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我们成功地以“进步的”方式（即经替换以后比原先具有更多的已经证认的经验内容）替换了某一部分，我们就说它“被证伪了”。
我们也不需要朴素证伪主义者的第五种决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评价（句法上的）形而上学理论的问题以及保留和淘汰这些理论的问题。“精致的”解决方法是很明白的，只要句法上的形而上学理论所附带的辅助假说能以增加内容的变化来说明疑例，我们便保留这个理论。试以笛卡儿形而上学c为例：“在一切自然过程中，都有一种由（先验的）激发原则调节的钟表机制。”这在句法上是无法反驳的：它同任何时空上单称的“基本陈述”都不发生冲突。当然，它可以同这样一个可反驳的理论N相冲突：“引力是一种等于fm1m2/r2的，它有超距作用。”但是，只有就词义来解释“超距作用”，此外还可能将它解释为代表了不能还原为更深原因的最终真理时，N才与C发生冲突。（波普尔会把这称为“本质主义的”解释。）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认为“超距作用”是一个中间原因，然后我们比喻性地解释“超距作用”，认为它是近距作用的某种隐藏机制的速记。（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唯名论”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试图以C来说明N，牛顿本人以及十八世纪好几个法国物理学家作过这种尝试。如果一个作出这种说明（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作“还原”）的辅助理论产生了新颖的事实（即它是“可独立检验的”），就应该认为笛卡儿形而上学是好的、科学的、经验的形而上学，它产生了进步的问题转换。进步的（句法上的）形而上学理论可在其辅助理论保护带中产生持久的进步转换。如果把理论还原为“形而上学的”框架没有产生新的经验内容，更不用说新颖的事实，那么这一还原就体现了退化的问题转换，不过是一种语言练习。笛卡儿派为了说明牛顿派的引力而努力地维持自己的“形而上学”，就是这种纯语言还原的一个突出例子。
因此，如果一个（句法上的）形而上学理论同一个业经充分证认的科学理论相冲突，我们不象朴素证伪主义建议的那样淘汰这个形而上学的理论。如果它最后产生了退化的转换，而且有更好的、与其竞争的形而上学理论来取代它，我们才淘汰它。一个具有“形而上学”内核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与一个具有“可反驳的”内核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并无不同，只是纲领的矛盾的逻辑层次不同，而这种矛盾是纲领的动力。
（然而，必须强调，究竟选择哪种逻辑形式来表达一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方法论决定。例如，我们可以不把笛卡儿形而上学表述为一种“全称－特称”陈述，而表述为一种“全称陈述”：“一切自然过程都是钟表机构”。与这个全称陈述相矛盾的一个“基本陈述”便是：“a是一个自然过程，但不是钟表机构”。问题是，根据“实验技术”，或者根据当时的解释性理论，“X不是一个钟表机构”能否“确立”。因此，合理地选择一个理论的逻辑带式取决于我们的知识状况。例如，今天的一个形而上学的“全称－特称”陈述，随着观察理论层次的变化，明天可能变成一个科学的“全称陈述”。我已经论证了只有理论系列，而不是理论，才应被划分成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现在我又表明，甚至一个理论的逻辑形式，也只能在批判地评价它所在的那个研究纲领的状况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地选择。）
然而，朴素证伪主义的第一、二、三种决定是无法避免的，但正如我们将要证明的那样，可以稍许减少第二种决定以及第三种决定中的约定成份。我们不能不决定哪种命题应是“观察的”命题，哪种命题应是“理论的”命题，我们也不能不决定某些“观察命题”的真值。这些决定对于断定一个问题转换在经验上是进步还是退化至关重要。但是，精致证伪主义者至少可以规定一个上诉程序从而减少第二种决定的任意性。
朴素证伪主义者没有立下任何这样的上诉程序。如果一个基本陈述得到了一个业经充分证认的证伪假说的支持，他们便接受这一基本陈述，并允许它推翻被检验的理论，即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所冒的危险。但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不可以认为一个证伪假说以及它所支持的基本陈述同被证伪的假说一样是成问题的。那么，怎样才能揭露一个基本陈述的可疑性呢？“被证伪的”理论的支持者们根据什么可提出上诉并赢得上诉呢？
有人可能说，我们可以“根据基本陈述（或证伪假说）的演绎结果”来继续检验该基本陈述（或证伪假说），直到最终达成一致为止。在这一检验中，我们借助于所检验的理论或我们认为不成问题的某种其他理论，在同一演绎模型中，由基本陈述推出进一步的结果。尽管这一过程“没有自然终点‘，但我们总能达到没有进一步分歧的一点。
但是，当理论家对实验家的判决提出上诉时，上诉法院通常不直接审查基本陈述，而是审查据以确立基本陈述的真值的那个解释性理论。
一系列成功上诉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普劳特论者从1815年到1911年与不利的实验证据的斗争。在几十年的时间中，普劳特的理论T（“所有原子都是氢原子的复合物，因而，一切化学元素的‘原子量’都一定可用整数表示”）同证伪的“观察”假说如斯塔思的“反驳”
