他被迫改进这些仪器来检验某些特定的以太理论，而他的1887年实验的“精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洛伦兹的理论批评所激发的：这是当代的标准文献从来不提的一个事实。
最后，人们容易忘记，即使迈克耳孙－莫雷实验证实了“以太风”，爱因斯坦的纲领也照样会胜利。古典以太纲领的热心拥护者米勒当时发表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声明，说迈克耳孙－莫雷实验进行得没有条理，实际上以太风是存在的。这时，《科学》杂志的新闻通讯员吹嘘道：“米勒教授的成果从根本上打垮了相对论。”但是，爱因斯坦认为，即使米勒报道了真实的事况，要放弃的也［只不过］是“目前形式的相对论”。事实上，辛格指出，即使从表面上来看，米勒的成果同爱因斯坦的理论也并不矛盾：只是米勒对这些成果的说明同爱因斯坦的理论相矛盾。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新的加德纳－辛格理论来取代现存的刚体辅助理论，这样也就可以在爱因斯坦的纲领内充分消化米勒的成果。
（d2）卢默－普林希姆实验
让我们来讨论另一个所谓的判决性实验。普朗克声称卢默和普林希姆的实验在本世纪之交“反驳”了维恩、瑞利和金斯的辐射定律，“导致了”甚至是“带来了”量子论。但这些实验的作用更加复杂，而且同我们的方法很一致。卢默和普林希姆的实验不仅仅是结束了古典方法，而且得到了量子物理学的很好的说明。一方面，爱因斯坦量子论的某些早期理论蕴涵着维恩的定律，因而遭受卢默－普林希姆实验反驳的程度并不小于古典理论。另一方面，人们对普朗克公式提出了好几种古典的说明。例如，在英国科学进步协会1913年的会议上，专门开了一个辐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金斯、瑞利、J。J。汤姆生、拉莫尔、卢瑟福、布拉格、坡印亭、洛伦兹、普林希姆和玻尔。普林希姆和瑞利对量子理论的推测有意保持中立，但洛夫教授“代表了较陈旧的观点，并坚持认为不采纳量子理论是有可能说明关于辐射的事实的。他批评应用能量均分理论，而这一理论是量子论基础的一部分。支持量子论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同普朗克黑体发射率公式的实验一致。从数学的观点来看，可能有更多的公式同样符合于该实验。会议讨论了A。科恩的一个公式，这一公式产生了广泛的结果，表明它和普朗克的公式同样与实验相符。在进一步争论古典理论的源泉还没有耗尽的时候，他指出，将洛伦兹的薄板放射率计算扩展到其他情况也许是可能的。对于这一计算，任何简单的分析表达式都不代表全波长范围的结果，而且很有可能的是，在一般情况下，任何适用于全波长的简单公式都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普朗克公式也许不过是一个经验公式。”卡伦德举了一个古典说明的例子：“如果我们假设维恩关于全辐射能量分配的著名公式只代表内能，那么对这一公式与实验的不符便立即可以得到说明。正如瑞利勋爵所表明的那样，参照卡诺原理，可以很容易地推出压力的对应值。我所提出的公式（见《哲学杂志》1913年10月）不过是这样得出的能量密度与压力的和，这公式就辐射和比热来说，都令人满意地同实验相符合。我觉得这一公式要优于普朗克的公式，因为（还有其他原因）后者无法同古典热力学相调合，并涉及到量子的概念，或者说，涉及到一个不可分的作用单位，而这是难以想象的。我的理论的相应的物理量，我在其他地方称之为热分子，却不一定是不可分的，而是与原子的内能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关系，这种关系便是说明下列事实所需要的一切，即在特殊情况下，辐射可能是按原子单位发射的，而原子单位是一特定量的倍数。”
引用的这些话可能太冗长，但至少它再一次令人信服地表明，即时的判决性实验是不存在的。卢默和普林希姆的反驳并没有淘汰对辐射问题的古典解答。指出下面一点可以更好地描绘这种情形，即在新量子论纲领内部，普朗克最初的“特设”公式——它适合（并纠正了）卢默和普林希姆的材料——可以得到进步的说明；而在古典纲领内部，无论他的“特设”公式，还是该公式的“半经验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得到说明，除非付出退化的问题转换这一代价。顺便说一下，这一“进步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创造性的转换”：（爱因斯坦）以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学取代了波尔茨曼－麦克斯韦统计学。新发展的进步性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普朗克的理论，它正确地预测了波尔茨曼－普朗克常数的值，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它进一步预测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新颖事实。但在旧纲领内部发明出新的但可惜是特设的辅助假说之前，在新纲领展开之前，在发现表明新纲领中有了进步问题转换的新事实之前，卢默－普林希姆实验的客观相关性是非常有限的。
（d3）β衰变与守恒定律
最后，我要讲一个关于一项实验的故事。这项实验差一点成为、而并没有真正成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否定实验”。这个故事又一次说明，要断定从经验中到底学到了什么，经验“证明”了什么，“证伪”了什么，是极端困难的。要考查的经验是1914年查德威克对β衰变所作的“观察”。这个故事说明一项实验怎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