R（“氯的原子量是35。5”）相对抗。正如我们所知，T最后战胜了R。
对一个科学理论作任何认真的批评，第一步便是重建、改进这一理论的逻辑演绎表达式。在普劳特的理论面临斯塔思的反驳这个例子中，我们先进行这第一步。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按我们刚刚引用的说法，T和R并不矛盾。（物理学家极少将自己的理论表达得十分清楚，以至于没有回旋的余地，被批评家抱住。）为了揭示它们是矛盾的，我们必须以下述形式表述它们。T：“所有纯（同质的）化学元素的原子量都是氢原子量的倍数。”R：“氯是一种纯（同质的）化学元素，它的原子量是35。5。”后面这个陈述处于证伪假说的地位，如果得以充分证认，就可允
许我们使用形式B这样的基本陈述：“氯x是一种纯（同质的）化学元素，它的原子量为35。5。”其中，X是由某个时…空座标所确定的“一部分”氯的专名。
但是R的证认程度如何呢？R的第一部分取决于R1：“氯X是一种纯化学元素。”这是经过严格地应用当时的“实验技术”之后，实验化学家作出的判决。
我们仔细看一下R1的细微结构。事实上，R1代表着两个更长的陈述T1和T2的合取。第一个陈述T2可以是这样的：“如果一种气体经过了十七道化学净化程序P1，P2，…P17，剩下的便是纯氯。”T2是这样的：“X经过了P1，P2，…P17，这十七道程序。”认真的“实验者”仔细地应用了这十七道程序：T2是应该被接受的。但是只有根据T1，剩下的因而一定是纯氯这结论才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实验家在检验T时应用了T1。他根据T1来解释他的观察：结果是R1。然而在检验形势的单理论演绎模型中，这一解释性理论根本没有出现。
但假如T1这个解释性理论是错的怎么办？为什么不“应用”T而应用T1并声称原子量一定是整数呢？这样一来，根据T，这将是一个“确凿事实”，T1便会被推翻。也许必须要发明并应用其他的新净化程序。
这样，问题就不是面对“已知事实”我们什么时候应坚持一个“理论”，什么时候应当放弃一个“理论”。问题就不是当“理论”与“事实”相冲突时应当做什么。这种“冲突”只是由“单理论演绎模型”提出的。在一个检验形势的范围内，一个命题是“事实”还是“理论”取决于我们的方法论决定。“理论的经验基础”是一个单理论的概念，是相对于某种单理论演绎结构而言的，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第一级近似。但是如果理论家提出“上诉”，我们就必须使用“多理论模型”。在多理论的模型中，冲突不是“理论和事实”的冲突，而是两个高层理论的冲突：是提供事实的解释性理论与说明事实的说明性理论之间的冲突；解释性理论同说明性理论所处的层次可能不相上下。这样，冲突就不再是一个逻辑上的高层理论与一个低层证伪假说之间的冲突，不应该以一个“反驳”是不是真正的反驳这种方式提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受检验的“说明性理论”与明显的或隐蔽的“解释性”理论之间的矛盾，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问题在于把哪一个理论看作是提供“确凿”事实的解释性理论，把哪一个理论看作是“尝试地”说明这些事实的说明性理论，在单理论模型中，我们认为高层理论是由（权威的实验家）从外部提供的“事实”来加以判定的说明性理论：如果发生了冲突，我们便拒斥这一说明。在多理论的模型中，我们可以决定变换一下，把高层理论看作是判定由外部提供的事实的解释性理论：如果发生了冲突，我们可以把“事实”作为“怪物”加以拒斥。在多理论的检验模型中，几个或多或少演绎地组织起来的理论是结合在一起的。
单单这一论证就足以证明我们由前一个不同的论证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即实验不能轻易推翻理论，任何理论都不能禁止可事先规定的事况。并不是我们提出一个理论，大自然就可能大喊：“否”，而是我们提出一堆理论，大自然可能大喊：“矛盾”。
这样，问题就由如何取代被“事实”反驳的理论这个老问题转变为如何解决密切相关的理论之间的矛盾这一新问题。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应该淘汰哪一个？精致证伪主义者可以很容易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尝试取代第一个，然后取代另一个，然后可能两个都取代，并选择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业经证认的内容、能带来最进步的问题转换的新方案。
这样，我们便确立了当理论家希望对实验家的否定判决提出质疑时的上诉程序。理论家可以要求实验家详细说明他的“解释性理论”，然后他可以用一个更好的理论来取代它（实验家对此是很恼火的），根据这一更好的理论，他本来“被反驳的”理论可以受到肯定的评价。
但即使这一上诉程序也只能推迟约定的决定，因为上诉法院的判决也不是无误的。当我们要确定新颖事实是由于取代了“解释性”理论而产生的，还是由于取代了“说明性”理论而产生的，我们又必须决定对基本陈述的弃取。这样，我们只是推迟了并可能改进了这一决定，而没有摆脱这一决定。“朴素”证伪主义所面临的关于经验基础的困难，“精致”证伪主义也摆脱不了。即使我们认为一个理论是“事实的”，也即，如果我们迟缓的、有限的想象力不能为该理论提出一个替换者（象费耶阿本德所经常说的那样），就必须至少是偶尔地、临时地对该理论的真值作出决定。即使这样，经验在一重要的意义上仍是科学争端的“公正裁判”。如果我们要向经验学习，就无法摆脱“经验基础”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使我们